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飞机光顾得越来越频繁，城中很多地方都被炸得满目疮痍；人们经常要躲避空袭，通常都会跑到附近种鲜菌的山洞里去避难。有时候，一天会无数次地响起防空警报，人们的精神被折磨得很疲惫。季羡林在山洞里辗转反侧，无法成眠，索性搬来一批书，就在山洞里学习起来。很快，美军开进哥廷根，德国被解放。
季羡林在德国待了整整10个春秋。10年的生活，让他对这里和这里的人们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包括授予他知识的导师、朝夕相处的本地同学、待他如亲生儿子的房东夫妇等等熟悉和不熟悉的德国人。
房东太太对他尤其感情深厚。在这10年之中，她的丈夫去世了，儿子又结婚去了另一个城市定居，身边只有季羡林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在她丈夫去世的那天，也是季羡林深夜跑去找医生，后来又帮她守尸。1942年季羡林准备回国，跟房东太太告别时，她听说后就放声大哭起来。后来，没有成行的季羡林又回到了住处，房东太太高兴得像见到多年远游未归的儿子一样。
1946年，季羡林真的要离开了。他心里怀着复杂的感情，终于踏上了回国的路程。
【名家小传】
季羡林（1911—2009），字希逋，又字齐奘，今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人。中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
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年考取清华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赴德入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等，1941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他在德国期间发表的论文，获得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奠定了其在国际东方学和印度学界的地位。
1946年回国，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并首任系主任。这是我国最早成立的东方语文系，培养了大量东方学专业人才，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对外宣传、外交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并在学术上取得了丰硕成果。
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与北大合办的南亚研究所所长。
他精通12国语言，对印度语文、文学、历史的研究建树颇多。先后担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中国南亚学会、中国语言学会、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等职。
其著作已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有24卷，内容包括印度古代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印度历史与文化、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佛教、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糖史、散文、序跋以及梵文、吐火罗文等语种文学作品的翻译。
钱三强与何泽慧：“中国的居里夫妇”
他有一个知名的学者父亲钱玄同，他是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第二代居里夫妇的得意门生，他是新中国发展核武器的组织协调者和总设计师而被赞誉为“两弹一星”元勋，他与妻子何泽慧一同被西方称为“中国的居里夫妇”——这个人就是钱三强。
1956年，他参加中国第一次五年科学规划的确定，与钱伟长、钱学森一起，被周恩来总理称为中国科技界的“三钱”。
他的名字，来自于在孔德学校和同学开玩笑时互相称呼的昵称。其实他原名叫钱秉穹；因为他在家排行老三，且学习成绩好、喜欢运动、身体强壮，故被同学们戏称为“三强”。他的父亲钱玄同也很喜欢这个名字，认为它还能解释为立志争取德、智、体都进步，从此他的名字就叫作钱三强了。
师从第二代居里夫妇
1936年，钱三强以优异的成绩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进入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当助理研究员，课题是用照相术研究分子光谱。在这里，他得到了研究所所长严济慈的欣赏和肯定。
于是，在1937年钱三强经考试成功获得中法教育基金会资助到法国留学后，严济慈就亲自带领他去拜访了约里奥夫人伊伦·居里教授，并介绍他到伊伦·居里教授主持的居里实验室做博士论文。同时，钱三强还在约里奥教授所在的法兰西学院兼任工作。在约里奥教授的指导下，研制用于观测基本粒子的仪器——“威尔逊云室”。
其实，踌躇满志的钱三强，却是经历了一番思想挣扎，才来到巴黎的。那是此年7月，钱三强赴法留学的行期在即，正当他在兴奋地憧憬着、母亲却为儿子的远行而忧心时，战火已从古都北平燃起了。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了蓄谋以久的侵华战争。面对着国家危难，钱三强不想在这个时候走出国门；他要留下来保卫自己的祖国，决定放弃出国留学。
钱玄同发觉了儿子的复杂心思，遂对他说：“一个男子汉，不应只有近虑，还要有远忧。我们要考虑到今后。现在当然都是抗日了；但是，我们怎样才能不让一个这么大的国家受一个那么小的国家的侵略呢？关键得要自己强盛起来。”
听了父亲的话，钱三强知道了自己要做些什么。他立志要出国学到真正的知识，来强大自己的祖国。于是，7月17日，24岁的钱三强离开了北平，远渡重洋，赴法留学。此时，日本政府决定动用40万大军全面侵略中国。钱三强更没想到的是，这次分别，竟然是他和父亲的永别。1年以后，身在法国的钱三强，接到了父亲病逝的消息，那一年钱玄同才52岁。
伊伦·居里教授是著名科学家居里夫人的女儿和主要助手，她和丈夫约里奥·居里都是著名的核物理学家，最主要的成就是发现了人工放射性，因合成新的放射性核素而共同获得1935年度的诺贝尔化学奖。居里实验室是居里夫人亲手创立的，是法兰西科学文化事业发展的骄傲。它与英国剑桥大学著名教授卢瑟福主持的卡文迪许实验室、德国著名科学家哈恩主持的威廉皇家物理化学实验室并驾齐驱。这3个实验室，是当年世界上从事前沿学科——核物理学与放射化学三足鼎立的研究中心。能够在这样顶级的实验室里、这样两位世界顶级物理学家身边学习，对钱三强来说确实是难得的机会。
约里奥是一位出色的实验物理学家。他在1931年创制了一台独特的“云室”，可以在不同的气压下工作，从纯饱和水蒸汽的低压到几个大气压。云室直径和外加磁场都比别人的大，由此可以从径迹曲率确定β射线的能量。它在低气压下拍得的粒子径迹，其长度往往比正常压强下的长十几倍。1939年1月，约里奥用云室拍摄得到铀裂变的照片，这是又一起重要的实验证据，用物理学的方法直接证明了重核裂变。
看到这样的裂变现象，钱三强比看到任何美丽壮观的自然景象都更为激动，因为他懂得裂变的伟大意义。钱三强刚刚踏上科学之路，就亲眼目睹了世界科学史上这个重大的发现。这些宝贵的经历，对他了解科学工作的规律、拓展自己的科学视野，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伊伦·居里也设计了用β射线能谱研究铀核裂变的方案。她让钱三强负责云室的操纵和测量，自己亲自配制放射源。而这台云室，正是钱三强在约里奥教授的指导下制作的。在伊伦·居里的帮助下，钱三强很快作出了明确的结论。1940年，钱三强以“a粒子同质子的碰撞”为题，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
正当他准备离开巴黎、返回祖国时，法西斯德国已进入法国境内，正步步向巴黎逼近。在意大利科学家庞德科沃的劝告下，钱三强带着简单的行李，骑上自行车，跟着难民的潮流，向着法国南部逃亡。
但是，就在逃往的路上，有一天晚上，大家正在一个大仓库里过夜。忽然之间，他们听到坦克“轰隆隆”地开过来的声音，本来以为是法国士兵开到前方去打仗，结果出来一看，那坦克上都是希特勒的纳粹标志。原来，法国已经被德国占领了，逃亡的人群很快就被德国兵赶回了巴黎，钱三强也在其列。可是，他国内的官费资助已经断绝，顿时阮囊羞涩，陷入困窘。
钱三强正在路上徘徊、恍惚，却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他的导师约里奥。约里奥教授对他说：“你还是回到实验室来。只要我们有工作，你就有工作；只要我们有饭吃，你就饿不着。”于是，报国无门的钱三强，只好跟着约里奥教授回去，继续做研究工作。让他没想到的是，约里奥教授竟然是德国共产党员，经常借着科研工作，掩护反法西斯的活动。
1941年底，钱三强听说法国南部城市里昂不定期地有轮船去中国，故再次离开巴黎，来到里昂，寻找回国的机会。他虽然没有走成，但在等船的期间，到里昂大学找到了一个临时工作，其任务是带一名大学生做毕业论文。
钱三强的身上带有小剂量的放射源。由于他曾在北平研究院用照相术研究过分子光谱，对照相底片比较熟悉，就决定让学生研究a粒子对照相底片的作用。正好，里昂有一家专门生产照相底片的工厂，可以提供各种不同品种的照相底片。钱三强一面带领学生做实验，一面自己也进一步做点研究，研究乳胶的特性。没有想到，这项临时性的工作，却为他后来的研究准备了重要条件。
1943年，钱三强在约里奥-居里夫妇的关怀下，再次回到巴黎的居里实验室里做研究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