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章的分析表明，各阶层在大转折中的状况是相当不同的，尤其是中低收入阶层在这场由富人发动的消费变革中更是显得被动和力不从心，由此就可能产生大转折中的利益摩擦问题。此外，富人阶层在消费升级中的一些典型表现也暴露出了人类在走向富裕的过程中容易跨入的误区。这些都是本章所要讨论的问题。
（第一节）主流消费中的歧途与危害
一、消费歧途的表现
在消费日益个性化的年代，不应用、也很难用一个统一的模式来规定人们的行为。就此而言，个人的消费选择是没有什么对不对可言的。但如果离开消费的个性化选择这一层面、而只谈人类消费的最终目标，那么以有利于人类自身的全面（包括知识、健康、人格等等）发展作为衡量合理与否的标准，应该是多数人所能接受的。从此出发不难发现，在这场以富裕阶层为领导的消费革命中，已出现了一些明显有违上述标准的倾向。
1.单纯占有的倾向
在消费活动中，尤其是在这次购房热潮中，一部分富人阶层为占有而占有、而不是为居住而占有的倾向是很明显的。有些人的狂热购房虽然是为了投资或投机，但过分地专注于这种目的所体现的也同样是盲目占有的倾向。这种占有更多财富的倾向实质上是反映了一种人类在极度贫困时代所养成的心理特征。
在极度匮乏的时代，财富相对于起码的生存而言是绝对不够用的，不存在过多的问题，因此占有更多的财富就成为了一种理所当然的、深植于人类内心的渴望和本能。今天人类已经远离那种朝不保夕、茹毛饮血的贫困时代，但那种随世代遗传而留下的本能却仍会影响和支配人们的行为。在正常生活已不成问题的社会和阶层中，财富的占有越多越好的潜意识仍会起作用，因此不管是否需要而一味地占有和积累的行为就会产生。
虽然，这种占有式的消费也能给占有者带来一时的快意，但新鲜劲一过便效用递减。因此既与人类的健康发展无益，也导致了社会资源配置上的浪费。以古董收藏为例。市场上或拍卖会上总能看到一些超级大款挥金如土、一掷千金的场面，买下后也有一段爱不释手的时候。但由于缺乏专业知识或学习，因而无法从藏品中获得更多的启示和熏陶。这样的占有与占有一块金砖的情形差不多，既不能提高收藏者的涵养和素质，也不能为历史文化的研究而添砖加瓦，因而充其量只能起到造就一个守财奴的作用。尽管守财奴式的购买也能拉动社会消费，但对于当事人有限的人生而言，将大量的精力消耗在这个上面，是不是也太可惜了？
2.过度炫耀的倾向
也有一部分富人家庭已养成了为炫耀而消费的习惯，表现为为了吸引他人的羡慕而争奇斗妍、摆阔比富的行为。虽说人非圣贤，有一定的虚荣心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是将大量的人生和财富投之于虚荣心、炫耀心的满足之上是否也太可惜了呢？
根据“80/20定律”的启发，在短暂而宝贵的人生中，人们往往会将大量的时间浪费在碌碌无为之中，而只利用了人生很短的一段时间来做真正有价值的事情。像为他人羡慕而消费的行为在当时可能被认为很有刺激性，但由于毕竟没对自己及他人产生实质性的利益，因此当在能够以理性的态度看待时（比如在精神升华或失势、病危之时）就可能会导致懊悔。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中，当纳粹战败、幸存的犹太人联名为辛德勒写无罪证明书时，辛德勒感极而泣地说了这么一段懊悔的话：如果当年不买那辆新车的话，就可救下更多的犹太人了。按理说，在纳粹肆虐的年代辛德勒舍财救人已属不易，用自己的钱买一辆自己想要的车，哪怕是出于炫耀之心也是无可非议的。
但在受到犹太幸存者的衷心感谢和主动保护时，什么行为才更有价值的感悟突然产生了，并由此而有了那段发人深省的感言。由此可见，那些出于炫耀动机的消费行为，其价值在当时和事后的个人评价中往往可能有很大的不同。当时的炫耀性效果越大，待理性对待时所产生的懊悔也往往越大。
还值得一提的是，炫耀性消费也是一种对于尊重的需求。不过所迎合的却是人们的虚荣心。人们以什么而获得尊重，会影响到以后在自我实现阶段的追求方向。如果人们因恪守社会道德而受到尊重，那么当其超凡脱俗而追求自我实现之时，虽然已不再刻意地关注别人的评价，但所作所为仍会自然而然地符合社会的公德。但如果人们因炫耀性消费而获得了尊重，那么当其已不在乎他人评价而可以为所欲为之时，所实现的很可能就是在尊重阶段被一再培育的个人虚荣心或未经改造的劣根性。这种自我实现对于他人和社会来说，也许就是一种灾难。
3.病态消费的倾向
这是指对于人们的健康发展有害无益的那些消费，比如嫖娼、赌博、吸毒等等。这些消费不但会对当事人及相关者造成生理上和心理上的伤害，而且耗资不菲，属于典型的“花钱自虐虐人”式行为。伤筋动骨、脱胎换骨式的整容也颇具“花钱自虐”之嫌。为爱美而整容纯属个人行为，他人本不该说三道四，但别出心裁地对自身“大动干戈”，甚至不惜冒致残的风险，就难免有些“走火入魔”了。
案例：“自虐式”增高
据2001年9月27日的《新民晚报》，断骨增高已在城市女子中悄然兴起，渐成时尚。报道说，做这种手术的女子大多天生丽质，只不过身材较矮。本想通过断骨手术而拉长小腿、以拥有“魔鬼身材”，不料手术失败者却不在少数。有的人被拉成两腿长度不齐的拐子，有的被整成双脚外翻的跛子，更有严重者并发了骨质疏松、不敢拆除固定钢架，有的在拆除之后落下了终身病痛。
这种手术要价很高，实际价格一般在5万元至8万元之间。但如果因手术失败致残而企图打官司索赔的话，则“无异于与虎谋皮”。
4.生理及安全层次的再度膨胀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说，低层次的需求被基本满足后则不再重要，主导性需求将由更高层次的需求来担当。但现实中却发现，已成过去的低层次需求，如生理性和安全性需求在一些富裕和较为富裕的阶层身上会再度膨胀成为重要的需求内容。
从生理性需求看，过去的问题主要集中在饥寒交迫的威胁上，而现在则表现为过度疲劳和营养过剩的问题，这在作为社会精英的阶层中尤为突出。据2003年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公布的《中国企业家成长与发展十年报告》，被调查的企业家们在心理与生理上的状况不容乐观。
由于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因此企业家不堪重负的消息时有所闻，以近两年所发生的事件为例：2004年4月10日，爱立信中国总裁杨迈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猝死在健身房的跑步机上，终年54岁；2004年10月14日，汤臣集团董事长汤君年因糖尿病并发症去世，终年56岁；2004年11月7日，均瑶集团董事长、年仅38岁的王均瑶，因患肠癌，肺部感染后病情突然恶化，终因呼吸衰竭抢救无效而病逝于上海；2005年元旦，山西鑫龙集团的董事长赵恩龙因不堪还债压力而以跳楼的方式结束了生命，终年52岁；就在同一天的傍晚，西安金花集团副董事长徐凯则因精神抑郁症而在西安某酒店自己的房间里自缢身亡，终年53岁。
其实不止是企业家阶层，各劳动阶层中也都普遍存在着工作倦怠的问题。在2004年12月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网发布了一项对于近4000位在职人士的调查，其中根据国际标准列出了工作倦怠的三个指标：情绪衰竭、玩世不恭和成就感低落。被调查者中，有70%的人出现了其中的1项，处于轻微工作倦怠；39.2%的人出现了2项，处于中度工作倦怠；13%的人3项均有，处于高度工作倦怠。另外，女性的工作倦怠比例明显高于男性，本科生高于硕士研究生，普通员工远高于高层管理者，公务员倦怠程度则为所有职业之首。
普遍性的工作压力导致了对于医药和保健品的巨大需求，并由此而造就了一个巨大的新兴产业和市场，像脑白金及各种保健口服液得以大行其道正是拜其所赐。为什么人们的工作压力并没有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减轻，反而因更加严重而成了生命的一种威胁，这种现象难道不值得人们进行深思和反省吗？
再来看安全需求的再度膨胀。这里所谈的主要是人们因治安问而导致的安全需要，突出地表现为个人及社会对于防盗、防劫的投资。
案例1：“防盗经济”的兴起
2002年9月12日的《南方周末》刊登了“长虹要动安防‘奶酪’”的文章。文章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增长及世界范围内不安定因素的急剧增加，人们的安全意识明显增强，给安防行业的飞速发展带来了良好的机遇。美国的安防产品市场容量约为1000亿美元，我国也正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诱人的市场前景引来众多企业淘金安防产业，长虹也因此而凭借其在数字视频技术和网络技术上的独特优势而进入这个产业。
此前，中央财经大学教授钟朋荣早在2000年时也曾发表过对于“防盗经济”兴起的看法。钟称，眼下防盗设施卖得很火，反映了社会缺乏安全感。其背后是小偷太多，而小偷的滋生又源于城乡失业人口的增加，不少盲流和失业者为生活所迫铤而走险，滑入了犯罪的泥潭。社会的财力有限，用于防盗的钱多了，用于积累和消费的钱势必就会减少。“防盗经济”是一种畸形的、不健康的现象，不仅有损国家的形象，而且阻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应从多方面地创造就业机会上来加以对治。
案例2：现代镖局
2005年2月2日的《文汇报》报道了义乌出现现代版“镖局”的消息。义乌是著名的小商品交易集散地，流动人口多，现金交易频繁，银行附近的抢夺案件时有发生。仅1月以来，义乌就发生尾随银行取款人、实施飞车抢夺案件7起，案值近百万元。在警方的支持下，义乌保安公司开出了现代版“镖局”———大宗现金、贵重物品的警车护送和武装押运，每次护送收费100元。义乌市公安局长解释说，义乌警力特别紧张，让民警护送不太现实，但保安公司完全有能力来开展这项业务，而且这是一项以社会效益为主要取向的业务。
案例3：警力紧缺
2005年2月7日的《21世纪经济报道》对于重庆警力扩编1万人的消息作了报道。之所以要扩编1万人是为了达到警力与所辖人口配置比例的全国水平。全国平均水平是万分之十一到十二，国际平均水平是万分之三十左右，而重庆只有万分之七点八。配置比例低而负荷却不低。在辖区4.8平方公里、人口12万余人、警员70名的观音桥派出所，一年下来，每位警察平均每月有10天时间连续值班24小时，有3至4次连续工作32个小时。2004年这70个人在各种拆迁、抢险等事件中共出动警力达6000余人次。
单薄的警力增加了警察的执法危险。1月27日，一位交警在处理司机违章案时被重击昏倒，这是40天中重庆发生的第3起交警执法遇袭案。长期的超负荷工作使警察“内患”重重。在2004年5月重庆市公安系统进行的一次体检中，竟有50%的警察被查出身患不同程度的慢性病。更有甚者，2004年11月以来的一个月中，重庆有3名警察因积劳成疾而相继去世，其中就有震惊全国的张君案的主要侦办者———49岁的重庆刑警副总队长杜成华，医院的诊断书称他死于劳累过度而引起的肝功能衰竭和肺部感染。2004年12月8日下午，32岁的重庆市涪陵区白涛公安分局办公室副主任彭雪松跳楼自杀，遗书上写道：“工作压力大”、“身心疲惫”、“情绪低落”。
上面三则案例都很有代表性，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社会治安成本不断加大的事实。无论是警力的增加，还是保安公司和防盗设备产业的兴起，最终都是以城乡居民的额外支出为基础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前述警力和人口比例的国际水平是万分之三十，比目前我国万分之十一至十二的平均水平还要高得多。若照此与国际接轨的话，则意味着人民的安全需要和支出还要大大地增加。这是否属于发展中的一种必然产物呢？能否寻求另外一种和谐的发展之道来减少这种代价呢？
生理和安全需要的再度膨胀告诉我们：人类在马斯洛需求层次上的演进顺序，并不见得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自发上升。其间，不但可能发生底部的再度膨胀，而且会因拖延需求层次的升华而阻碍人类的全面发展。
二、消费歧途的危害
上述消费歧途会给人民的身心健康及社会的发展带来明显的危害。
1.不利于人类自身的全面发展
无论是过分的炫耀性消费和病态性消费，还是低层次需求的再度膨胀，都会阻碍人们需求层次的升级。这类消费越大，人类朝着更高层次发展的动力就越小，远离低级本能和劣根性，并由此而走向全面发展的前景就越暗淡。
2.误导资源的配置
在市场经济中，集中的需求总会得到企业的响应。主导阶层的上述歧途性需求必然会吸引众多的企业前来投资迎合，由此而导致另一种资源配置上的失误。
一般认为，只要市场的需求得到了及时的满足就算是实现了最佳配置了，至于所满足的需求与人类是否有害则不予考虑。而政治经济学就不应放过这一点了。因此，如果有限的资源被用在了有害的需求上就应被视为一个配置上的错误。从此出发，必须正视上述歧途性需求对于资源配置的误导。由于我国富人阶层的消费是以发达国家的富人为榜样的，因此通过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差距比较，就可以看到这个问题还有继续恶化的可能性。一是前面所引述的警察与人口的比例，它说明简单地沿袭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将可能引发更严重的治安问题，从而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二是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如果都要达到今天的发达国家那样的消费水平，那将大大超出地球资源的负荷能力。法国的著名科学家阿尔贝·雅尔卡在其所著的《我控诉霸道的经济》中指出：若按照普通西方居民的消费方式，地球上的资源只够维持不到10亿人的需要。如果届时占世界总人口80%的发展中国家的居民能够实现平等的话，那就意味着西方居民必须大幅度缩减消费。由此可见，简单地沿袭西方国家的消费道路不但会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而且也是不具可操作性的。
3.有害的示范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