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不管在其他方面如何精明，可是他们若觉得“比照着那‘与快乐之情相连系’的各种观念，有起源于感取（感性）或有起源于知性，而去区别较高欲望机能与较低欲望机能间的不同”为可能，这是令人惊异的；因为当我们研究欲望决定根据是什么，并把这决定根据置于某种被期望的愉悦中时，这令人愉悦的对象的观念是从什么地方引生出来，这是没有什么重要关系的，这令人愉悦的对象有多少愉悦，这才是有重要关系的。不管一个观念是否在知性中有地位与根源，如果它决定这选择是只根据预设主体中的一种快乐之情才能决定，那随之而来的便是：它能够决定这选择是完全依靠于内部感取的本性的，就是说，这内部感取能够顺应愉快地为这观念所影响。不管对象的观念如何不相似，即使它们是知性的观念，甚至是理性的观念，以相反于感取的观念，有如此的不相似，可是快乐之情，即“那些对象的观念所凭借构成意志的决定原则”的那快乐之情，则总是同一类的，这不只是因为这快乐之情只能经验地被知，也因为它影响那同一生命力，即“显现其自己与欲望机能中”的那同一生命力，而在这一方面，“此一决定根据”只能在程度上不同于每一其他决定根据。不然，我们如何能就量度比较两个决定原则，即“其观念依靠于不同的机能”的两个决定原则来比较，以便选取那依最高度影响欲望机能。一个人可以将一本“他不能再得到”的有益的书赠送给未读书的人（目不识丁的人），以免耽误打猎；他也可以在美好的演说当中半途退出，以便赴宴不至迟到；他为了在赌桌上占有座位，可以离开他本高度估价的一个学术性的会谈；他甚至可以拒绝一个“他在平时乐于去布施”的可怜人，因为在他的口袋里只有仅够进戏院的票钱。如果他的意志的决定是基于那“他从任何原因而期望之”的适意或不适意之情上，那“他经由何种观念而被影响”，这对于他都是一样的。要想去决定他的选择，他所关心的惟一事情便是这种适意愉快有多大，能持续多久，是如何得到，以及怎样才可以时常重复而不失。恰如对于一个需要钱用的人，不管金子是从山里掘出来，或是从沙里淘出来，这都是一样的，假定到处都承认金子有同样的价值；和这一样，一个人若只关心生活的享受，他决不问这些观念是知性的观念，或是感性的观念，只问它们在长时期中所给的快乐有多少。
只有那些乐于否决或拒绝去把“没有任何情感的预设而决定意志”这决定的力量赋予于纯粹理性的人，他们才能违背自己原有的解释，违背得如此之远，即如想去把那“他们自己以前曾置之于同一原则之下”的东西描写完全异质的，那样远。举例来说，我们能在纯然的“权力的运用”中找得快乐，在我们的心力的克服那“对反于我们的计划”的障碍这种心的强力的意识中找到快乐，在我们的心智才能的训练中找到快乐，以及其他等等，这是可以观察的。而我们也可以很正确地叫这些快乐是更为精致的快乐，更为精致的享受，这是因为它们比其他东西更为在我们的力量之中；它们并未耗尽，但是为“对于它们的更进一步的享受”而增加了能力，而当它们使人愉悦时，它们同时即使人有训练。但是若因此便说：它们是依不同的步骤决定意志，而不是经由感取（感性）而决定意志，虽不由感取决定意志，而这快乐的可能性却为此快乐预设一种“植根于我们心中”的情感作为这种满足的首要条件，若如此说，这恰如当一些“想涉足于形而上学”的无学之人想像物质为如此微妙，如此超级微妙，以至于他们几乎以此物质把他们自己弄得眼花撩乱时，他们便认为依此步骤他们已把物质思议为一种“精神的而却又是有广延的”存有。
如果随着伊壁鸠鲁，使德性决定意志是只凭借德性所承诺的快乐才如此，则我们此后便不能以其主张这种快乐是与那些最粗俗的感取的快乐为同类而责备他。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以其主张“这情感所因此被引起”的那些观念只是属于身体的感取而去怪责或控诉他。正如人们所能猜想的，他已在较高级的认知机能的使用中寻求这许多观念的来源；但是这一点不曾而且也不能阻止他依据上述的原则而主张：这快乐，即“那些理智观念所给与于我们”的那快乐，而且“只通过这快乐，这些理智观念才能决定意志”的那快乐，其本身正好是属于同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