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南联大教育的日子里，雷海宗将大量精力投入文章写作，如《雅乐与新声：一段音乐革命史》、《全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与中古哲学》、《古代中国外交》、《司马迁的史学》、《中国古代制度》等，分别发表于昆明《中央日报》、《清华学报》、《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学报》等报刊杂志。但更多的文章则是史论结合、古为今用，将古今中外的历史与现状贯通起来，为宣传抗日和进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服务。
1940年4月，雷海宗和林同济、陈佺等在昆明创办《战国策》半月刊，先后出版17期。1941年12月3日，又在重庆《大公报》开辟《战国》副刊，至1942年7月为止，共出版31期。雷海宗在《战国策》和《战国》副刊，发表《张伯伦与楚怀王》、《历史警觉性的时限》、《中外的春秋时代》、《战国时代的怨女旷夫》、《历史形态》、《三个文化体系的形态》、《独具二周的中国文化》等文章。
由于创办《战国策》和《战国》副刊，林同济、雷海宗、陈佺等人在当时被称为“战国策派”。所谓“战国策派”的基本观点和主要思路，是用“文化形态史观”的理论来考察历史和文化，分析当前的世界形势，认为西方欧美文化现在正处在相当于古代中国的“战国时代”，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正是“战国时代”所独有的国际战争特征的表现。中国面对这样的局势，必须找出应对之策，自主、自立、自强地建国和战胜日本侵略者。
此外，雷海宗还积极地为《当代评论》半月刊撰稿。从1941年末到1944年3月，他既为《当代评论》写过多篇社评，如《埃及战争》、《法属非洲——西方的第二战场》、《罗邱会议》、《突尼西亚盟军大捷》、《法国解放委员会与法兰西前途》、《苏捷协定与波兰前途》、《德舰沙恩霍斯特号沉没》、《苏联采用新国歌》、《阿根廷与轴心绝交》等；又在该杂志发表《海战常识与太平洋战争》、《战后世界与战后中国》、《平等的治外法权与不平等的治外法权》、《欧洲战后人的问题》、《战后的苏联》等专门文章；还主持了《世界战局的总检讨》的座谈会，致开幕词和做总结发言，刊载于《当代评论》第3卷第7期。
1945年8月15日，日本军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雷海宗与全国人民一起，以无比喜悦的心情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但是，蒋介石阴谋内战，反对民主。1945年12月1日，西南联大等校师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一”运动。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教授被刺。闻一多是雷海宗的同学和好友。他对于闻一多的遇害感到无比悲愤，主动参加五人治丧委员会，并将杀害闻一多的子弹头保留下来，作为怀念亡友和憎恨国民党杀人凶手的见证。
一代名师，桃李天下
雷海宗一直在高等学校教书。作为一位名教授和教育家，他的教书育人是极具特色、众口叫绝的。
雷海宗讲课时声音洪亮，内容丰富，深入浅出，鞭辟透里。他讲解的历史事件，既材料翔实，又因果分明，更能揭示深层次的现实意义，使人听后收益匪浅。他上每节课都精确地计算好时间，从不拖沓冗长，下课时恰好讲完一个题目，下节课再讲新的内容，前后衔接自如。雷海宗记忆力极强，进课堂的时候从不拿厚重的讲义，只拿几支粉笔；却讲得滔滔不绝，井井有条，人名、地名、史实、年代准确无误。
他学问渊博，口才极佳，既注重教学态度，又讲究教学方法，使讲课成为一门艺术，挥洒自如，引人入胜。他在清华和西南联大上课的时候，为非历史系的本科生开设中国通史课。当时选课人数极多，课堂总是挤得满满的，其中还有不少慕名而来的旁听者，已故著名世界史学家吴于廑先生就是其中的旁听生，当时他已是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生了。
已故美国史专家丁则民先生在《忆念伯伦师》一文中说：
“抗战时期，他是西南联大名教授兼历史系主任，先后开设过中国通史、中国古代史、西洋通史、欧洲近古史和欧洲中古史等课程。听过他的课程的学生，普遍认为他是学贯中西的历史学家，对许多历史问题都有精辟的见解。他的史学造诣之深和学术思想的精邃，都给学生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不仅学识精湛，方面广博，而且他的记忆力也非常强。上课时他不带片纸只字，便能对所讲的问题作出系统而生动的描述。他讲授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既有丰富内容，又把历史因果关系分析得清晰透彻，使人听了兴致勃勃，总觉课堂时间过得太快，颇有余兴未尽之感。在解放前旧大学，讲授历史课能达到这样炉火纯青、使人百听不厌的程度，可说是罕见的了。所以，当时许多同学都愿选修伯伦师的课，认为听他讲课不仅能获得系统而深入的历史知识，而且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还有的同学反映，课后把他讲授专题的笔记稍加整理润色，就像是一篇有头有尾、内容充实并自成体系的文章。”
雷海宗在清华讲授史学方法一课时，采用19世纪中叶西方最著名史家——德国柏林大学教授朗克实行的“研讨班”的形式来组织教学，极其活跃、成功。现已年逾90岁高龄的天津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卞僧慧先生，对此有具体细致的描述：
“在课堂上，以‘史学方法’课最为活跃。这门课是历史学系必修课。先生除指定几本必读的参考书外，讲三个问题：历史的科学，即史学的分析工作，这是最基础的，讲的也最多；历史的哲学，即史学的综合工作；历史的艺术，即史学的叙述工作。上学期讲第一个问题，下学期讲后两个问题。每学期讲课后，剩余时间同学在课堂上分别作25分钟的报告，实际上多超过时限，也不制止，得以畅所欲言。班上共20人。事前，先生拟出25题，各选报3题，也可自拟题，经平衡核准，各自准备。凡自拟题者用其自拟题。20人中用自拟题者5人。下学期，先生列出英文书25种，各选3书，指定一书，读后仍在课堂报告。各书都涉及作者对历史的看法，形形色色，五花八门。有英雄史观、地理史观、经济史观，有天演论、多元论，有论著、小说。上学期报告重在锻炼分析能力，钩稽史料，比较同异，提出自己结论。下学期在课堂上报告个人读书体会，交流丰富多彩的诸家异说，互相启发。使同学虽只读一书，而收博览众说之益，得以分别异同，审度得失，促成独立思考之习惯。若仅株守一家之言，则视野不得开拓，思想不易活跃，即对所守一家之言，亦难有透彻之了解。”
雷海宗对学生十分爱护，不仅指导他们的学习，而且关心他们的生活。首都师范大学名誉校长、著名世界史家齐世荣写道：
“我读大四时，生活比较困难。一天下课后，雷先生对我说，美国波摩那大学来了一个研究生，学中国近代史，想写关于梁启超的论文。他的中文程度还需提高，你去给他补习中文，注意借机会练练英文，并增加点收入。我听了后十分感动，不知道老师如何知道我最近生活困难……通过这件事，可以说明雷先生是多么地爱护学生，他既注意学生的学习成绩，也关心他们的生活状况。
近年来，我常常想，如果雷先生今天健在，世界史学科在这位元老大师的指导下，定能取得更大的成绩。雷先生离开我们快40年了。他的博大精深、贯通中西的学问，是我永远赶不上的。但他勤奋治学的精神，对学生热心培养、极端负责的态度，则是我要时刻学习的。”
上世纪30年代中、后期，雷海宗有两个很得意的学生，他们是丁则良和何炳棣，毕业后都留在西南联大历史系任教。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们分别赴英国和美国留学。新中国成立后，丁则良从英国提前返回清华。丁先生为人谦厚热情，平易近人，治学严谨，学问渊博，专攻宋史；在英国又学俄文，研究苏联史，兼通古今中外，颇有乃师雷海宗之风。
关于雷海宗临终前背着“右派”的包袱在南开大学坚持讲课的情景，《光明日报？史学周刊》总编辑、史学家肖黎先生有发自肺腑、感人至深的回忆：
“上课铃响后，只见一位小老头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地挪动着双腿，吃力地坐在讲台后的一把椅子上。看着他那痛苦的样子，我不觉生出几分恻隐之心。在那一瞬间，阶级斗争的观念就像是断了线的风筝，无影无踪。此刻，教室里异常安静。突然，洪钟般的声音响起。只见他腰板直了，精神也振作起来了，与他刚进教室时简直判若两人。37年过去了，讲课的具体内容早已忘记。只依记得他讲的是印度的寡妇殉葬。他上课什么也不带，却对历史事件、人物、地名、年代都十分熟悉，脱口而出。他的外文极好，一会儿是希腊文，一会儿又讲一个词语如何从希腊文演变为拉丁文、英文的，斯拉夫语系有什么特点，侃侃而谈。”
雷海宗一生靠大学教书薪俸收入，勤奋读书，别无他好，律己甚严，俭以养廉。因父早逝，他作为大哥，负起了将弟弟、妹妹扶养成人，供应他们上学成家的重担。雷夫人张景茀，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生物系，为照顾雷先生，放弃工作，操持家务，伉俪情深。雷教授所取得的成就，是与夫人的支持帮助分不开的。凡到过雷家的学生，无不从雷师母的亲切接待中，体会到了温暖和关怀。
最后一课，余音未绝
雷先生的最后一课，尤其令人难忘。他大概也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故一直处于亢奋之中，情绪十分激昂，声音更加洪亮。课间休息时，同学们还是窃窃私语，不敢和他接近。他仍然一个人孤独地坐在那里。最后一堂课结束了，依然没有例行致意和掌声。雷先生孤独地拄着拐杖走了。在这难以言表的时刻，同学们都走到窗前，目送着他登上回医院的车，渐渐远去。
人去楼空，回荡在阶梯大教室的洪钟般的男中音的美声，至今响在耳边。雷先生执鞭生涯最后一课是那样的撼人心灵，不仅是那悦耳的金属般的男中音，还有许多……这许多是什么呢？借用一位我国文学大师的话：“许多人苦于有话说不出，另有许多人苦于有话无处说；他们的苦还在话中，我这无话可说的苦却在话外。”
雷海宗为发展祖国教育事业和建设历史科学献出了毕生的力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鞠躬尽瘁，桃李满天下。1992年12月28日，南开大学历史系举行了“纪念雷海宗诞辰90周年暨逝世30周年”的会议。2002年12月15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和《史学理论研究》编辑部、《世界历史》编辑部联合召开了更大规模的“雷海宗与20世纪中国史学”学术研讨会，隆重纪念雷海宗先生诞辰100周年。会议一致认为，应发扬他的热爱祖国、诲人不倦、襟怀坦白、光明磊落的献身精神；学习他的刻苦读书，勤奋探索，敢于否定过去，不断创新前进的严谨学风；贯彻他主张的从中国现实出发，继承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比较研究中外历史，弘扬中华文化，积极建设新中国的治学宗旨。大家深信，在新的21世纪，雷海宗所倡导的优良学风和治学精神，将得到进一步的发扬；他为之献身的祖国的教育事业和历史科学，将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和发展。
【大师小传】
雷海宗（1902—1962），字伯伦，河北省永清县人。中国历史学家。192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公费留学美国，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历史和哲学。1924年入该校研究院历史学研究所，192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返国。曾任南京中央大学史学系教授、系主任，金陵女子大学历史系教授和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1931年任武汉大学史学系和哲学教育系合聘教授。1932年后任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教授，曾任历史系主任和文学院代理院长。1952年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直至逝世。
梁实秋：国立青岛大学的“名士”生活
梁实秋，现代著名作家、学者、文学批评家、翻译家。1915年夏考入清华学校。1923年8月赴美留学，专攻英语和欧美文学。回国后，先后任南京东南大学教授，青岛大学（后改为国立山东大学）外文系教授、主任兼图书馆馆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1949年5月移居台湾，先后任台湾省立师范学院（后改为师范大学）英语系主任、文学院长等职。
梁实秋40岁以后着力较多的是散文和翻译。主要作品有《雅舍小品》（从1949年起，20多年共出4辑）、《文艺批评论》、《英国文学史》（晚年用7年时间完成的百万言巨著）、《英国文学选》等，并翻译有《莎士比亚全集》（30年代即开始，持续40载，到1970年最终完成，计剧本37册、诗3册）。
初到青岛印象
梁实秋来青岛大学任教，颇有戏剧性。1930年夏，国民党政府决定设立国立青岛大学，筹备委员会主任是蔡元培（孑民），但实际负责筹备的则是杨振声，并已被教育部内定为校长。
杨振声是山东蓬莱人，“五四运动”时肄业于北大国文系，著有中篇小说《玉君》，白话诗也偶有尝试，与闻—多相交甚厚。他到上海来延揽教授，正巧碰到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长职务而到上海谋寻职业的闻一多，并通过胡适、闻一多认识了梁实秋、沈从文等人。
杨振声求贤若渴，一遇闻、梁，便视为宝，遂坚邀他们到青岛任教。他从容不迫地对闻—多和梁实秋说：“上海不是居住的地方。讲风景环境，青岛是全国第一，二位不妨前去游览一次。如果中意，就留在那里执教；如不满意，决不勉强。”
这种“先尝后买”的办法实在是太诱人了。而且，沪上尘嚣，居大不易，梁实秋也早有心思换换地方了。于是，在1930年夏天，他便与闻一多真的联袂到达青岛进行考察。
在青岛，他们所进行的，总共就是“半日游览”和“一席饮宴”，结果是“立即接受了青岛大学的聘书”。梁实秋被任为外国文学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闻—多则被任为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都成为学校里的大员。
暑假过后，梁实秋如期而至；随同他一起来到的，还有夫人程季淑和两个女儿梁文茜、梁文蔷、一个儿子梁文骐。他在鱼山路7号租到了一栋房子，那里距离汇泉海滩很近，约10几分钟就可以走到。程季淑兴致很高，她穿上泳装，和丈夫偕孩子下水。孩子用小铲在沙滩上掘沙土，梁实秋就和夫人躺在沙滩上晒太阳，玩到夕阳下山还舍不得回家。
海滨公园也是他们爱去的地方，因为可以在乱石的缝里寻到很多的小蟹和水母。第一公园素以樱花著称，到了春季繁花如簇，一片花海。可梁实秋并不喜欢樱花，因为“樱花没有香气，没有姿态”，而且“樱花是日本的国花，日本和我们有血海深仇，花树无辜，但是我不能不连带着对它有几分憎恶”。
山东这个“礼仪之邦”，给梁实秋留下了极为美好的回忆。在他的印象里，“一般山东人的特性是外表倔强豪爽，内心敦厚温和。”“青岛民风淳厚，每以细民中见之。我初到青岛，看到人力车夫从不计较车资，乘客下车一律付于1角，路程远则付2角，无争论者。这是全国所没有的现象。”“青岛市面上绝少讨价还价的恶习。虽然小事一端，代表意义很大。无怪乎有人感叹，齐鲁本是圣人之邦，青岛焉能不绍其余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