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德国，科学水平位于世界顶级，具有非常良好的学术氛围。这里的近代物理学为世界所瞩目，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朗克的量子力学等，都是驰名天下、轰动一时的学说。而社会科学中的语言文字比较考据学，则是柏林大学传统的、久负盛名的学科。所以，如此多的优秀中国留学生，都不约而同选择了这里。渴望在自然科学领域搞出点名堂的傅斯年，亦是其中之一。
他最初主要的兴趣是在相对论与量子力学上，同时依然保持着对自然科学方面其他门类的兴趣。而他对各种书籍涉猎之广泛，很让人感叹。有一天，罗家伦和傅斯年、毛子水等人，约定到康德街24号的中国餐馆吃晚饭。傅斯年夹了一个很大的书包前来，众人翻出来一看，竟是一部厚厚三大本的地质学书籍。向来不善言辞、更不爱开玩笑的毛子水，竟破例幽了傅氏一默：“这部书是‘博而寡约’，傅孟真读它是‘劳而无功’！”一句话说得傅斯年暴跳如雷。
虽然当时柏林大学语言文字方面的比较考据学也名冠一时，可傅斯年的注意力，是在归国前最后一两年才转向它的。而这一学派的创始人，就是19世纪被推崇为德国近代史学之父、西欧“科学的史学”奠基者兰克（又译郎克）。由于兰克强调“严谨的事实陈述——即使这事实或许是偶然的、枯燥无味的——也无疑是历史编纂学的最高法律”，后世史家又把他的理论与他创造的学派称为“实证主义学派”。这个学派在19世纪、20世纪早期风靡一时，几乎垄断了欧洲史学界。
当傅斯年来到柏林大学时，兰克学派依然雄风不减。傅氏在求学的道路上经过几年的摇摆、晃动后，最后选择了兰克学派的实证主义史学，并作为重点研习对象。
傅斯年最终决定转向实证主义史学，显示了他过人的聪明才智。很快，其学业上的出色成绩，就使同在柏林的留学生们汗颜。
俞大维曾对人说：“搞文史的当中出了个傅胖子，我们便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了。”于是决定调整方向，把主要精力放在晚清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中，避免了与傅胖子的直接对垒交锋。学成归国之后的俞大维，于1933年再度返回德国，进入柏林工业大学，专门学习军事，包括兵器制造、战役分析和研究等，尤其是对弹道学的学习研究更是精进，终成著名的兵工制造与弹道专家，回国后曾任国民党政府兵工署长、交通部长、台湾“国防部长”等要职。
傅斯年对陈寅恪“读书先识字”的说法非常赞同。要研究历史学，特别是东方学，就必须要懂得东方的文字，包括历史上存在过、如今已死去的文字。只有如此，才能揭示历史的源流和本真。傅斯年在柏林时，对各种古代文字也颇花费了一些心思。他在给罗家伦的一封信中曾说道：现在“又有火炉子费，又交学费，故实是十分节省，每日吃饭在2马克与3马克之间，未曾看戏一次。书是买了一部文法，一部梵文法，一部Karlgren的语言学（非其字典），上一是上课，下一是为写书用”。
1924年，蔡元培赴欧考察，路经德国，由傅斯年、罗家伦等原北大弟子陪同游览波茨坦无愁宫，宫中有一座大理石雕刻的伏尔泰像。傅斯年见后，流连忘返，不忍离去，因此落在了众人的后边。罗家伦走至半道，发现此情，只得折回身去找他。
罗家伦素来喜欢调侃傅斯年，对众人说道，只见傅斯年站在伏尔泰像前，深深鞠了一躬，口中念念有词地背起了李义山的两句诗：“词客有灵应识我，霸才无主始怜君。”罗家伦此语一出，傅斯年气得要上前来揍他，罗笑着躲到蔡元培边上，蔡先生也不禁失笑。这一笑，傅斯年骨子里的幽默就恢复过来了，也和众人一起哈哈大笑起来。从这件事，多少可以看出罗很了解当时傅的志向与心境。
第二次“五四”差点在柏林发生
在柏林的留学生们，普遍存在着经济上的困难。对于傅斯年等人的日常生活，赵元任夫人杨步伟的《赵家杂记》里有一些描写：“有一天大家想请我们吃茶点，但定的下午3点，我们刚吃完午饭，以为到那儿（是孟真的房东家）照例地一点点心和茶。岂知到了那儿一看，除点心外，满桌的冷肠子肉等一大些，我们虽喜欢，没有能多吃，看他们大家狼吞虎咽地一下全吃完了。我说德国吃茶真讲究，这一大些东西，在美国吃茶只一点糕点，连三明治都很少的（美西部比东部东西多）。孟真气愤地回我：赵太太！你知道这都是我们给中饭省下凑起来地请你们，你们不大吃，所以我们大家现在才来吃午饭。”经此一说，杨步伟觉得颇不好意思。
刚到德国半年多的傅斯年，闻听好友罗家伦的财物失窃后，便以近似现代网络名的“山外魔生”写信与罗，调侃地劝慰他。结果没过未久，傅自己的经济形势也不容乐观，他又以“受诅咒的书蠹”为笔名，致信罗家伦，道出自己此时的穷困潦倒：“星期日我在林中，未曾睡着，但失迎总抱歉的。星期一方知交费在即，一文无着，十分着急或者死去。”
随着国内军阀混战不息，山东政府官费无法及时向海外留学生汇寄；大家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有时候颇像初级共产主义的味道，大家的钱都是共同使用，谁有钱就先借来花。在傅斯年和罗家伦这段时间的信中，讨论最多的就是他们的经济困难。
1926年初，傅斯年经过多番讨要，终于从中国驻英公使朱兆莘处领到了10英镑的汇票（欧洲留学生的经费，一直由朱氏作为代理人具体操办），于是致信罗家伦，本来想借给他4磅，因为山东的官费完全没有指望，就分给自己的同乡何思源1磅，只能借给罗家伦3磅。其余只能等下月再去找朱兆莘想办法。当时留学生们生活的窘迫程度，就可见一斑了。
在傅斯年即将结束学业回国的前夕，生活更是到了无依无靠的绝境。他在致罗家伦与何思源的信中道：“总之，去年我已领了下一月（款），我方能自巴黎归；今则倒欠下两月，此外无丝毫进款。德国生活程度贵得无比，此间熟人一致呼穷，故弟不欠此间任何一人、任何一文；而此间欠我小数者，积起来已经不少了。5月中旬连吃4日干面包，实在不免于夜间流涕。大维尚好，而毛、姚穷得出世涅槃。”
按傅氏的推断，继任者如此对待留学生，一定是克扣和挪用了从国内寄来的留学生官费。而对方如此无理与霸道，正是留学生们“拼命之机会也”。于是，傅斯年“火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立即蹦将起来，欲像当年“五四”时期一样，发动并亲自统率整个欧洲的中国留学生，肩扛大旗，挥拳弄棒，再展示一回“少年壮志”，前往华国驻英公使馆门前示威，不惜与使馆人员开打宣战；然后来个“火烧赵家楼”的再模拟演示，将公使馆一把火烧个精光。
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过去的老皇历如今翻不得。对于傅斯年而言，一呼百应的“五四”时代已经成为过去。接受新的文明洗礼并逐渐理性的罗家伦、何思源、俞大维、毛子水等人，认为以暴力的方式、方法来处理此事万万不可。伦敦比不得当年的北京，若真的闹将起来，大家很可能被当做过街老鼠而捉将起来关入大牢，并成为天下笑柄。
在众人的劝说、阻止下，傅斯年才火气渐消，最终打消了一把火烧掉公使馆的念头。当然，驻英公使馆的那些官僚们，并不知有此一幕险情发生；否则，应该早抱头鼠窜了——看来，傅斯年当年考取官费留学生时，山东教育厅那帮官员们的担心并不是毫无道理。尽管罗浮宫与白金汉宫没有被点燃，而事实上中国驻英公使馆却差点葬身火海。
回北大不成，便转去中大
1926年9月，傅斯年结束了7年的留学生活，带着满腔激情和满腹学识，由马赛扬帆起程，穿越茫茫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的惊涛骇浪，向阔别已久的祖国驶来。
此前，傅斯年是准备受聘于母校北大的。他在北大期间就是知名才子，师长和同学们对他的学识也是有目共睹，此番留学归来回到北大自然是顺理成章。
早在1922年，北大教务长蒋梦麟到欧洲考察，见到了正就读于伦敦大学的傅斯年，并进行了一番推心置腹的长谈。在此之前蒋梦麟与傅斯年并不熟识，这次交谈傅斯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蒋梦麟发出了“孟真之学，是通学，其才则天才，古今为学，专学易，通学难，所谓通学就是古今所说之通才”的慨叹。作为学术界的名流，北大的前辈师长、主要领导之一，对一个仅仅游学数年的后生小辈竟如此高评价，既罕见又令人感慨。想来，说出此番话时，蒋氏心里一定颇有一代新人胜旧人的嗟叹了。
二人分别不久，蒋梦麟在德国接到傅斯年的一封信，信中劝蒋此次考察不要无目的地在德、奥、法、意各国乱跑，并有两个问题要特别注意：第一是比较各国大学的行政制度，第二是各国大学的学术重心和对学生的训练。
蒋梦麟阅毕，不仅惊叹傅氏在学业上的精湛造诣，同时还发现他有极强的视事与处事能力。如果自己不是师辈人物，蒋极有可能当场就要五体投地地折服、跪倒在傅的面前，并高呼“吾师万岁”。
1923年，北大校长蔡元培因不堪忍受军阀政府与官僚的压迫而愤然辞职，旋赴欧洲考察，北大校长一职由蒋梦麟代理。此时已转入德国柏林大学攻读的傅斯年，与北大的实力派人物蒋梦麟、胡适等书信往来不断。而作为胡适得意弟子的傅斯年一旦学成归国，到北大任教即成必然。
然而，就在傅斯年准备归国的这一年，正是北洋军阀全面崩溃的前夜，各路军阀纵横中原，相互厮杀混战，中国陷入了一片血腥和混乱之中。
由于奉系军阀张作霖在杀害李大钊等革命人士上的行为，令蒋梦麟、胡适、朱家骅等北大负责人为了躲避追杀，只能离开北大，开始流亡生活。而北大这所“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的大学就只好解散了，也无人再顾及傅斯年的死活与归国后的去向。
也许是傅斯年的满腹学识还没有施展之地，确实不该被埋没，当他乘坐的轮船穿过汪洋大海，抵达香港的时候，一封来自中山大学的聘书就出现在了他刚下榻的旅馆里。邀请者乃是2个月前才刚刚从北京六国饭店逃往广州的朱家骅。这时的朱家骅，已经开始主持中山的校务了。于是，傅斯年从中山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
【名家小传】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祖籍江西永丰，生于山东聊城。历史学家、教育家，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著作编为《傅孟真先生集》。
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北大文科。由于受到民主与科学新思潮的影响，1918年夏与罗家伦等人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影响颇广。1919年夏大学毕业，翌年初到欧洲留学，先后入伦敦大学、柏林大学研究院，学习实验心理学、生理学、数学、物理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朗克的量子论等；还对比较语言学和考据学发生兴趣。1926年冬回国。
翌年春出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和历史系、中文系主任。从1928年11月起长期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并任主编。1929年春，历史语言研究所从广州迁往北平，傅兼任北大教授。1932年参加胡适主持的“独立评论社”，在《独立评论》周刊上发表政论文章，拥蒋反共，但赞成抗日，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路线有所批评。1937年春兼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兼任西南联大教授。1948年当选南京国民政府立法委员。次年1月随历史语言研究所迁至台北，兼任台湾大学校长。
严济慈：用勤奋创造了奇迹
严济慈是中国现代物理学研究的开创人之一，是第一位获得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是中国科学院、中国科技大学的主要创建人之一。他的家庭是一个高层次的科学家之家，被称为“小科学院”，家庭成员中竟有5个在中国科学院工作。
留学前的准备
严济慈的启蒙老师——叔祖父严维伦先生曾对他的父亲说：“这孩子是读书的好材料。家里条件再艰苦，也要想法让他去读书。”从9岁开始，小济慈便能帮助父亲在药铺里计账了，这便培养了他认真细心、一丝不苟的作风。他成天和数子打交道，而他对数学的兴趣，就从此时打下了根基。
后来，严济慈考入了南京高等师范，遇上数学家何鲁先生。在大学期间，对严济慈影响最大的就是何鲁。何鲁是四川广安人，1919年从法国留学回国，应聘到南京高师教数学。
数学是很重要的基础课，何鲁讲课所用是法国的教材。法国中学教育在欧美社会水平最高，课程内容很深。在中学的数学课里，竟有很多大学的内容。何鲁的讲课遭到学生的反对，普遍反映太深听不懂，发展到准备罢课。只有严济慈一个人在坚持上课。于是，何鲁干脆把严济慈叫到自己家里，一对一地给他上课。何鲁到上海任教后，又特别推荐著名数学家熊庆来去南京高师任教。
每逢暑假，何鲁还总要邀请严济慈前来他家读书。严济慈整天把自己关在安静的书斋里，自学法文，并且大量阅读了何鲁带回来的法国教材。水滴石穿，他的勤奋学习，为日后赴法留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何鲁看他学有所成，便介绍他认识了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先生。王先生对严济慈有所了解后，就约他写了《初中算术》和《几何证题法》。这两本小书，数十年来作为中学生的教材和课外读物，不仅受到国内广大师生的欢迎，而且曾被东南亚某些国家所采用。
严济慈大学毕业后，老师何鲁、熊庆来、胡刚复都鼓励他出国留学。他得不到官费，3位先生便慷慨解囊，为他筹措川资；再加上他编书的稿费等收入，严济慈终于可以前往恩师何鲁曾经留学的法国了。
成绩震惊了巴黎大学
1923年11月，满怀学习国外先进科学理想的严济慈，经过5个星期的航船颠簸，到了法国第一大港——地中海沿岸的南部城市马赛。
出国之前，由于他刻苦努力自修，法语在读写上已没有问题，但是口语略逊。他便转乘火车到默伦乡村的一所中学，强化学习了半年的法语。他的基础好，加之又有悟性和惊人的记忆力、模仿力，很快就过了口语关。
1924年夏天，严济慈从默伦来到巴黎，就雄心勃勃地把目光投向享有盛名的巴黎大学理学院。巴黎大学分5个学院，即理学院、文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和药学院，其中理学院号称有10万学子。入学不用考试，宽进严出。学校迷漫着自由的空气。课程是公开的，每年11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开学上课，谁有兴趣都可以听，不愿意听也无人来管。学较不分系，也不分年级。只要手里有中学毕业文凭，交纳金额不多的注册费，把你的名字登记注册，就算是巴黎大学的学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