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的官方传记作者说，凯恩斯在1937年放弃了投机，原因是他身体欠佳。实际上，那时他的病已经好了，而且身体不错，以致可以在接下来的9年里继续影响经济学和政治的发展。但近年来出版的传记指出，凯恩斯在1937年美国股市上损失惨重，考虑到第二次破产可能会损害他作为世界上最著名的经济学家的声誉，于是及时退出了投机行列。
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中，凯恩斯谈到了他的投资哲学，我们可以恰当地称之为“选美理论”共有100幅候选美女照片，由公众从中选出4人。然而，人们并不投票给他认为是最美的人，而是选择他认为大多数人都认为是最美的人。
像许多伟大的金融家一样，凯恩斯在大事上十分大胆，敢于冒险使用大量资金以支持一个论点。但小事上，他非常保守。
一次，凯恩斯和一个朋友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度假，他们让一群当地小孩为他们擦皮鞋。凯恩斯付的钱太少，气得小孩们向他们扔石头。他的朋友建议他多给点钱了事，而凯恩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回答道：“我不会贬抑货币的价值。”
▲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之父
发展经济学之父张培刚，曾是与萨缪尔森同年获得威尔士经济学奖的哈佛博士，曾是在而立之年就以研究农业国工业化而名扬国外的中国学子，曾是一位立志报国却被埋没了30年的经济学家。他的理论著作对南美和东南亚的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都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很多人对他顶礼膜拜。
1913年，张培刚出生在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少年时期的他一边随家人从事放牛、砍柴、插秧等各种农活，一边在乡下读私塾和小学。1929年，张培刚只读了一年半的高中便跳级考入武汉大学文科预科班，成为当年武汉大学唯一录取的文科预科生。
1934年，张培刚以优异的成绩从武汉大学毕业后，即被选送到前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从事农村经济研究工作。在随后的6年时间中，他深入农村进行实地考察和调查，积累了许多实践经验，对他以后的学术生涯很有裨益。
1941年4月，张培刚考取了清华大学第五届庚款留美公费生。他是武汉大学考上清华庚款公费留美的第一人，也是该次考试所录取的仅有的两名文科类（分别为“工商管理”和“经济史”学科）考生之一。1941年7月，张培刚幸运地进入哈佛大学学习，他师从熊彼特、张伯伦、布莱克、汉森、厄谢尔、哈伯勒等大师，深入学习和研究了当时世界最前沿的经济学理论。在哈佛的求学，对张培刚的学术生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为了探索贫穷落后的中国如何走上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张培刚选择了“农业与工业化”为博士论文题目。在哈佛的图书馆里，张培刚申请了不足6平方米的空间，通晓5种外国语言的他阅读了德文、法文、英文等180余位经济学家的200多本著作。张培刚用了9个月的时间，于1945年10月完成了英文稿的“农业与工业化”。
1947年，这篇博士论文被哈佛大学授予经济学科最佳论文奖，并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科最高荣誉奖——“大卫·威尔士奖”，张培刚也成为迄今为止亚洲唯一获此殊荣的人。著名的经济学家陈岱孙说：“我终于看到了有一个中国留学生跻身于哈佛大学经济系最高荣誉奖获得者的行列。”张培刚的学生、经济学家董辅礽这样评价：张培刚先生在书中提出的农业国工业化是当代发展经济学的核心问题的论点，比20世纪70年代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刘易斯至少早10年。张培刚的论文于1949年由哈佛大学出版，并成为许多大学经济学专业的指定参考书。中国人民大学的高鸿业教授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伯克利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时，就在老师给他开的书单上意外地发现这本唯一由中国人写的书。
“农业与工业化”是第一部从历史和理论上系统探讨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如何走上工业化道路的著作。该著作后来被国际学术界誉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张培刚也被誉为“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这本书在当时成为南美和东南亚各国的热门书籍。但由于当时中美两国处于隔绝状态，再加上“文革”中张培刚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他本人竟然对此毫无所知。“文革”结束后，张培刚才在华中科技大学这所工科院校里开设了经济学专业，张培刚说，自己一直站了30多年，总算有一张凳子可以坐下歇歇脚了。他先后担任华中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主任、教授，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1978年5月，张培刚被借调到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担任《政治学辞典》和《外国经济史》的主编。随后，他又成为第一批给国家领导人主讲“外国经济学”的专家，并与厉以宁合写了《宏观与微观经济学》，最早把西方经济学（即市场经济学）介绍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他通过著作和讲学，全面介绍了西方经济学、西方管理科学和世界经济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初，将近70岁的张培刚在重病卧床的情况上，把在抽屉下面藏了30年的“农业与工业化”英文手稿译成了中文，埋没了半个多世纪的著作终于开始得到人们的认可。经济学家胡鞍钢定期要给政府部门编写国情报告，他在文章中就经常引用张培刚的理论。胡鞍钢说：“张培刚先生在写那本书的时候，就已经讨论过这些问题，他当时讨论的是三大关系，实际上就是最早我们所说的对外开放的理论。就是农业国必须要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从全球化过程中和与工业国之间的交往过程中获得资金、技术及支持。应当说后来中国改革开放就是这样的一个理论，张培刚先生已经做出了一些铺垫。”
1989年他写的《发展经济学往何处去》一文为迷茫中的发展经济学指明了方向。那时学术界认为发展经济学走向了衰落。张培刚不仅为发展经济学正了名，而且扩大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范围。
1990年，清华大学的梁小民教授把当年刘易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增长理论》翻译成中文，相比之下张培刚的理论远在刘易斯之上，刘易斯主张通过工业化来实现经济发展，那是靠牺牲农业来发展工业。但是张培刚的理论是把农业作为产业的一个部分，他所要求的不是牺牲农业发展工业，而是把农业和工业作为整体来发展。后来刘易斯也作了反思，刘易斯说：“过去我太重视工业了，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看来这是错误的。”
世界银行的经济专家钱纳里来华讲学时说：“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是你们中国人，是张培刚先生。这是中国人的骄傲。”1986年，西北大学教授何练成访美后说，哈佛大学一教授在座谈会上说，张培刚才真正是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刘易斯、舒尔茨的理论比他提出的要晚好些年，因此他更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奖。
▲保罗·克鲁格曼——预言家
2008年10月13日晚上7点，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将200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以表彰他在分析国际贸易模式和经济活动的地域等方面所作的贡献。
作为美国经济学界的天才式人物，保罗·克鲁格曼是自由经济学派的新生代，他曾成功预言了亚洲金融危机和此次美国经济衰退，开创新国际贸易理论，分析解释了收入增长和不完善竞争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1953年2月，克鲁格曼出生于纽约长岛的一个犹太裔中产阶级家庭。从约翰·F·肯尼迪高中毕业后，他来到了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经济学。大学时代的克鲁格曼似乎更偏好历史，经济学的专业课修得不多。
大学二年级的时候，著名经济学家诺德豪斯在偶然看到克鲁格曼的一篇关于汽油的价格和消费的文章后，为他对经济问题的深刻理解所打动，立即邀请他做自己的助手。大学毕业后，在诺德豪斯的推荐下，克鲁格曼顺理成章地进入了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
1977年，克鲁格曼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随后任教于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及斯坦福大学。在麻省理工学院他成为了福特国际经济学教授。
1982年，克鲁格曼刚从瑞典参加一个国际会议回来，就接到费尔德斯坦的电话，邀请他去华盛顿任职，担任经济顾问团国际经济学首席经济学家。在华盛顿的经历并不愉快，克鲁格曼发现，这个地方好的分析者并不受重用，“马屁精”倒是如鱼得水。很快，他就产生了厌倦。不过，在华盛顿他又发现了自己的另一项才能：用简明易懂的语言讲述严肃的经济学问题。1983年的总统经济报告就是他主笔的。1992年的总统选举使克鲁格曼在全美国人面前大出了一番风头，他在电视上的经济演说给克林顿极大的帮助。
克鲁格曼曾经出版20余本著作和200余篇论文。他在学术领域获得的声誉主要是在国际贸易及金融领域。他是“新贸易理论”的创建者之一，该理论对传统的贸易理论进行了崭新的思考。因为该理论，克鲁格曼获得了1991年的克拉克奖，该奖主要奖励那些“低于40岁的对经济学知识作出卓越贡献的青年经济学家”。
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前，克鲁格曼最近的身份是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及国际关系教授，以及已经从业长达十几年之久的《纽约时报》评论员。他擅长以简单的预言评说复杂的问题，而且能够将它们讲得清楚。
诺贝尔奖颁发给克鲁格曼是基于他对两个截然不同但却相关的领域所作的贡献：克鲁格曼关于“新贸易理论”发展的贡献及“新经济地理”的著作。
此前，就有经济学者评论：“如果诺贝尔经济学奖要颁给国际金融领域的研究者，那就一定会颁给克鲁格曼，因为他是这个方向的一个开创性人物。”
诺贝尔经济学奖最近一次定格金融学领域是在1997年，当时，斯科尔斯和默顿两位学者因其在金融衍生产品理论方面的贡献摘得桂冠。而1997年也正是爆发亚洲金融危机的“一个金融动荡的年份”。
令克鲁格曼名声大噪的是他的一个预言。1996年，克鲁格曼曾在其《流行国际主义》一书中预言了亚洲金融危机。他提出，所谓的“亚洲奇迹”是“建立在浮沙之上，迟早会幻灭”。他认为，亚洲在高速发展的繁荣时期已潜伏着经济危机，将在一定时间内进入大规模调整。1997年，该预言得到验证，有力地奠定了克鲁格曼作为“新一代经济学大师”的地位。
因此，在华尔街金融风暴引发全球金融动荡之时，克鲁格曼对当前形势的评价，越发引人关注。
“按照我的判断，当前普通美国人的命运与经济普遍增长的脱钩，在美国近代史上是史无前例的。”事实上，在近些年来，几乎布什政府所有的政策，都会成为这位在《纽约时报》上勤奋写作的经济学家批评的对象。
克鲁格曼总喜欢提起自己青年时代的“失落的天堂”——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在那时成为众所周知的中产阶级社会。“我生于1953年。与同辈人一样，我把自己成长于斯的美国的一切都视为理所应当的。事实上，如许多同辈人一样，我严词抨击美国社会种种甚为真切的不义现象……只是在后来的回想中，我才明白地意识到，自己年轻时所处的政治与经济环境是一个早已逝去的天堂，是美国历史上一段不同寻常的篇章。”
克鲁格曼认为，这样的“天堂社会”背后的推动力是总统罗斯福的“新政”。正是“新政”开始大力实施的“自上而下的收入和财产再分配”使美国社会获得了繁荣。直到20世纪70年代，政府才开始以某种形式“撤回”这一政策。这个本来按照欧洲标准衡量就很糟糕的社会福利国家被拆卸得七零八落，盛极一时的工会如今已经大不如前。
克鲁格曼认为，再次扭转这一趋势的时刻到来了。正因如此，他主张回归罗斯福和杜鲁门时代的经济政策——至少要有一点儿像“新政”。
在面对荣誉时，克鲁格曼说：“我们都想得到权力，我们也渴望成功，但是对我来说，最好的回报就是理解带来的快乐。”
附：富裕的和穷困的经济学家
★经济学是关于财富的科学。但是，在财富的竞技场上，经济学家并没有优势。其实，关于财富的知识与获取财富的能力本来就不是一回事。经济学的功能一般认为是帮助人们了解、认识和解释世界，因此它实际上并不能为人们提供发家致富的妙计良方。也许积累财富或者赚钱需要的是一种天分而不是知识，最杰出的经济学不一定具备最杰出的经营能力。1997年，罗伯特·默顿和迈伦·斯科尔斯因为期权定价理论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他们经营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却面临破产。作为谋生甚至牟取财富的工具，经济学的回报率不会高于社会平均回报率。在积累财富的角逐中，成功的经济学家风毛麟角。成功者所凭借的大多不是其卓越的经济思想，而是某种赚钱的天分。其高于社会平均收益的部分实际上相当于稀缺资源获得的“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