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笔永远是他的武器。对这些事情，巴金又都详细地写在了短篇小说《人》里。他开始是想写成一篇散文或者回忆，准备马上寄回国内发表的。但是，由于日本方面的抗议、查封而搁置了。后来，他索性将其略作修改当成小说，放在《神·鬼·人》的集子里面出版了。
过了3-4个月，在上海的吴朗西、伍禅等人创办了文化生活出版社， 用巴金的名义主编《文化生活丛刊》，请他回去参加编辑工作。巴金从被审讯后，也对日语失去了兴趣，不想在日本再待下去了。他本来计划学习一年半，但只住了10个月，还是决定回国，乘坐“加拿大皇后”号从横滨返回了上海。
【名家小传】
巴金（1904—2005），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祖籍浙江嘉兴，生于四川成都，现代著名作家、出版家、翻译家。曾获得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外国院士称号、中国国务院“人民作家”称号、意大利“但丁国际奖”、法国“荣誉军团勋章”、前苏联“人民友谊勋章”等。
巴金出生于一个旧式大家庭。1920年至1923年在成都外语专门学校攻读英语，参加进步刊物《半月》的编辑工作，参与组织“均社”，进行反封建的宣传活动；1922年在《时事新报·文学旬刊》上发表的《被虐者的哭声》等新诗，是其最早的作品。1923年赴上海，不久到南京东南大学附中读书。1927年自费赴法国留学，翌年在巴黎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同年冬回国。1929年，《灭亡》在上海《小说月报》上发表后反响强烈。1931年，其最著名的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之一《家》在《时报》上连载。1934年在北京任《文学季刊》编委。同年秋东渡日本。次年回国，在上海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1936年与靳以创办《文季月刊》。同年与鲁迅等人先后联名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和《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1949年以后，任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主席，上海市文联主席，《收获》、《上海文学》主编，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2005年10月17日在上海逝世，享年101岁。
施士元：师从居里夫人
著名科学家施士元，是中国最早从事核物理研究的人，首创了我国的原子核物理专业。他的老师是两度获诺贝尔奖的著名科学家居里夫人，他另一位中国学生吴健雄则被誉为“美籍华裔居里夫人”。
1925年，施士元以数学、物理、化学三门满分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师从我国近代物理学先驱、著名实验物理学家叶企孙、吴有训。与施士元同班的，有后来成为著名光学家的周同庆和被称为“中国原子弹之父”的王淦昌。
施士元早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就曾积极参加反帝爱国斗争。1926年3月18日是他18岁的生日。这一天，他与同学们一起，参加中共元老李大钊领导召集的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集会，在北京铁狮子胡同遭到段祺瑞军阀政府的血腥镇压，死伤300余人。施士元虽幸免于难，但身边同学中弹倒下的血淋淋的事实，使他看清了反动政府的卖国真面目，决心走科学救国的道路。后来国共分裂，同学中对时事议论纷，施士元依然不为所动，一心刻苦求学，为出国留学做准备。
终于成为居里夫人的弟子
1929年，施士元以优异成绩成为清华大学的首批毕业生之后，并于同年通过了江苏省官费留学法国的资格考试，漂洋过海，历时31天，来到美丽的巴黎。他将在著名的巴黎大学度过自己的留学生涯。
巴黎大学是法国国立大学，一所在国际上享有极高盛誉的综合大学。它创立于公元9世纪，最初附属于巴黎圣母院，为教师行会性团体。1180年，法皇路易七世正式授予其“大学”称号。它与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并称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又被誉为“欧洲大学之母”，欧洲各主要大学的建立模式，均受此二校影响。在巴黎大学所培养的人才中，许多早已成为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和教育等领域的杰出代表。
在这里，施士元遇到了对他人生与事业影响最大的人——蜚声世界的著名物理学家、化学家居里夫人。玛丽·居里出生于波兰，因当时祖国被占领，被迫来到法国，并转入法籍。她研究放射性现象，发现了镭和钋两种天然放射性元素，被人称为“镭的母亲”。 她和丈夫在研究镭的过程中，用了3年零9个月的时间，才从成吨的矿渣中提炼出了0.1克镭。她一生两度（1903年、1911年）获诺贝尔奖，是世界上唯一跨两个学科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也是唯一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女科学家，被爱因斯坦赞誉为“在我认识的所有著名人物中，唯一一位不为盛名所倾倒的人”。
1929年底，施士元在巴黎大学注册时，收到了一沓教授名册打印件，那上面排列着数十位法国学者和各国科学家的名字。看着这份长长的导师名单，施士元在仔细的翻阅中，突然看到了一个他几乎不敢相信的名字——居里夫人！在那一刹那间，他几乎压抑不住心里的激动。对这位伟大的科学家，他一直无比崇敬。如果能够跟随她学习，那这几年的留学生涯该会多么令人期待！
于是，他马上给居里夫人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热切希望能到她门下攻读博士学位的心愿。信发出了，施士元反而惴惴不安起来，他不知道居里夫人是不是会接见他。
然而很快，他就接到了居里夫人的回信，约他在星期六上午去她的镭研究所面谈。施士元很兴奋，他从未见过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对她的外貌、脾气、性格一无所知。到了约定那天，施士元早早地就来到了居里夫人一手创办起来的镭研究所，等待这位伟大的科学家的接见。
镭研究所于1919年左右建成后交付使用，是当时全世界放射性研究的3大中心之一，拥有当时全世界最强、最齐全的放射源：1．5克的镭、很强的钍射源、当时全世界独有的锕系元素。而在加速器技术没有充分发展之前，天然放射性元素是核物理研究唯一的手段。
很快他就见到了居里夫人。她约有1．60米高，瘦弱的身躯套着一件显得宽大的浅黑色外衣，脸色显得苍白，一头蓬松的银发盘在脑后；饱满的额头，那副玳瑁眼镜的后面，是一双闪烁着智慧火花的浅褐色眼睛；薄薄的嘴唇抿在一起，显示出她坚强的性格。居里夫人显得坚定、简朴、冷静。施士元觉得，这种感觉与科学给他的感觉很相似。
居里夫人看见施士元进来，微笑着握住他的手说：“欢迎你，施先生。”
施士元也马上恭敬地答道：“夫人，十分荣幸见到您。”
随后，施士元先将他的导师、著名物理学家叶企孙教授的推荐信交给了她。
居里夫人仔细地看过后问道：“你是通过中国的官费考试来法国学习的？”施士元点头称是。于是，她慢慢地说：“按规定，到我研究所的人必须经过考试。但根据你的情况，可以免考直接来工作了。”
施士元望着居里夫人睿智而又信任的目光，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居里夫人又回过头去征求女儿的意见。居里夫人的女儿伊伦，对着母亲微笑着点点头，表示同意。伊伦于1925年获得博士学位，是母亲的好助手、镭研究所工作人员。就这样，施士元成了居里夫人的学生。
当时受教于居里夫人的只有2个中国人，另一个是学化学的。施士元暗下决心，要从做人、做学问两方面拜居里夫人为师，学到真东西。
向居里夫人学习做人和做学问
来到镭研究所不久，施士元就发现居里夫人做事认真、要求严格。在实验室门上，贴着一张颜色已发黄的纸条，上面用法文写着：“任何材料不允许带出室外。”因为据说以前曾有人把放射源偷偷装入口袋带走；有人用白金钳锅喝酒、煮咖啡，发生烧伤身体的事件。
居里夫人要求所里人员必须工作有序，比如在离开实验室之前把台面收拾干净，仪器、用品整理好归位；从某一处取出的东西，用完必须归到原处，从这些基本素质抓起。有一次，居里夫人发现图书室中有一本杂志不见了，她就在全所查询：“是谁取走了这本杂志？为什么没有在借书簿上登记？”后来发现，这只是有人不小心插错了地方。
这些小事，给施士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从中领悟到科学需要严谨的作风。
居里夫人也是一位关心爱护学生、平等待人的好师长。大家都尊敬她、喜欢她。居里夫人是镭研究所所长，大家在背后都称她为“老板”。施士元刚进镭研究所后，居里夫人就一再告诫他，他所从事的放射性研究工作，是一项有趣的、但又是很危险的工作。
在施士元做实验时，居里夫人经常站在他的身边，用略带严厉而又近乎固执的口吻，反复地提醒他必须注意的事项：一是不能用手去碰放射源，而要用镊子去夹取，否则手指尖会被灼伤，变得僵硬甚至发炎；二是在接近放射源时，要用铅盾挡住自己的身体，并屏住呼吸，以防把放射性气体吸入体内。居里夫人再三告诫他，这是非常关键的。
开始，施士元尚有一些不解。后来他才明白，原来曾经有一个法国青年在这儿工作，居里夫人给了他一个课题，用内转换电子能谱来解决γ射线谱。当时用的是镭系的放射性沉淀物，其中氡是一种放射性很强的惰性气体。那个青年本来身体强壮，在工作上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因为没有注意安全事项，吸进了相当剂量的氡气，身体受到了很大的伤害，患了急性肺炎，经多方抢救无效，不幸死去。他的死在巴黎科学界引起了一阵骚动，甚至法国青年无人再敢来镭研究所工作了。
他的死，给居里夫人留下了一道难以抹去的伤痕。而居里夫人给施士元的实验课题，正是那个法国青年尚未完成的。但施士元认为，科学是需要有献身精神的，居里夫人自己就在长期的实验当中身体受到了很大的损害，当然也应避免无谓的牺牲。
由于施士元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曾苦练游泳，在进行实验操作时屏住气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施士元在镭研究所工作的4年之中，不断得到了居里夫人的正确指导，因此他的身体没有受到任何损伤，这也可算是一大奇迹。
居里夫人在学术上对大家要求十分严格，但她为人充满爱心。她总是对学生倾注慈母一般的爱。有时候，她会关心地询问施士元的生活情况，问他有没有困难，对有些生活琐事都能想得很周到。
有时候，施士元正在专心实验，居里夫人会忽然出现在场，轻声地说：“我想实验的过程应该是这样的……”说着就熟练地操作示范起来。居里夫人的助手沙弥叶小姐曾赞叹道：“没有一个钢琴家弹奏时能比居里夫人运用两只手更为灵巧。”
为了保证施士元的实验能够顺利进行，居里夫人还斥巨资为他购置实验设备；并将实验室旁她个人使用的小实验室让出来，给施士元居住。
在留学期间，施士元全方位地接受了居里夫人的影响。他学到了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学到了治学所需要的求索精神。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施士元得到了前人所未见过的谱线的精细结构。在照像底片上出现的谱线很细，最细的只有头发丝那么细。
施士元当时只有20来岁，眼睛好，看得很清楚。他将胶片交给居里夫人看，居里夫人拿着它对着光亮处看看，又取出放大镜看着，脸上没有表情，似乎在想着什么。施士元想：可能是因为她年龄大了，眼睛不好的缘故。
后来，施士元把实验结果写成简短的论文交给居里夫人。她看了后，莞尔一笑，伸出手说：“祝贺你成功，此文可以送到法国《科学院院报》上发表。”
那时候，要想在法国《科学院院报》、《物理年鉴》等国家级杂志上发表科研论文，是很不容易的。在居里夫人的指导与推荐下，施士元有关钍β的β射线磁谱的文章，终于在1932年的法国《科学院院报》上发表了。此后，他又连续在法国《科学院院报》上发表了有关钍C＋C′＋C″的β射线的磁谱和锕系元素锕C＋C′＋C″的β射线磁谱等方面的文章。1933年，他还在法国《物理学年鉴》上发表了一篇总结性文章。这些文章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为施士元以后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1932—1933年，施士元出色地完成了锕C元素的核谱测定工作。当时，这项实验只有在居里夫人的研究所里才有条件完成，施士元是第一个完成这项实验的人。他发现了锕CX射线精细结构的能量与它的伽马射线的能量严格相等，这意味着原子核有转动状态的存在。
原子核的转动状态，在20多年之后才由阿玻尔提出。施士元与居里夫人一起，发现了X射线精细结构的能量与一些γ射线的能量严格相等。这是核物理研究中的重大发现，是后来许多原子能实验的先驱，对后来原子弹的实验成功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镭研究所里，居里夫人除了指导科研实验以外，还承担着理论教学工作。在所里的那间阶梯教室里，居里夫人每周上2次课，每次约2个小时。教室里可坐三四十个人。讲台大约有25米长，讲台上空有高压电源线。居里夫人在这间教室里讲“放射学”的课已有多年，教材是她本人编写的2本教科书，约有1000多页。居里夫人一边讲课，一边做演示实验，如电离电流的测定等。她在示范教学工作中，利用静电仪中金箔的偏转，用幻灯照射后投影在屏幕上，使全体学生都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有时还利用一些图表，表示衰变曲线等。
施士元在法留学期间，除了经常聆听导师居里夫人的授课，还聆听了著名物理学家狄拉克、德布罗意、海森堡、玻恩等人的讲课和学术报告。他们那广博精深的学识、敏锐活跃的学术思想、严谨不苟的治学风格，深深地感染着施士元。这些都为后来施士元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顺利毕业，诀别恩师
1933年，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施士元的博士论文答辩，在巴黎大学理学院的阶梯教室里举行。学校任命居里夫人、P·拜冷和A·特比扬主持答辩。这3位主考官都是获得过诺贝尔奖的著名物理学家，评委阵容精干而豪华。
在答辩会上，施士元认真、自信地宣读了博士论文。他的论文题目是《放射性同位素钍的放射性沉淀物的β能谱》，副论文题目是《β能谱通过物质时的变化》。他的论文均是在居里夫人的精心指导下完成的。宣读完论文之后，3位大师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不停地提问。施士元早有准备，他微笑着一一解答。在巴黎的这4年中，他知道科学家在学问上的“严厉无情”；凭他泡在实验室里度过的4个春秋，每一点细节、数据、演算结果对于他来说均是烂熟于心。论文答辩很顺利地结束了。
居里夫人宣布休会20分钟。一会儿，3位大师从会议室里走出来，居里夫人高兴地宣布：“论文通过，很好。”她向施士元伸出热情的手，祝贺他答辩成功，获得博士学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