处事要通方圆之道。“方”，即方方正正，有棱有角，指一个人做事有自己的主张和原则，不被人所左右；“圆”，即圆滑世故，指一个人做人做事态度不鲜明，行为不果断，永远让人琢磨不透。
一个人如果过分方方正正，有棱有角，必将碰得头破血流；但是一个人如果八面玲珑，圆滑透顶，总是想让别人吃亏，自己占便宜，必将众叛亲离。因此，做人必须方外有圆，圆中有方，外圆内方。能够做到两者兼顾，做人做事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人生需懂方圆
《菜根谭》中说，好动的人就像云中的闪电一样飘忽，就像风中的残灯一样忽明忽暗，而特别喜欢安静的人就像已经熄灭的灰烬，也像毫无生机的枯木。这些人都不合乎中庸之道，其实人应该像在静止的云中飞翔的鸢鸟，同时又好像是在不动的水中跳跃的鱼，通过这种心态去观察万事万物，这样才能合乎道的理想境界。
孔子为了推行仁义主张，广泛学习，广收门徒，周游列国。据说有一次，他们师徒在大树下乘凉，等他们走后，人们就把大树给砍掉了。他们路过某个国家，人们就把他们的足印给铲掉了，这种侮辱，刚烈的人恐怕早已咆哮：“欺人太甚！是可忍，孰不可忍！”然而孔子忍了下来，虽然传说中的他是个大力士，但是他能方能圆，在他看来一生的时间不是很多，确实没有精力将这些侮辱性的事件提上日程。他将自己一生的精力和心血都用在思想传播上，结果不但得以高寿，而且成了圣人。虽然孔子一生未曾得志，惶惶如丧家之犬，但是他的仁义思想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主心骨。
在历史上，有很多人是圆有余，而方不足，他们为人处世往往缺少正气和原则，容易随波逐流，最后碌碌无为，即使真做了一些事情，也很少有不背负骂名的。还有一部分人，就像方孝孺一样，方有余，而圆不足，做人过于原则和正气，而且很多时候不知道变通，最后成为了“烈士”。后一种人是值得我们同情的。这种过于正气的人如果能够更加务实一点，如果能够在大节上坚持自己的原则，在细节上有所变通，也许会活得更好。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这样的人，以他们做人的方式，想融入到一个群体，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因为他们过于方，容易刺伤很多人。其实，如果他们能够变圆一点，很多时候，并不影响他们坚持自己的原则。
人要做到能方能圆，才能所向无敌。
“方圆之道”是一种为人处事的妙方，它的基本含义是：做人要圆通不圆滑，灵活但不失准则。如此，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方能够得心应手，进退自如。
圆通而不圆滑
做人做事必须圆通，只有圆通才有方式方法可言。
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必须分清是非，建立自身的道德原则和价值标准，这是“方”，“无方则不立”。但是，只有方，没有圆，为人处事只是死守着一些规矩和原则，毫无变通之处，过于直率，不讲情面，过于拘泥于礼仪法度，不懂得根据具体的情况灵活把握，则会流于僵硬和刻板。比如郑人买履的故事，他在去市场买鞋之前，先量好自己脚的大小尺寸，等到了市场才想起自己忘了拿尺码。卖鞋的告诉他为什么不用脚试一试呢？他回答说，宁可相信尺码，不信自己的脚。还有刻舟求剑的故事等，就是指做人拘泥于已有的条条框框，刻板、僵化，不知变通。做人，要学会圆通，但不能圆滑。
圆通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持经达权。它意味着一个人有一定的社会经验，对社会有一定的适应能力，能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复杂的局面能控制得住。
圆滑这两个字，人们一般是不太喜欢的。那么，究竟什么是圆滑呢？它是指一些人在做人做事方面不诚实、不负责任，油滑、狡诈、滑头滑脑。圆滑的人外圆内也圆，为变通而变通，失去原则，表面上看是对人一团和气，实际上已丧失了原则立场。
圆滑是一种“泛性”。它可以表现在一个人如何做人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之中：既可以表现在他的“政治行为”之中，也可以表现在他的“工作行为”之中，还可以表现在他待人接物的细小事务之中；有成熟意义上的圆滑，如“老奸巨猾”，也有一般意义上的圆滑，如为了占小便宜之类的圆滑。
在对某些问题的判断和看法上，圆滑的人常以“很难说”或“不一定”之类的话来搪塞。每一句话都对，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说了等于没说。在遇到什么重大的事或难办的事时，圆滑的人更是不会轻易表态。往往只在有了“定论”之后才发表他的“智者的高见”，事后诸葛亮的“妙语”比谁说得都好听。
圆滑的人一般都是“随风倒”的人。像墙头上的草，善辨风向，见风就转舵。这类人，没有是非标准，“风向”对他们来说是唯一判别的标准，谁上台了就说谁的好，谁下台了又开始说谁的不好。
圆滑的人，情感世界复杂多变。待人接物显得非常“热情”，充满了“溢美”之辞，然而只要你细细地观察，这类“热情”中不乏虚伪的成分。这类人，当面净说好话，可一转脸就变成骂娘的话了。这类人，怀揣一种肮脏的心理，设置一些圈套让一些不通世故的人往圈套里钻，甚至“坑”了人家还要让他人说一句感激的话。
满脑子“圆滑”的人，看什么事情都觉得相当圆滑，连带看什么人都觉得丑陋、卑鄙。圆滑者可鄙，我们应该做一个圆通而不圆滑之人。
在中国，做人要圆顺些，通达些，做什么事情，有时候需要迂回曲折，多绕些路，这样就能完成一些相对困难的事情。这样做，就是圆通。圆通当不能丧失自己的原则，否则就不免流于圆滑。要有责任感，但不能因为自己的原则而让别人“屈服”，要学会“和而不同”，很好地与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人相处。
可方可圆，不偏不倚
人生就像大海，处处有风浪，时时有阻力。船头之所以造成尖形或圆形，是为了乘风破浪，更快地驶向彼岸。那么，我们是与所有的阻力正面较量，拼个你死我活，还是积极地排除万难，去夺取最后的胜利？
生活告诫我们：处处摩擦、事事计较者，哪怕壮志凌云，即使聪明绝顶，也往往落得壮志未酬泪满襟的后果。为了绚丽的人生，我们往往需要更多的痛苦的妥协。
在复杂多变的旧中国，许多正直而明智的知识分子，为了维护人格的独立，他们不是锋芒毕露，义无反顾，而是有张有弛，掌握分寸，逐渐形成了“外圆内方”的性格。蔡尚思1935年写作《中国社会科学史》时，欧阳予倩就告诫这位青年文学家：“秉笔的态度自然要严正，不过万不宜有火气……可否寓批评于叙述中呢？”这些知识分子在当时就是这样，在事关大是大非、人格问题的原则上毫不含糊，旗帜鲜明，在方式方法和局部问题上委婉圆融，有所妥协。
然而，只圆不方，就成了一个八面玲珑、滚来滚去的圆。这样的圆是圆滑。方，是人格的自立，自我价值的体现，是对人类文明的孜孜以求，是对美好理想的坚定追求。
“取象于钱，外圆内方”是近代职业教育家、中国民主同盟领袖黄炎培为自己书写的处世立身的座右铭。他在1946年调解国共冲突时，未尝不委曲求全，“不偏不倚”，从未与蒋介石拉下脸。而当蒋以“教育部长”一职许愿企图拉他进入“国大”时，黄炎培却不为所动，回绝道：“我不能自毁人格！”维护了自己的政治立场。
可方可圆，能够把圆与方的智慧结合起来，做到该方就方，该圆就圆，方到什么程度，圆到什么程度，都恰到好处，左右逢源，就是古人说的“中和”、“中庸”。
做人做到方正不容易，但要做到方圆更难。人既要圆通，又要不圆滑。一切都需要控制好一个“度”。
刚柔相济，方圆无碍
方与圆、刚与柔两者的含义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圆为和谐、变通、灵活性，体现了柔韧、柔弱的一面，方则为个性、稳定、原则性，体现了刚直、刚强的一面。刚而能柔，这是用刚的方法；柔而能刚，这是用柔的方法。强而能弱，这是用强的方法；弱而能强，这是用弱的方法。在处理天下事时，有以刚取胜的，有以强取胜的；有以柔取胜的，也有以弱取胜的。做人亦同此理。
自然界中弱小者常靠柔韧的品性战胜强大。天下之物莫柔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雪压竹头低，地下欲沾泥；一轮红日起，依旧与天齐。飓风狂暴地侵袭小草，小草只摇晃了一下身子，依然保持了生命的绿色。
人也如此。年轻时，孔子曾去求教老子，老子不跟孔子说话，只是张开嘴让孔子看。深奥的哲理不必用语言交流，但却可以体悟。两位哲人心领神会，张嘴而不说话的哲理：牙齿掉了，舌头还在。牙齿是硬的，舌头是软的，硬的东西因其刚强而死亡，软的东西因其柔弱而存在。所以人到老年，刚硬的牙齿不在了，而柔弱的舌头仍旧灵活自如。刚往往只是外表的强大，柔则常常是内在的优势。因此柔能克刚便成了一条辩证的法则。
刚直容易折断。曾有人这样说：方与严是待人的大弊病，圣人贤哲待人，只在于温柔敦厚。所以说广泛地爱护人民，这叫做和而不同。若只任凭他们凄凄凉凉，保持自身冷傲清高，如此，便是世间的一个障碍物。即使是持身方正，独立不倚，也还不是能济世的人才，充其量只能算一个性情正直、不肯同流合污的人士罢了。但是，只有柔又会怎样呢？倘若世界上只有柔，那就会成为可悲的柔弱，它就可任意扭曲，像一根在水里浸泡了许久的藤条一样。
刚与柔如鸟的两只翅膀，车子的两个轮子缺一不可。只刚就容易方，只柔就容易圆。为人处世，最好是方圆并用，刚柔并济，这才是全面的方法，也是成功之道。如果能刚而不能柔，能方而不能圆，能强而不能弱，能弱而不能强，能进而不能退，能退而不能进，注定失败，而此生永无翻身之日。
刚柔相济，大可以用来治理天下国家，小可以用来处世持身。聪明的拳击手常常以此取胜。中国的太极拳和日本的柔道也因此长盛不衰。晚清重臣曾国藩对此领略颇深，他说：做人的道理，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就会萎靡，太刚就容易折断。但刚不是说要残暴严厉，只不过不要强矫而已。所以他虽居在功名富贵的最高处，却能全身而归，全身而终。
做人处世若能刚柔相济，把方与圆的智慧结合起来，做到该方就方，该圆就圆，方到什么程度，圆到什么程度，都恰到好处，那就是方圆无碍了。方圆无碍，按现在的说法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这是一种最高级的战略，最高级的政策，也是为人处世最高级的方式、方法。
天下之物莫柔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自然界中，弱小的事物往往凭借它们的韧性战胜强大的事物。做人处世若能刚柔相济，把方与圆的智慧结合起来，做到该方就方，该圆就圆，方到什么程度，圆到什么程度，都恰到好处，那就是方圆无碍了。
中庸之道：执中致和
提倡“中庸之道”似乎有点不合时宜，因为这一思想曾一度被认为是一种处世圆滑、态度暧昧、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而遭受人们的鞑伐和批判。其实，从“中庸”思想的本意看，它并不是“奸猾”，置仁义于不顾，为保全自己而明哲保身，而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德行和智慧。
何谓中庸呢？孔子认为“中庸”即为“中和”。孔子说：“中”是有喜怒哀乐之情而未表现出来；“和”是感情表达时合乎节度。“中”，是天下事物的根本；“和”，是天下遵循的通则。如果人们能达到中和的境界，那么，天地间的一切就会各得其所，万物也就顺其自然而生了。
凡事，取乎中，是应对时代和任何事情的良方。中是不偏不倚，不左倾也不右斜的。非中则不能正，非正则不能稳，非稳则不能久。人生处世的要点，就在于“执中致和”。传说，远古时期的舜帝就是一个善于遵循“中庸之道”的智者，他不仅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同时又能加以审视，扬其善，隐其恶，取其中而施行于民，从而使天下化而治之。治理朝政者若能采用“中庸之道”，就可以处于无为而治的自由境地，避免过于专制，过于偏激，过于依恃。表面看似愚拙，内心里却实在是一种智慧，一种明亮。
孔子对“中庸”的评价甚高，他认为这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德行，几乎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超过它，若能把握中庸的道理，就达到了至高无上的境界。但是，一般人又很少能做到这一点。这是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这就是说：聪明的人过于聪明，认为它不值得去实行，而愚蠢的人又理解不了。君子和小人在这方面表现得就截然不同。君子的所作所为都合乎中庸之道，而小人的所作所为都违反中庸之道。君子之所以能合乎中庸之道，是因为君子能时时居于中，不过亦无不及；而小人之所以违背中庸之道，是因为小人对什么都太在乎或肆无忌惮，不知也不遵循中庸的道理。孔子深知“中庸之道”不是谁都能明白的，也不是常人所能做到的。只有那些有修养的君子才能够坚守。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导向容易使人们急功近利，追求表面的外在的东西。而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又容易使人们往往简单地理解矛盾的两个方面。对成功、富贵、权力等，总是期望达到顶峰，人人在我脚下才好，而对空虚、失败、贫穷、低下等，则唯恐降临到自己身上。这样，他们处高位不觉得满足，处低位反而一蹶不振。这两个极端都不会使人安宁和快乐，并且，对位高者而言，他们难以守成，很快会转入低下；而对位低者而言，他们欲速则不达，结果是成功也好失败也罢，一切都处在不安与失意之中。他们所缺乏的正是先哲提出并加以践行的“中庸”智慧。
恪守中道，坚持原则，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在处理矛盾时善于折中致和，追求中正、中和、稳定、和谐，并且随时以处中，因时制宜，与时俱进。这就是“中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