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不难结论，一个社会经济体中受市场调节的人越多，关注机会平等的人也越多，整个社会对于收入不平等的熟悉度和承受力也就越强。如果在政府调控体制中工作的人越多，害怕市场分化、强调结果平等的人也越多，整个社会对于收入不平等的承受力就越弱。这一推论与我国改革进程中的现象是基本吻合的。在改革之初，全国城乡的基尼系数还属于过小之列，可城市中有关收入不平等的呼声已甚嚣尘上。这与当时城镇中多数人均在计划经济体系中谋生有关。而现在，受市场调节的经济体系已成规模和气候，全国的基尼系数也已越过了国际警戒线，但关于收入不平等的呼声反而不如上世纪80年代那么强烈。人们更多地关注的是腐败问题，很多关于收入不平等的讨论也都涉及了腐败问题。由此可见，人们实际所关注的重点已经从结果的不平等而转向了机会的不平等。
（第二节）各阶层对于不平等的承受力
各阶层由于所处的境况不同，因此对于不平等的持续扩大、甚至加速扩大的承受能力也显然是不同的。本节中对几个更具典型意义、也更值得关注的社会阶层作专门的分析，以求更好地理解整个社会对于不平等演变的承受能力。
一、民工阶层
多数民工来自于各地较为贫穷的农民阶层。出来打工后，虽然也有少数人从打工者转变为小老板、甚至大老板，但多数人并未完成向上层的流动。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个最为困难、又可能会不断扩大的阶层。他们对于不平等的忍受力及反应是至关重要的。对照（第一节）中关于承受力的各个决定因素，民工阶层由各种因素所决定的承受能力是比较复杂的。
（1）从谋生方式与市场的紧密度来看。在某种意义上讲，农民是改革以来最早进入市场调节体系中的阶层。因为我国的经济改革就是从1978年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几年后，当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反而有所降低时，农村的基尼系数已开始逐步提高。有趣的是，当时关于不平等的呼声却主要集中在城镇、而非农村。因此，就农民们最先面对市场而言，他们对于市场条件下固有的收入拉开现象本应有更强的适应能力。然而，当民工们从农村进入城市后情况就不同了。由于下述决定承受力的其他几个因素均呈负面性质，导致了民工阶层对于不平等具有了较为敏感的特征。
（2）在满足基本需要的能力方面。一部分民工能够达到温饱之后尚有节余的收入水平，但也有不少民工的收入却只够一人温饱，不能实现攒钱或贴补家人的初衷。这种生活水平及劳动强度与原先的农村生活相比并无明显的改善，甚至还会不如原来。很多人起码在自由和尊严方面会感觉到远不如在农村之时。若早知是这种状况，一些人可能就不会出来了。
（3）在不平等的发现方面，民工们所受到的刺激可能会更大。
打工的收入低于预期，对于吃苦耐劳中长大的农民来说，并不是最难承受的。但一旦亲眼目睹了发达地区有钱人的生活方式和收入水平后，眼下的窘境就会形成刺眼的反差。虽然出来前对于城乡差别也有着一定的心理准备，但是由于亲历而产生的冲击力还是很大的。
这种心理上的失衡，在其他条件不能予以正面弥补的情况下，就很容易催生出越轨的行为。
（4）在向上流动的问题上，民工们本来的文化、技术素质就比较低，加之不对称条件下所遭受的剥削，他们往往只能重复地再生产出原有的劳动能力，而基本不具备提升素质、向上流动的机会。即使有些民工通过自身的努力而具备了向上流动的能力，但在各种社会歧视存在的条件下，往往还会面临不公正的考验。这种情况犹如雪上加霜、更难承受。更为刺激的是，如上一章中所述，这种被压在城市社会最底层或被边缘化的状况，还可能会通过民工子女而传承下去。
由此导致的恶果就更严重了。
（5）在地位的相对变化率方面，民工阶层的比较结果也往往是负面的多于正面的。处境较好者最起码在绝对变化的比较中可以得到正分，而处境差者在这项比较中也可能得到的是负分。但从相对变化率上来看，如果将城市中的同类人（比如年龄、文化、技术的相似者）作为参照系，那么大多数民工的得分都可能为负数。
综上所述，尽管就民工原有的农民身份而言，对于不平等应该具有较强的承受力，但由于打工后的其他因素多具负面的性质，因此所形成的总体承受力目前已是相当脆弱。即使有着忍辱负重、宽厚老实的惯性，但当压力积累到临界点时仍可能会爆发出强烈的负面反应。
二、白领阶层
关于中产阶层的“资格”认定问题，有关的研究尚处于各说各话而无共识的初期阶段。我们在这里也不去讨论如何量化其标准的问，而是以白领作为代表来讨论中产阶层对于不平等的承受力问题。
（1）在不平等的发现方面，白领阶层由于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因此不但很清楚自己与上层的富裕差距，也比较清楚上层与底层的悬殊状况。就此而言，白领应很了解不平等的严重程度。但由于其他因素均呈正面状态，因此这种了解并不一定会产生强烈的反感。
（2）在基本需要方面，白领是不会有问题的。他们的薪酬较为优越，收入为社会的中上等水平，消费较为讲究质量和品味。主要的不足是不少人工作压力和心理压力较大，有些人因此而患上了各类疾病。由于医药开支不菲，因此该阶层中也常有“今天拼命赚钱就是为了以后有钱看病”的说法。
（3）在向上流动方面，白领具有较多的机会。来自蓝领或农民家庭的人们，当身处白领位置时，已经有了向上流动的成功感受。这个阶层很看重升迁概率及其公平性的问题。只要有很好的培训机会或较宽广的上升通道，年轻人宁肯拿较低的起步工资也愿意留下。
由于不少企业奉行的是“以能力论英雄”的原则，精明能干者迅速升迁的案例不在少数。因此，对于看重机会平等的白领来说，即使暂处劣势也并无大的不满。虽然也有不少单位在升迁与待遇等问题上尚存不公正或歧视的现象，不过有能力者有的是跳槽的机会，因此并不会产生严重的不公平反应。
（4）在相对变化率方面，多数白领尚属同龄人中的佼佼者，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因此横向比较的结果还是正面为主的。虽然与同学、同事中的个别精英相比难免有些气馁，但毕竟那只是极少数人，因此不足以影响到正面为主的态度和情绪。
（5）在谋生方式的市场化方面，白领的得分较大。大城市中的第一代白领均属同时代中的敢作敢为者。他们多为大学毕业生，在当时流行去国营单位、以求保险的择业潮流下，宁肯丢掉国家干部的身份，而去收入较高、风险较大的外资企业。但现在去外资企业就业已经蔚然成风，视市场风险为正常、为机会的理念也得以发扬光大，并成为这个阶层中的主流价值观。由此而论，这个阶层对于市场条件下的收入不平等现象是比较容易接受和承受的。
综上所述，白领阶层对于不平等的承受力是相当强的，在中国收入不平等的演变过程中，属于最具稳定性的阶层之一。
三、企业主阶层
这是一个处于收入金字塔顶端的阶层，多数人是凭着敢冒风险、善于抓住市场机会的本事而发达的。因此在上面所讨论的五个因素中，他们的得分多为正数。就此而言，这个阶层对于不平等的承受能力应该是最强的。不过，如果考虑到由不平等而产生的反作用，结论就可能要打些折扣。
四、“短板”的确认
有一种叫做“短板”理论的，它认为，整个木桶的盛水量是由最短的那块桶板所决定的。应用到社会承受力问题的讨论中来，我们也可以说，整个社会对于不平等的承受能力是由承受力最低的那个阶层所决定的。当然，这个阶层在规模上也应是不容忽视的。
与农村相比，城镇对于不平等的敏感性要强烈得多。而在城镇中，如果以民工阶层代表城镇中的下层、以白领代表中层、以企业主代表上层的话，他们的状况所反映的正是我国城镇中上、中、下三大阶层对于不平等演变的承受能力。其中，下层民众的承受力最差、而且人数最多，因此对于整个社会的稳定是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如果将整个社会比喻为一个大木桶、把水比喻为不平等的话，那么城镇的承受力就是这个大木桶上的一块短板，而城镇中的下层民众的承受力更是这个大木桶上的一块最短的木板，这块短板的承受力就决定了整个社会的承受能力。因此，在讨论不平等演变过程中的利益互动问题时，应时时不忘这块“短板”的承受能力。
（第三节）不平等转折中的利益“渗滴”管道
在解释收入不平等转折的理论中有一种“渗滴”理论。这种理论认为，经济增长的利益总是由社会上层逐渐往下层而渗透的。也就是说，增长的利益最初总是由上层享受的。随着上层被浸润饱和，增长的利益又会下渗到中层。最后又会随着中层的浸透而向下层渗透。这样社会各阶层都会分享到增长的利益，只是早晚不同而已。
这种理论与我国常说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以先富带动后富”的理念比较相似。只是前者较多自发的意味，而后者则较多主动的意味。在上一节中我们已经知道，作为社会整体承受力中的“短板”，即由民工所代表的城镇中的低收入阶层，其承受力已接近于临界点。这提示我们，利益由上层向下层的扩散若不能加快进行、不平等的拐点仍将姗姗来迟的话，情况就可能会变得更加严重起来。因此，本节将重点分析市场经济中利益扩散的主要管道，以及其中所存在的问题。
一、常规的“渗滴”管道
如果不考虑政府的干预因素，市场经济中自发起作用的利益扩散管道主要有以下四种。
1.富人收入的支出
由于富人往往掌握着关键性的经济资源，因而能从经济增长中占有较多的利益。当富人将收入用于投资和消费时，就会直接和间接地带动有关产业的增长、并直接和间接地产生更多的就业岗位。
当人们由无业或失业而转为就业时，就会因参与了经济的增长而可分享到增长的利益。
2.社会分工的细分
社会分工有着不断细化的倾向。原本的一个完整的产业会逐渐地分拆成几个细分产业；原来在一个企业就可完成的产品制造过程，也会逐渐地分化为几个独立的作业过程、并由几个独立的企业来分别完成。这种分工的不断细分化，可从两个方面有利于较低的阶层：
一是降低了创业或进入的门槛，二是提供了更多的择业机会。
从创业或进入门槛的角度看，分工的细分化不断地将某一工序独立化，或将某一配件的生产独立化，或将某一业务的经营独立化。
这种细分化与原来相比，不但降低了经营所必需的投资规模，而且也降低了经营所必需的综合知识。因此，在有利于提升效率、积累技巧的同时，也有利于资格欠缺者的进入和创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