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目前欧洲安全形势来看，即便美军部分撤离，短期内也不会对欧洲安全造成太大影响。但这一举动所蕴含的政治意味却让欧洲盟友有些不安。有人说，美国意在借此向欧洲施压，要求其今后必须在欧洲防务上承担更多责任，不能像过去一样倚重美国。曾任欧洲防务局负责人、现任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的尼克·威特尼认为，美国新防务战略凸显出欧洲与美国的战略利益已渐行渐远。“欧洲必须长大，学会承担自身安全责任。”欧盟27国每年国防开支高达2000亿至3000亿美元，虽然不到美国的一半，但超过俄罗斯和中国的总和。从单个国家来看，法国、英国、德国和意大利也位列全球十大军费支出国家。到2020年，欧洲国家将有约160万全职军人、500万预备军人和准军事人员，军队规模超过美国。然而，欧洲防务最主要的问题在于，成员国各自为政，一体化程度较低，难以形成合力，资源重复和浪费严重。这一点在军事设备上表现最为明显，比如目前有十几个欧洲国家都在研发直升机和装甲车，由于单个国家投入资源有限，最终会造成军事设备“价高质劣”的结果。
多年来，欧洲国家也意识到这一问题，并希望通过防务合作加以解决。但由于军事领域往往涉及国家安全和机密，防务合作难以取得突破。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开始考虑更多利用北约这一平台，向欧洲国家施压。2011年，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公开提出所谓“灵巧防卫”的理念，以加强防务联合。同样，美国新军事战略也提到加强军事力量和资源共享与整合，这是2012年5月北约芝加哥峰会的一个重要议题。然而，这些合理设想和理念今后还需落到实处，否则独立于美国的欧洲防务在很大程度上仍将是一纸空谈。
（二）旨在掌控亚太地区主导权
如今的亚太地区，在领土、边界争端以及朝鲜半岛问题等热点问题仍未解决的同时，各国还面临着日益严峻的非传统安全挑战，如恐怖主义、海上安全、自然灾害、跨国犯罪等。而目前该地区安全结构仍然是不同国家间松散的安全合作。因此，美国非常重视随时调整其亚太战略，以适应该地区安全环境的新变化。从美国奥巴马政府上台执政以来对亚太地区进行的一系列调整和部署，我们可以分析出其对亚太的战略图谋。
进一步巩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领导权。针对亚太地区充满活力的快速发展，面对新兴国家高速发展的压力，美国需要保持全球领导地位，特别是需要提高主导和掌控亚太事务的能力。奥巴马政府上台伊始，就将“回归亚洲”作为他的政策要点。与小布什政府对东南亚的无所作为完全不同，奥巴马政府很快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通过国务卿和国防部部长的穿梭访问、拉拢军事演练以及密切防务合作强化了美国在该区域的存在。国务卿希拉里毫不讳言地说，“自奥巴马政府上任的第一天起，亚洲接触政策就是我们的优先考虑事项，因为我们清楚，21世纪的诸多历史将在亚洲撰写”，“不管我们到哪里访问，我们的最终目的就是，保持和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改善地区安全角势，推动地区繁荣，推广美国价值观”。
美国向来强调其领导权是建立在军事和经济优势地位的基础上的。在亚太地区，美国同样以其军事和经济上的主导地位构筑其领导地位。而作为当今世界最具经济活力和发展潜力的地区，亚太被认为是最有可能对美国经济优势和战略地位形成挑战的地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加大了在经济上和战略上对亚太地区的介入力度。早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政府就对全球战略进行大幅度调整，将美国战略重心由西欧向亚太转移。小布什政府上台后，由于“9·11”事件、两场反恐战争的牵制和干扰，亚太地区在其战略布局中的重要性相对后移。亚太地区在2007~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展现出的蓬勃生机，更使现任奥巴马政府非常看好该地区的发展前景，希望通过深入参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区域合作，借力实现美国经济的尽快复苏，恢复并巩固美国在亚太的战略领导权。
进一步加强和拓展与亚太地区盟友关系。在亚太这个广阔而分散的地区，与其传统盟友如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泰国等国家的关系仍然是美国对亚太战略接触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希拉里打破50多年来美国国务卿上任后首访欧洲的惯例，将亚洲作为首访目的地，并发表演讲全面阐述美国的亚洲接触政策。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要盟友，日本和韩国广泛参与美国的各种军演。2012年，日本自卫队士兵首次全程参与“金色眼镜蛇”演习。2月12日，泰国军队、美国海军陆战队和日本自卫队联合进行了“平民疏散”演习。“金色眼镜蛇”同样成了韩国的海外练兵场。2012年，韩国军队第二次直接参与“金色眼镜蛇”军演，共派出304名军事人员，并积极参加了众多演练科目，不仅涉及人道主义救援科目，还包括指挥所及野外训练演习。美国让日本和韩国越来越深入地参加大型联合军演，不仅是为两国提供“国际化的练兵舞台”，更重要的是为提升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影响力，以便为美国的亚太战略服务。此外，美国还在进一步拓展与新加坡、越南等其他东南亚各国的战略伙伴或战略性合作关系。
（三）遏制中国崛起色彩浓厚
在新“防务战略指针”报告列出的美军主要任务中，应对“反介入挑战”被排在反恐并开展非常规战事、威慑并击败挑衅这两大任务之后成为美军第三重要的任务。报告说，在面临“反介入挑战”的地区，敌手会利用各种非对称手段限制美军行动，其中包括电子网络战、弹道与巡航导弹、先进的防空系统和布雷等。
由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惹眼的表现，美国白宫对两国间可能发生的权力转移越来越关注。实际上，不少美国媒体早就批评白宫尤其是小布什政府到处树敌，不恰当地将精力集中于对付“伊斯兰恐怖主义”这一过分渲染的“威胁”上，而“疏忽”了中国在全球特别是在东亚显著上升的权力。奥巴马总统上台之初，对华政策曾平稳延续小布什第二任期内的温和色彩，两国关系“高开高走”。国务卿希拉里呼吁中美“同舟共济”，财政部长盖特纳要求双方“同心协力”，都将中国放在和美利坚同等的地位和水平上，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尊重。白宫甚至信誓旦旦地通过常务副国务卿斯坦伯格的“战略保证”一说，承诺“与中国结为伙伴”而不是“谋求挫败中国的雄心”，以“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
但仅仅一年多时间，白宫对华政策即大幅变脸，两国关系一步步滑向当初所竭力避免的“相互竞争与对抗的境地”。奥巴马政府不仅在对台军售、达赖访美等一系列老问题上刺激中国，还开始强力干涉南海争端，更拉拢中国周边国家密集军演，中美关系陷入数年未有的低谷状态。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升以及美国深陷金融危机的困境，经济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中国威胁论”出现在美国的学术界和华盛顿的政客圈中，突出的表现是奥巴马的“重返亚洲”战略以及美国大选中共和党候选人对华的强硬政策。在中美关系面临摩擦升级之际，2011年１月，胡锦涛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成就了“融冰之旅”。此次访问带来的450亿美元商业合同，为美国创造23.5万个就业岗位，美国对于中国的战略价值有了新的认识：利用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可以帮助美国摆脱经济危机。双方增进了战略互信，重申彼此的核心利益和关切，在共同声明中，第一次将双边关系定位为“合作伙伴”关系。2012年2月13日至17日，应拜登副总统邀请，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了正式访问。这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件大事，目的在于进一步落实胡锦涛主席2011年初访美与奥巴马总统达成的共识，推进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中美合作伙伴关系建设。因此，2012年以来，中美高层往来和对话磋商频繁，两国关系总体保持稳定发展势头。但是，中美关系也面临“噪声”困扰。美国对华不断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并加快推行亚洲“再平衡”战略，这些都在考验着中美关系。
中美之间互信的缺失会将双方拉入安全困境，导致资源的浪费，以及结果的零和性。从美国的利益来看，美国的遏制将会激起中国的反抗，使中国从一个现存国际体系的维护者转变为对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体系的挑战者；从中国的利益看，中国对“韬光养晦”指导方针的背离将会加剧美国的危机感，为其“重返亚洲”提供口实，造成中国国际环境的恶化。中美要打破桎梏，建立健康、长远的双边关系就必须摈弃“零和性”思维模式，在合作的框架中，构建共有的观念——承认中国的发展也会有利于美国的发展，承认太平洋足够宽广可以容纳两个大国。
二、奥巴马政府亚太新战略
“重返亚太”是美国总统奥巴马第一任期内的重要战略之一。奥巴马执政后，着手调整美国全球战略，结束两场战争，加大对亚太的关注和投入，经过四年来的谋划和实施，新的美国亚太战略已基本定型，对美国与亚洲特别是东亚的关系以及亚太地区形势已经并将继续产生重要影响。随着奥巴马再次当选，奥巴马亮出了新任期的“外交罗盘”，亚洲仍将是其外交政策的重点。
（一）奥巴马政府推进亚太新战略
在东亚和美国都在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战略目标就是要保持美国对地区事务的积极参与，发挥领导作用，更好地维护和促进美国的利益。为此目的，奥巴马政府提出要建立一个更富有想象力和更持久的跨太平洋体系，塑造一个更加成熟的安全和经济架构。在奥巴马政府看来，这样一个安全和经济架构应该充分体现美国地区安全和经济政策所蕴含的基本原则。安全上，确保自由和开放的商业活动，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公正的国际秩序，该秩序强调国家的权利和义务、忠于法制以及所有国家畅通无阻地进入空中、外空和海洋这些全球公共领域。经济上，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开放、自由、透明和公平的经济秩序，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与一体化，平衡、包容和环境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高标准、基础广泛的自由贸易协定。在继承过去的美国亚太战略传统，同时又根据新的形势加以调整的基础上，奥巴马政府形成了基于以下内容的亚太战略框架，并积极在亚太地区实施这一战略。
第一，深化和更新同盟关系。奥巴马政府深化和更新同盟关系的举措有两个特点。其一是重视促进盟友的能力建设，例如与日本合作发展下一代导弹防御系统，与澳大利亚开展在网络空间的合作，与韩国加强反扩散合作，提升泰国和菲律宾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能力。其二是重视与澳大利亚的安全关系。如果说后冷战时代克林顿政府和小布什政府都非常重视美日同盟的话，奥巴马政府则着力加强美澳同盟。
第二，拓展与越来越重要的地区伙伴如印度、印尼、越南、新加坡等国的接触。在奥巴马政府谋求发展伙伴关系的努力中，印度、印尼、越南是三个重要对象。美国与印度关系的实质性改善与发展始于小布什政府时期，在奥巴马执政后得到延续。美方认为，美印伙伴关系在亚洲、全球安全与繁荣和印度经济增长三方面面临着历史性机遇。在亚洲层面，平衡和牵制中国在亚洲不断增强的实力和影响力是美国对印政策的重要考虑。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伊斯兰教国家、东盟的头号大国和二十国集团的成员，印尼也是奥巴马政府重视的亚洲新兴大国。奥巴马政府表示希望通过与印尼关系的发展改善同伊斯兰世界的关系、推动打击东南亚的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以及影响东盟的内部发展和对外关系，诸如东盟在东亚合作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东盟的对华关系。美越关系的进展也引人注目。2011年9月，两国签署了《防务合作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双方共同“保证海上安全”、“为维护地区安全交换信息”等，被视作两国军事交流升级的标志。此外，美国和越南还在积极探索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第三，与中国发展可预测的、稳定、全面的关系。在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战略中，中国虽然也是美国谋求发展伙伴关系的“关键玩家”之一，但其对华政策的两面性表现得十分突出。一方面，亚洲地区的稳定、美国和全球经济的复苏、全球治理的推进，都需要中国发挥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美国希望深化和扩大与中国的合作。另一方面，奥巴马政府又深受传统的现实主义思维影响，对中国力量的迅速上升和在亚洲影响力的扩大倍感不安，积极谋求制衡中国。
第四，参与和培育地区多边架构。在参与和培育地区多边架构方面，奥巴马政府政策的特点是，着重抓安全机制，谋求塑造这些机制的议程。美国促进地区安全机制建设主要有两个动机，其一是利用这些机制作为处理美国安全关切的手段；其二是以此为抓手，塑造地区安全秩序，使之朝着对己有利的方向发展。
第五，奉行自信而积极的贸易和经济政策。在地区经济政策方面，鉴于亚太地区对美国经济首屈一指的重要性，奥巴马政府致力于促进该地区贸易和经济的开放。作为2011年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东道主，美国推动APEC为亚太地区设置21世纪的议程，聚焦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即平衡、包容和环境可持续的增长。华盛顿希望利用亚太经合组织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
第六，打造更广范围的军事存在。在新的安全环境下，奥巴马政府谋求使美国在本地区的军事存在“运作上更有弹性、地理分布更合理、政治上更可持续”。对美国军事存在的调整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加强美国对付“冲突和胁迫”的威慑能力，确保美国的军事能力、军事基地和作战理念能够在一个美军的进入和自由行动会遭到挑战的环境中获得成功。另一方面，加强在东南亚和印度洋的军事存在，美国宣布要在新加坡部署濒海战斗舰，在澳大利亚常驻美国海军陆战队，扩大在菲律宾的军事存在，同时还要与东南亚的盟友经常地、无缝地展开行动，包括增加联合训练的机会，开展新的联合巡逻和演习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