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陆军部长斯坦顿来到林肯那里，气呼呼地说一位少将用侮辱的话指责他偏袒一些人。林肯建议斯坦顿写一封内容尖刻的信回敬那家伙。
“可以狠狠地骂他一顿。”林肯说。
斯坦顿立刻写了一封措辞强烈的信，然后拿给总统看。
“对了，对了。”林肯高声叫好，“要的就是这个！好好训他一顿，真写绝了，斯坦顿。”
但是当斯坦顿把信叠好装进信封里时，林肯却叫住他，问道：“你干什么？”
“寄出去呀。”斯坦顿有些摸不着头脑了。
“不要胡闹。”林肯大声说，“这封信不能发，快把它扔到炉子里去。凡是生气时写的信我都是这么处理的。这封信写得好，写的时候你已经解了气，现在感觉好多了吧，那么就请你把它烧掉，再写第二封信吧。”
林肯的做法很值得赞赏。冲动、骂人不能解决问题，只会让问题变得更糟。控制自己的情绪，使内心保持平静，宽宏大量地对待人反而能达到好的效果。
近“蠢”之人
原典
伏①亦不伉②，跳③亦不扬④，近“蠢”。
注释
①伏：情绪平静。②伉：高大，引申为情绪激动。③跳：情绪激动。④扬：高昂。
译文
平静的时候没有一点儿张扬之气，激动的时候也昂扬刚壮不起来，这种人阴柔之气太盛，其性情接近于“蠢”。
解读
“伏跳”指情绪的变化。情绪激动的状态叫做“跳”，情绪平静的状态叫“伏”。在情绪变化剧烈的时候，人往往会做出一些超乎常情常理的事情来。因此，在生气的时候，不要轻率地去作决定，领导特别应该如此。
根据人的情绪变化来观察人不失为一种方法，但似乎难以作为一个独立的方法来运用，最好是寻找更多一些佐证，以免产生错误。不过，对于“近蠢”之人，这种方法倒是可以单独使用。
近“蠢”之人，情绪平静的时候不会激动亢奋，即所谓“伏亦不亢”，这是正常现象。但在情绪应该激动亢奋之时，也不能激动昂扬，给人一副心若死水的样子，即所谓“跳亦不扬”，这是有违人之常情的。这种情况可能是故意掩饰，也可能是“近蠢”。
如果一个人性格温柔到毫无血性的地步，想急急不起来，想激动也激动不起来，很少有兴高采烈的时候，也决然无怒不可遏的时分，就近乎“不智”了。因为这样的气质既是缺乏果断的表现，又是缺乏自强精神的表现，很容易因优柔寡断而错失良机，因没有原则而令人大失所望。这样的人，不是可用之才，亦非可交之友，更非可托之人。
《冰鉴》所言之缺乏激情的愚笨之人，其实就是现实当中的庸才。庸才是没有能力给别人制造麻烦的人，但也不会创造什么效益。
处世活用
故意掩饰其实也是人之常情，故意掩饰不是不会激动，而是有意装着不激动，并且，高明者还让人看不出来。这类事情在历史上很多。
距今1600多年的晋朝时代，爆发了一场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争——淝水之战。东晋以8万人马，打败了号称百万人马的前秦80万大军。
公元383年的冬天，寒风呼啸，大地呜咽，东晋京城一片惊慌。前秦的首领符坚凭借自己统一北方后的广袤天地，力量空前强大。北方各少数民族也臣服于他。此时的符坚号称拥有雄兵百万，战将千员。于是苻坚发兵百万攻打东晋，要扫平江南。东晋的皇帝晋孝武帝司马曜，急招宰相谢安进宫商讨御敌大计。谢安从容启奏道：符坚倾国出师后方空虚，战线过长，兵力分散，军需粮草接应困难，内部又分离不团结。臣早将淮北流散之民迁往淮南，坚壁清野断其供给，令其势难立足。晋孝武帝大喜，令其统领八万人马抗击秦军。
谢安在大军压境之际一如既往，照样下棋、弹琴、饮酒、作诗，闭口不谈大战之事。领军大将谢玄是他的侄儿，看到叔叔如此，不禁心中焦急万分，急到谢安的帐中询问叔叔的破敌计划。谢安只是随便说了句“到时再说吧”，就什么都不说了。谢玄不敢再三追问，但回去后又坐立不安，放不下心，就和大都督谢石（谢安的弟弟）、辅国将军谢琰（谢安的儿子）一同再去看望谢安。
三人进得府来，谢安就知三人是为大战之事而来。然而谢安却闭口不谈御敌之事。他从容镇定，好像没事一样，他吩咐家人和姬妾，一同去东山别墅游山玩水。山林间，小溪旁摆下了棋盘，谢安与兄弟和子侄轮流下棋，开始了车轮大战。其他三人暗自着急，但又不敢问。谢安不慌不忙，行棋如行云流水，下得潇洒自如，得心应手。而谢石、谢琰和谢玄这些人，一个个心事重重，心神不安，心里惦记着战事，棋下得前后矛盾，不是昏招败招，就是漏招臭棋，一个个都败下阵去。直到日落西山谢安才尽兴而归。
三人深受谢安的感染，知道谢安定是胸有成竹了，所以回去后，各司其职，各练其兵，军民们一看，也是人不慌，国不乱。军民上下，严阵以待。
在前秦兵马攻打下寿阳城后，谢玄令五万人马驻守洛涧。秦军主将符融得到晋兵缺粮的消息后，马上请符坚火速出兵，以免晋军退走。符坚得到消息马上把大军留在河南项城，自领轻骑八千，星夜驰往寿阳。大都督谢石和先锋都督谢玄得知秦军人马未齐后，谢玄马上命五千精兵攻打洛涧，大破敌军，毙敌一万五千人，大获全胜。洛涧大捷，谢石命全军水陆齐进，八万精兵声势浩大。秦军大败人心恐慌，寿阳城上符坚惊惶失措，看哪儿都是晋军，看着八公山上的草木，都像是晋兵。这就是成语“草木皆兵”的由来。随后在淝水两军的大决战中，晋军彻底打败了秦军，获得了淝水之战的决定胜利。
消息传到谢安那里时，他正在和宾客下棋，家人送上谢石谢玄的手书，他略瞟了一眼，便心中有数了，他随手把书信放在旁边，好像没这回事一样，继续下棋。客人问信里说些什么内容，谢安若无其事地答道：“子侄之辈已经破敌了。”等棋下完了送走客人之后，谢安高兴地手舞足蹈，转身过门时，不小心一脚踢在门坎上，把木屐的齿都碰断了！
大战期间，谢安下棋如故的故事，历来被传为美谈，可谓妇孺皆知。但谢安在大战前后所表现出的优雅淡定、举重若轻就是其深刻而长远的政治意图的故意掩饰。
而那些近“蠢”的人，对碰到的各种事情反应不强烈，缺乏昂扬的斗志，行为举止给人一种软弱的印象，平时似乎不与人争论胜负是非，也好像没有胜负是非的标准。这就是曾国藩所说的近“蠢”。但是如果说这是曾国藩全部意思，这也不一定是正确的。那种“难得糊涂”的“蠢”，也是曾国藩所追求的，“难得糊涂”是古人乐于倡导的一种自修品格，实是一种“不争者，争之也；不伐者，伐之也”式的以退为进的策略，与凡人末流中的“蠢”不可作同义解。
要想识得真正的人才需从以下几个方面人手：
其一，识人禀性知其优劣。
禀性，即一个人先天而来的性格特点，或曰天性。每个人的禀性都对他的成才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因为禀性是时刻存在于人的头脑意识中的一种不以意志为转移的东西，每当人们在从事任何一项工作时就会不自觉地影响人们的行为。所以对于不同禀性的人要考虑到他禀性中各种因素再作任用，而不能对之视而不见，比如一个人本来还有一点儿辨识的能力，看问题还比较准，但禀性胆小怕事，优柔寡断，也成不了大事。
曾国藩在初募湘军时，每天坐在招募处，看到黝黑腿脚而又不善于说话的乡下人，便连声说“好、好”，表示可以选上；如果看到近城市的人，或爱说话的人，则“唔、唔”两下，表示不可选上。因此湘军士兵，几乎无一不是黝黑腿脚的农民。这些朴实的农民，既能吃苦耐劳，又很忠勇，一上战场，则父死子代，兄仆弟继，义无反顾。曾国藩招募兵勇有自己的条件：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气者为上；油头粉面而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这是因为不同的环境对人的禀性有着不同的影响，山僻之民多悍，水乡之民多浮滑，城市多游惰之习，乡村多朴拙之夫，故而善用兵者，常好用山乡之卒，而不好用城市近水之人。
由此可见，曾国藩这种这种识禀性的方法确实十分特别。
其二，识人争辩知其才学。
宋朝时期抗金大帅宗泽曾对初出茅庐的岳飞说：“你的英勇与智谋，武艺与才气，就是古代的良将也不能超过，但是只擅长野战，还不是万全之计。”宗泽非常喜爱岳飞的才华，因此，有意对其栽培，使其了解、精通更多的作战方法。他给岳飞一张作战的阵图。岳飞接过阵图仔细看了以后，便对宗泽说：“古今时代不同，平地和山险不同，怎么能根据一定的阵图用兵？”宗泽反问道：“像你这样讲，阵法岂不是没有作用了？”岳飞回答说：“列阵而后战，乃兵家的常规，但其运用之妙，却存乎一心。”宗泽听了岳飞的议论，心中十分佩服，认为岳飞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才。事实也证明了宗泽的判断是正确的。
近“奸”之人
原典
初念甚浅，转念甚深，近“奸”。内奸者，功名可期。
译文
遇到事情，开始的时候，想得似乎很肤浅。但是眉头一皱，又考虑得非常深入和细致，这种人兼有阳刚和阴柔二气，其气质接近于“奸诈”。凡属内藏奸诈的人，总是外柔内刚，遇事能进能退，能屈能伸，将来一定能够成就一番事业和功名。
解读
“粗”人，可以称为阳刚过剩，也即肝火太旺；“蠢”人，可以称为阴柔至盛，也即心火不足。论城府而言，自然是刚柔相济为最好。然而，刚柔相济中，又有一种人需要注意。那就是曾国藩所说的“近奸者”。
何谓近奸者？初念甚浅，转念甚深。也就是表面不动声色，心里不停盘算的人。所谓“深浅”指的是人的心机或城府。古语云，山中有直树，世上无直人。人之所以有心机有城府，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在社会中“学”来的。少年人心清如水，对什么事情都抱有热情，有理想，有抱负，充满了青春活力，以天下事为己任，常以为天下无事不能为，有义薄云天的志向。因为他们的社会阅历很浅，往往心怀坦荡，性情率直，可以说是天不怕地不怕。但是进入中年以后，见的事情多了，碰了不少钉子，胸中见事也能藏住，做事总是三思而行，相谋而动，不莽撞，不粗心，不声张，沉得住气，容得下事，心机城府渐宽渐深，远远不像早年那样莽撞和粗心。有时深藏不露，步步为营，甚至勾心斗角，落井下石，因此往往功成名就，名声日隆。这就是逐渐变“奸”的过程。
“近奸”之人，刚一接触事情，印象不深，考虑不周，不把事当回事，心中不以为意，触动了一下心弦，不会作出什么强烈的反应。但就在转念之间往往是越想越觉得不妥，但又不好食言，于是便在执行约定的过程中地刻意扭转进程。这样的思维特点有“奸”的成分。心机城府极深的人遇事多有这种思维特性。他们开始的时候想得不深不透，转而又把刚接触时没有想到、没有想透的问题重新梳理一遍，既可能有新的发现，也可能猛然惊悸，看到了先前不曾看到的严重后果。这样的人称之为“内奸”，其城府深处是不易被人发觉的，甚至事后都不一定能被人发现其暗自着力用心处。近“奸”者的天份不是很高，因为他见面也不甚知，但是他们坚忍执著，知难而进，后来可能取得比那些聪明人更大的成就。
有人这样评价三国时代的诸葛亮、周瑜和曹操，说“诸葛亮是未来先知”，说“周瑜是一见便知”，而“曹操是过后方知”。大概曹操乃曾国藩笔下的近“奸”之人吧！凡是能够成大器的人，聪明是不能缺少的因素，但是坚忍执著的性格也是不可少的。曾国藩正是拿着坚忍与执著这把钥匙去识别和判断人物的。
内奸者，功名可期。“内奸者”指的是那种内心深思之人。内心深思之人，对一个问题翻来覆去地想，局外人只能想象其内心苦思的程度，而不能亲身体验。这种人为什么“功名可期”呢？
因为他们非常倔强，韧性也足，锲而不舍，钻之弥坚，这样的人一定会获得成功。早起的鸟儿捉虫多，即这个道理。笨鸟先飞，这对那些智力不够，勉力而进的人，无疑是一大安慰，也是一个绝佳的榜样。这样有城府的人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做事滴水不漏。倘若他们并不存祸心，而是能够坦然面对自己最初判断的失误，不以后来的改变为芥蒂，甚而在他人识穿点破其良苦用心时，依然能够坦承其弊，则也无愧为英雄，到头来终有所成。曾国藩是非常珍惜人才的，所以他对有能力而心机深的人也不会一棒子打死，而是合理地加以提携任用。因为有些性格的确是天性使然，往往是当事人有自知之明也难有矫正之力，所以只要无伤善恶根本即可。
应该明确指出的是，曾国藩笔下的“奸”，不是“奸佞”“奸邪”的意思，而是指善于权谋机变，遇事三思而行。“奸”者正因为有此绝计，可以见机行事而成其大业。历史上的功败沉浮，莫不如是。
处世活用
有些人做事时，表面上看上去轰轰烈烈，然而这些人大部分“雷声大，雨点小”“说得比唱得好听”，就是见不到办事的效率。还有一类人，在平日里很少“显山露水”，表面看上去很不显眼，然而他们却能在暗中默默地将事情完成，丝毫不张扬，这就是《冰鉴》之所谓内“奸”。
在雍正皇帝之前，历代王朝都以宰相统辖六部，宰相权力过重，使皇帝的权威受到了一定影响。如果一个君王有手腕驾驭全局，使宰相为我所用，这当然很好。但如果宰相越权行事，时间一长便很容易与皇帝、大臣们产生隔膜和分歧，很容易给国家添乱子、造麻烦。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因此，那些聪明的帝王就独创出自己的一套削弱相权的办法。
雍正在即位之初，虽然掌管着国家的最高权力，但举凡军国大政，都需经过集体讨论，最后由皇帝宣布执行。皇帝的权力受到了制约，不能随心所欲、自行其是。为了加强皇权，雍正设置了军机处，由皇帝统治军机处，军机处又统治百官。由此，雍正把自己推向了权力的金字塔顶端。
军机处还有一种职能，即充当最高统治者的秘书的角色，类似于情报局，有很强的保密性。军机处的由来，是在雍正七年（1729）六月清政府平息准噶尔叛乱时产生的。雍正密授四位大臣统领有关军需事务，严守军报、军饷等军事机密，以致此后两年这个机构竟不被外界熟知，保持了工作的高效运转和战斗的最终胜利。
雍正对军机处管理得特别严密。他对军政大臣的要求也极为严格，要求他们时刻同自己保持联系，并留在皇帝最近的地方，以便随时召入宫中应付突发事件。军机处也会像移动的帐篷一样随皇帝的行动而不断改变。皇帝走到哪里，“军机处”就设在哪里，类似于我们现在的现场办公。军机处关注雍正对工作、对百官的一些看法，以便察言观色，去伪存真地选用人才。
雍正的第二大特点是对军机处的印信管理得非常严密。印信是机构的符号和象征，是出门办事的护身符和通行证。军机处的印信由礼部负责铸造，并将其藏于军机处以外的地方，派专人负责管理。当需用印信时，必须报告皇上给予批准，然后才能有军机大臣凭牌开启印信，在众人的监视下使用，以便起到制约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