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七一”云云，我说的是真事。
但是“你”说是更早，是在庆祝济南解放的大会上，扭秧歌的人举着火把。
就这样进入了往事，有一点点浪漫，有许多苍凉。
“有多少年了，你不再跳舞啦？”
……后来在菜市场排队买叉烧肉和酱鸭。很可能售货员少找给我一毛四分钱。后来到前门的茶叶店，有一百六十元一斤的银毫。后来回家收阅组织老干部春游的通知。如果不去春游，通知暗示说，可以发给本人一些钱。后来接到女儿的电话，说这个星期天他们带孩子去郊外踏青，便不到我这儿来了。后来炒菜吃菜，洗碗洗碟子。我想起女儿说的，金鱼牌洗涤剂不宜常用。后来看电视，看了许多次的冰上芭蕾，如果我当年学的话一定和他们跳得滑得一样好。
仍然是淡淡的，典型的退下来的老人的鸡毛蒜皮。有些失落，老年性目标失落症。
很快入睡，子夜醒来。我想起你的含泪的晶莹的眼睛。老人本来不应有那样明亮深沉的目光，本不应有那样的温柔。我忽然明白，你找我只是为了友谊，只是为了你“想”我了……
而在你的心目中，我还保持着庆祝济南的秧歌舞、那条彩色丝带和生疏了的弹钢琴的手……这真叫人感动。噢，除了你，除了你又有谁会和我谈这些呢？前个星期，我刚刚拔去了第六枚牙齿。莫非青春年华的记忆和龋齿一起拔掉了？
……我舔到了自己的泪水的咸苦。老侯死后，我再也没有这样哭过了，我怀着近于狂喜的心情，万分珍重地把眼泪一滴一滴地咽下去……然后，天一亮我就给你打电话，不在乎从睡梦中搅起你，我只需说：
“我想起济南来了……”
然而，第二天一早“我”得到的是“你”的猝死的消息。
我喜欢小说结尾：
这一天，我一连接了三次从济南打来的电话。“我是济南长途。”对方说。
……传出的是欢庆解放的秧歌锣鼓……一切寂静。
《济南》是有真情实感的。它直接来源于我看望张光年同志的感受。我愿把本篇献给光年。
此篇获《上海文学》杂志奖。
这段时间，由于张洁的关系，我有机会与曾任机械部副部长的孙友渔同志有所交往。他是“一二;九”时期涌现的革命家。他有一个主张，对我启发很大。什么事做得成做不成，都要做一下，申报一下或者建议一下，做不成也要留下一个记录，要立此存照，勿谓言之或行之不预。这是我向他学到的一手。
当然，讲到师长，我还应该讲到巴金、冰心、周巍峙、王昆等，由于在过去的文字中写过较多，这里才没有多写。
年龄是财富也是重量，是期待也是惆怅。高龄的师长，由于见过的经过的遭受过的好事与坏事，光明与黑暗，胜利与挫折，希望与失望，公道与不义都太多太多，形成了他们的一种沉重，一种悲哀，一种热切希望，同时又有一种超越和平和，这是一种美。
现在，上面详写到的几位，都已仙去。可惜啊，哪怕他们能多留个十年八年，他们如果能够亲眼看一下国家的发展与生活的提高，看一下我们一代代付出了那么多代价，毕竟还是缔造出了日益美好的成果……他们还是会离去得更熨帖的。当然，像夏衍，九五生日时，李铁映代表国务院到医院向他宣布了授予他“人民电影艺术家”的称号，宣读了对于他老人家褒奖有加的授奖书，老人家很高兴，对子女说是作悼词也富富有余了，他个人是满意的。我在医院里也参加过由大使代表黎巴嫩总统给冰心授予大勋章的仪式。老也罢小也罢，一个人还是要尽力在本职业务上做出一些成绩。
当然，我也不会忘记文化部的一些中层基层干部，还有工人，他们的友善，他们的正直，他们的干净与真诚，使我永远难忘。尤其是原艺术局长方杰同志，他是老革命，他纯洁无私，他宁愿先期被炒了鱿鱼，也绝对不说违心的话，不做违心的事。他是诗人张志民的老战友，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八路军，他是真正的八路。
事后回忆与当年实情体验，这中间似乎有一点差距，有所区别。正是当年的富贵尊荣，红火兴盛，恰到好处与八面来风，事后回忆起来反而有些个空虚，有些个失落，有些个不好意思。谁让你是写者？一个写者体会自身，更要体会他人，同情自身，更要同情他人，没有比只会顾影自怜，只会说自身那点鸡毛蒜皮床上下家里家外的狗屁事更可怜的作家了。那么，你的所谓成功，岂不反衬出多少与你一样的人的碰壁、挫折、全不顺心？
而你的偶遇凄凉，你的常常曲折，你的心平气和，你的自得其乐，你与亲人师友的非顺利情况下的相濡以沫；作为回忆，却是那样吉祥和甜蜜，那样风雅和清纯，那样罕见与珍贵，那样亲切与可爱。多么美丽，多么光洁、自由，我的九十年代的初始！
二零零五年，在中国海洋大学召开的研讨会上，山东大学的一位教授，提出要重视对于王某人生轨迹上的若干“拐点”的研究。王在仕途（教授的原话）一帆风顺时突然要做文学，以少共之身被划成右派，可以安居乐业并且有了体面的工作了，突然要求去了新疆，在新疆扎下了根又回到北京恢复了老革命的身份，写作正处旺盛期，受命文化部长，只干了三年多坚决辞下……如此这般，我自己也觉得有趣，我过去也没有想过。看来，我还挺能折腾自己的。
而历史只能是粗枝大叶，粗心大意。历史与命运常常玩捉迷藏的游戏。历史把我培养成地下党员、共青团干部，没有完全找准我的位置。命运把我推向了文学，我不顾死活地扑向文学。历史把我与那位先生共同推作百花时期干预生活的代表人物，纯粹是头脑简单，判断力低下。历史把我拉进反右运动的泥潭，这个资产阶级右派的桂冠也实不靠谱。历史给我以中央委员、文化部长的声名，我其实担当得吃力。拿我当异议者搞，怀疑我会跑到海外，就更是别有用心，气急败坏，走火入魔的疯狂呓语。三摇两摆，三摸两比划，我的“重要”作家之一（关于此词的典故后面再讲）与社会人物的特点总算确认下来了。经过了多少（如打高尔夫球的）“杆子”，经过了多少次疯打猛打乱抡乱砸风吹与乱草树根与榆木疙瘩的阻碍，最后编号WM的高尔夫球终于进到它应该进的命运之“洞”里了，其时，我年近花甲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