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初，叶笃正获得公费留学资格，赴美入芝加哥大学深造，其导师是当时国际气象界的泰斗罗斯贝。在芝加哥大学气象系，集中了一批最著名的气象学者。使叶笃正受益最大的，还不是它的课程，而是和这些学者们的讨论；尤其是和罗斯贝经常的讨论。通过讨论，他才真正了解了他们学术思想的精华。在讨论时，勇于发表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见解，尤其勇于发表跟自己导师不同的意见，不怕辩论（当然不能随意胡说），这样才能得到益处。叶笃正回忆说，如果说自己在学术上有所成就的话，那么与罗斯贝的讨论对他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叶笃正在留美的5年多期间，发表了多篇论文。在《大气中能量频散》一文中，他把群速概念引入大气长波动力学，从而得出能量传播速度可以大大不同于风速或波速（可以大于它们，或小于它们，甚至逆风后退），由此得出：在某处有一长波槽（或脊）发生之后，其下游半波长处很快有一长波脊（或槽）发展。这个理论，一直用于实际的预报。而在另外一篇论文里，叶笃正与瑞尔教授合作，首次用非常大量的实际观测资料证明：在低纬度大气中存在着平均Hadley环流。1948年，他获得博士学位。
【名家小传】
叶笃正，1916年生于天津，著名科学家。
1940年获清华大学理学学士学位，1943年获浙江大学理学硕士学位，1948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50年放弃国外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大气科学事业建设，历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与室主任、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与所长、副院长，国家科委气象组副组长，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等职，现任中国科学院特邀顾问、大气物理研究所名誉所长。先后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芬兰科学院外籍院士、英国皇家气象学会荣誉会员、美国气象学会荣誉会员等。
叶笃正的科学贡献，为他赢得了众多荣誉：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1987年）、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1995年）、世界气象组织最高奖——第48届IMO奖（2003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05年）。
刘东生在西南联合大学：联大精神，深入骨髓
只有春天的风沙，才会让城里人关注黄土。地理学界有这样的说法：目前人类了解地球的自然历史有3本书，一本是深海沉积物，一本是极地冰川，第三本便是中国的黄土。国际上认为，把黄土这本书念得最好的，是中国的刘东生院士。
不平凡的人生
刘东生一生中有着不平凡的际遇。1928年6月4日，他才是一个11岁的小学生，亲身经历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在自己家园附近制造的皇姑屯事件。9年多以后的1937年7月7日，他20岁，刚从南开中学高中毕业，在乘火车赶回北平家中的旅途上，正逢卢沟桥事变，被滞留在丰台站附近的列车中10多个小时，深夜才历险到家，得与母亲团聚，后一同到天津避难。所有这些，使他深深仇恨日本帝国主义者，爱国热情在胸中激荡。整整9年后的1946年7月7日，他由重庆北碚经长途旅行到达南京，看见放下武器的日军俘虏列队登船回国，使他感到一个战胜国公民的扬眉吐气。
刘东生出身在一个中下层有产者家庭。这种家庭的子弟，能有温饱的生活条件和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同时又最懂得刻苦用功。他上的小学——奉天（今辽宁）省立第二小学是全省最知名的；上的中学——南开中学是享誉全国的；上的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3所全国名校精诚合作的结晶。他从小具备了优秀的综合素质，又一直在最好的学府受到最好的教育培养。这些都是他成才的最优越的条件。
然而，他也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幸运儿，早年也曾历尽坎坷。他在天津南开中学上学时，因患伤寒，辍学1年；20岁才高中毕业，又在沦陷区滞留了1年；辗转去到大后方昆明上西南联大，毕业时已25岁了。他又因严重的胃病和参加接待盟国空军的工作，直到抗战胜利以后，29岁时才归队，从事自己所学的专业——地质科考。他归队虽晚，却一开始就先后直接跟从黄汲清、侯德封、杨钟建、李四光等大师级名家从事科学研究。“名师出高徒”，“师高弟子强”。这些名家的门下都是人才辈出，而他又是最出类拔萃的。
他在37岁那年找准了自己的科研方向——黄土与第四纪，自此“咬定青山不放松”，面对任何冲击和干扰，他始终“万变不离其宗”，经过半个多世纪坚苦卓绝的奋斗，终于成就一世伟业，取得了几项伟大成就：⑴黄土的“新风成说”；⑵第四纪古气候变化的“多旋回”学说；⑶使黄土成为与极地冰芯、深海沉积物相对比的古代气候多旋回变化的信息库；⑷青藏高原隆升与东亚环境演变的有机联系，即“青藏高原地球系统科学观”。
他的奋斗与成功，还从一个侧面说明，有出息的人无论什么时候起步都不为迟。
从学机械转学地质
刘东生院士曾就读于西南联合大学——这是一所传奇性的大学。70多年后的今天，国人对西南联大的怀念，主要源于这所仅存8年之久的大学在人才培养、高教事业方面的辉煌成就。
刘东生回忆说，在西南联大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主自由氛围的感召下，他先是报考了机械系。他当初想学机械，是因为受到工业救国这一思想的影响。但是，当时工业并不发达，在抗战中基本没有什么工业。后来就萌发了改学地质的想法。他说，有3件亲身经历的事情，促成了自己对专业选择的转变。
刘东生回忆道，抗战期间，国家需要大批铁矿。那时，昆明附近有个易门铁矿，但当时谁也不知道它的真实储量和开采价值。于是，当地政府就请西南联大地质系谭锡畴教授前去勘查。谭是地质界老前辈。他根据当地的地质构造、矿产类型、矿藏质量、保存状态等，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个值得开采的大矿。
“我们觉得很神奇。”刘东生说。谭老先生到易门转了一圈，就知道了那儿的矿产储量，决定了当地的命运。“我那时刚从中学毕业，觉得地质研究很神奇，很了不起，这样可以发现自己的资源，这对国家抗战非常有用。”
随后，不经意间看到的一篇文章，使他看到了地质研究与抗战救国的内在联系。“当时，在昆明有份很有名的报纸叫《益世报》，在这份报纸上我看到了一篇文章《论抗战和乡土研究》，“这文章是我后来的老师、中国古脊椎动物学专家杨钟健写的。文章讲，只有了解自己的家乡，才能谈得上热爱自己的家乡。热爱家乡才有抗战热情，爱国就是爱自己的家乡。”
生活本来就是丰富多彩的，走上哪条生活道路则充满着机遇和偶然性。这篇文章给刘东生的启发很大：“家乡的山山水水必须认识它，你通过什么认识呢？那就是地质学。通过地质去认识家乡的美好，山是怎么形成的，水是怎么变化的。年轻时就这么一个挺简单的思维，使我通过这篇文章萌生了转专业的念头。”云南秀丽的风景，使刘东生更是对地质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发生在1938年9月28日日本对昆明的轰炸，使刘东生真正把自身的兴趣和国家的需求结合了起来：“这是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昆明，我们当时躲在西山上看，20多架飞机从北边飞到昆明上空，炸弹直接投到西南联大的校舍。我们有个姓林的同学，9月27日从天津到昆明的，28日当天躲在宿舍屋檐底下，房顶上的瓦经炸弹震动全部溜了下来，砸到他头上，当场死了。我们班当时好几个同学受了重伤。”
刘东生回忆说：“那个时候，我们抗战的心情非常强烈。甚至有些同学觉得，念书有什么用，干脆上前线去。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下定决心不学机械了，改学地质，觉得学地质比学机械对自己更加适合，对抗战更加有用。”
后来刘东生去找清华的老师，要求转到地质系：“老师，现在昆明连墨水都不能造，牙膏、肥皂也没有，学机械没有用！”可老师告诉他：“现在学机械没用，以后有用。以后有了工厂，还要造飞机呢！”
刘东生不死心，再去找北大管理一年级学生的叶公超老师。叶老师爽快地签了字，刘东生顺利转到了地质系1938级。就这样，刘东生从清华机械系转到北大地质系上课，成了名副其实的联大学生！
今天，当人们回味这3件事的时候，会看到一位热血青年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在科学救国的道路上所作出的选择——自身志趣和祖国命运的充分结合。这是一种大敌压境、国难当头的年代，一个青年对自身专业所作出的恰当选择。
自由、弹性的选择
即便是在今天的大学里，转校、转系、换专业都是难上加难的事情。那么，成就了这位日后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泰勒环境成就奖得主转系愿望的西南联大，在刘东生眼中究竟有什么特色呢？
刘东生说：“有关西南联大，我自己体会最深的一点，就是学术空气比较自由，同时大家都有一种‘选择最好的精神’，老师选择最好的学生，学生选择最好的老师。一方面，教授可以根据自己最擅长的领域开课，学校也经常请院外的人来做学术报告；同时学生可以自己组织、选择自己的一些社团活动。另一方面，学生可以根据自身的志趣，选择最好的、自己最喜欢的老师和课程。学工科的学生，也可以改学自己感兴趣其他学科，可以选那些文学、历史等方面著名教授的讲座。”
西南联大当年大师云集。“朱自清、闻一多等大家给我们讲课，不是仅仅讲文学，而是将文学和国家局势、做人的道理结合起来。其他专业的老师也一样，他们讲授知识的同时，给我们也传授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刘东生说，听大师们讲课，可以使得自己科学研究的境界也跟着提高了。
与此同时，西南联大在制度上也富有弹性。“学工科可以救国，学文科也可以救国。但不同人有不同的兴趣、爱好。结合自己的兴趣来选择专业，可以学得更好一些，更容易出成果。”刘东生认为，刚从中学毕业的学生，并不知道哪个学科对自己更适合。这就需要给同学们进行自由选择的机会，这种机会包括学生选择老师、专业、课程的机会，也包括选择学习方法的机会——西南联大给学生这种机会。
“我觉得，研究生院应该多请一些国际上的大师级人物，给学生造成一种比较高的研究的氛围。”刘东生认为，“对研究生来说，大的研究方向基本确定了，但是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课。”研究生应该在课程、教师等方面有选择的空间。这不是随便自由的流动。
“坚、毅、刚、卓”的精神
西南联大的校训是“坚、毅、刚、卓”。这短短的几个字，让刘东生一生受益。他说：“当年艰苦的学习条件和生活激励我们，要严格要求自己，认真读书，认真做人，坚持进步，坚持革命。坚持就是胜利！”
“66年来，我感觉自己从来没有离开过西南联大。”刘东生慨叹道。
正是在西南联大校训精神的指引下，66年（从1942年联大毕业到2008年去世）来，刘东生不仅首创了黄土的“新风成说”和环境演化的“多回旋学说”，而且开辟了青藏高原隆升与环境演变的新领域，建立了全球变化国际对比标准。
伴随着一个又一个研究成果，他荣获的奖项已经不胜枚举。不过，他始终认为，自己的成就离不开集体的力量。当他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后，曾经通过《科学新闻》杂志，转达了对科技界同行们的感谢：“你们在过去几十年里对我的教诲，对我的工作给予的支持、帮助和合作，是今天我们取得一点成绩的重要基础。荣誉属于大家。”
与刘东生相处多年的地质科学家们，亲切地称刘东生为“超级老头”。他那执著的科学追求、扎实的学风、持之以恒的毅力，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位“超级老头”穿越黄土高原，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完成了10条1000多公里长的剖面，吃住都是在野外，而且全是步行考察；他从北京乘车去西部进行野外科考，每天早上6点起床，夜里还要召集开会，研究问题；在长白山考察时，天气恶劣，学生们草草画完图就跑到车里，可等了半天，也不见老师回来。原来，他仍在仔细画图、记录。他从五十多岁、六十多岁到七十多岁、八十多岁，走遍了地球的“三极”——青藏高原及喜马拉雅山脉、南极、北极。
而这一切非凡的科学研究和人生拼搏精神，都是当年在西南联大学习时对他深入骨髓、刻骨铭心的影响。
刘东生的夫人胡长康，也是一位地质科学工作者。夫妻俩顾不得一家老小，长年在野外考察。他们深感自己欠家人的“感情债”太多太多。
【名家小传】
刘东生（1917—2008），原籍天津葛沽，生于辽宁沈阳。著名古脊椎动物学家、第四纪地质学家、环境地质学家、高山和极地科学家，有“中国黄土序列的古环境研究之父”之称。
1938—1942年就读于西南联合大学（南开大学学籍）地质地理气象系，后来又旁听生物系的课程。1944年后任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和地质部工程师，从事矿产勘探和工程地质工作。1949年中央大学生物系肄业。新中国建立后任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吉林大学兼职教授。
1958年，他从黄土地层研究中，根据黄土与古土壤的多旋回特点，发现第四纪气候冷暖交替远不止4次，发展了传统的四次冰期学说，成为全球环境变化研究一个重大转折，奠基“多旋回学说”。1964年参加我国组织的科学考察队，攀登希夏邦马峰，同时还进行了川藏公路波密段泥石流考察。同年任中国科学院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综合考察队副队长，中国珠穆朗玛峰登山科学考察队副队长、队长。一直致力于青藏高原隆起与东亚环境演化的研究，把青藏高原研究同黄土高原研究结合起来，把固体岩石圈的演化同地球表层圈的演化结合起来，开辟了地球科学一个新的研究领域。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球系统各圈层相互作用已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他在地球环境科学研究领域的理论贡献，被国际学术界公认。
1976年，刘东生任全国食管癌病因综合考察队队长等。次年任中国托木尔峰登山科学考察队副队长、队长，同年出席第五届环境理事会。1979年由贵阳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调回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翌年参加青藏高原科学讨论会并任秘书长。曾先后到罗马尼亚、波兰、苏联、英国、法国、肯尼亚、美国、西德和瑞士等国家进行考察或出席国际学术会议。
20世纪80年代，刘东生基于中国黄土，重建250万年以来的气候变化历史，使黄土与深海沉积、极地冰芯并列成为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3大支柱，为全球气候变化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为国际科学界所信服。1991年11月前往南极的南设得兰群岛中的乔治王岛进行为期1个月的科学考察。1996年9月赴地处北极（北纬78度13分）的斯瓦巴德岛考察。
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87年获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名誉科学博士学位。1991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95年获香港岭南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学位。1996年当选为欧亚科学院院士。2002年获国际“泰勒环境成就奖”。2003年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以及“中华绿色科技奖”特别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