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我党早期卓越的政治活动家,高君宇在五四爱国运动中,一直英勇地站在斗争的第一线,成为北大学生中的重要骨干。因此,《北京大学校史》把高君宇同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邓中夏、黄日葵、何孟雄、范鸿劼等人列为五四时期北大进步力量的主要代表。
感情:陶然亭畔听悲歌
1920年的一天,在北京山西会馆的同乡会上,当时还在北大英语系读书的高君宇,正在做一个反帝反封建的发言。著名民国晋籍才女、当时正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体育系上学的石评梅(1902—1928,乳名心珠,学名汝璧,山西平定人,中国现代女作家,诸多体裁都曾驾驭过,而最成功还在散文,风格清新隽永,亡后辑有《涛语》、《偶然草》等文集)和朋友走了过来,她们被演讲者激昂、高亢的情绪所感染,认真聆听着他那新鲜而富有革命性的言论。
山西会馆的这次偶遇,给高君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石评梅也对这位同乡产生了信任与好感(论起来,石评梅的父亲还曾是高君宇的老师)。两人通过书信往来,逐渐建立了友谊。有时,他们会相约来到北京南郊的陶然亭湖畔散步、谈心(该亭建于清朝康熙年间,从清末到民初,一直便是仁人志士们进行革命活动的地方。高君宇和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等中共革命先驱,曾多次在这里召开秘密会议,商讨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的前途)。他们在交谈中发现,彼此之间有着很多相同的理想和抱负;而面对动荡的社会现实和不可预知的国家未来,他们也会有相同的苦闷与彷徨。
石评梅曾经在一封信中,向高君宇倾吐她思想的悲哀。高君宇在次日的回信中这样写道:“我很信任一个制度,青年们在现在社会享受到的悲哀是会免去的——虽然不能完全。所以我就决心来担负我应负改造世界的责任了。这诚然是很大而烦难的工作,然而不这样,悲哀是何时终了的呢?我决心走我的路了。”
这些文字,令石评梅感受到了希望与力量。她不但视高君宇为知己,更将他当作自己精神上的师长。而此时的高君宇也已经认定,石评梅是一个人品、才情都十分可取的女子,她就是自己爱情的归宿。
不过,高君宇却是一个结了婚的男人。1914年,18岁的他在父亲的一手包办下,与本县一位姓李的女子成婚。从一开始,高君宇就试图反抗这桩婚事,但是遭到父亲的严词拒绝。在离开家乡来北京求学的那一天,高君宇又一次向父亲表示:自己终生都不会承认这桩旧式婚姻。
在认识了石评梅以后,高君宇更加坚定了这个信念。在他看来,打破封建婚姻的束缚,去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也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者所应完成的人生目标。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同样是满怀男女平等思想、追求个性解放的石评梅,却在这个问题上顾虑重重。
1923年夏天,石评梅顺利完成北京女高师的学业后,受聘于母校附属中学,担任国文教员和体育教员。石评梅给自己的寓所起名为“梅窠”,她在这里专心从事着自己的文学创作。
这一年秋天的一个傍晚,“梅窠”收到一封来信。信封里只有一片火红的枫叶,上面用毛笔写着几行字:“满山秋色关不住,一片红叶寄相思。君宇”
这封突如其来的信,让石评梅陷入忧虑和矛盾之中。她知道,这是高君宇对自己的爱情表白。石评梅的心被搅乱了!她想了很久,终于拿起笔,在红叶上写下这样一行字:“枯萎的花篮不敢承受这鲜红的叶儿。”写完以后,石评梅将这封特殊的情书寄还给了高君宇。
石评梅虽然也深爱高君宇,却因曾与某吴姓已婚男子的一段初恋遭到失败,准备抱定独身主义的宗旨,而固守着“冰雪友谊”的藩篱;且尊重高君宇老家的妻子,不忍“侵犯别人的利益”。
被石评梅拒绝之后,高君宇曾对自己弟弟高全德说:“现在,我对石评梅的感情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更深了。”他在给石评梅的回信中这样真诚地写到:“你的所愿,我愿赴汤蹈火以求之;你的所不愿,我愿赴汤蹈火以阻之。不能这样,我怎能说是爱你!”
这个时候已经是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确认了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完成了对国民党的改组,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
在新的革命形势下,高君宇接受李大钊的建议,准备回山西建立党组织。也正是在这一年5月,发生了腊库胡同16号事件,高君宇不得不尽快离开北京。然而这一别就不知什么时候才可以见面,石评梅非常担心高君宇的安全。
此年9月,高君宇南下广州,担任孙中山先生的秘书,辅佐孙中山准备北伐。
这时,石评梅的生日也快到了。高君宇上街买了一对白色的象牙戒指,并将其中较小的一枚戒指(连同平定商团叛乱时用过的子弹壳)附在书信中,寄给远在北京的石评梅,另一枚戒指则戴在了他自己的手上,以表明自己对爱情的忠贞。
在这封信中,高君宇写下了这样火热的一段话:“我是有两个世界的,一个世界一切都是属于你的,我是连灵魂都永禁的俘虏;在另一个世界里,我是不属于你的,更不属于我自己,我只是历史使命的走卒!”
此刻,石评梅才真正地体会到,高君宇早已把对她的纯洁爱情,和对革命的坚贞理想,溶入到了自己的生命之中。石评梅戴上了那枚具有特殊意义的象牙戒指,她明白高君宇的用心良苦。这对白色戒指,象征着二人会永远保持“纯洁如冰雪的友谊”,并“用象牙的洁白和坚实,来纪念我们自己静寂像枯骨似的生命。”
1924年,高君宇终于趁回家乡革命之机,与妻子协商离婚,获得了自由之身。然而,多年以来的艰苦生活和情感郁积,让这个年轻人的身体再也无法支撑了。不久,高君宇住进当时北京的德国协和医院。不幸的是,刚刚出院不久的高君宇,又患上急性阑尾炎,再次住进医院。因手术后突发大出血,高君宇于1925年3月6日凌晨去世,时年仅29岁。
高君宇的去世,犹如晴天霹雳,对石评梅的的思想和情感是个很大的冲击。她痛悔交加,觉得是自己犹犹豫豫、优柔寡断,太脆弱,太不决断了,没有及早地和高君宇结合,而铸成终生的遗憾。
于是,石评梅在孤寂凄苦中,每逢周末即风雨无阻,经常到高君宇的坟上去哭诉。她觉得是自己害死了高君宇,她欠他的太多了。从此以后,在陶然亭畔高君宇的墓前,人们经常会看见一位憔悴的女子前来祭吊,悲悼泣诉,以泪浇灌。她在这里亲手种下了几株松柏,也留下了沾满泪水的诗笺。
石评梅责问自己,高君那“柔情似水,为什么不能温暖了我心如铁?”她觉悟了“从前太认真人生的错误”,同时忏悔自己“受了社会万恶的蒙蔽”。这些篇章、这些句子,至情至真,确实能催人泪下。
这是石评梅在高君宇的《墓畔哀歌》:
假如我的眼泪真凝成一粒一粒珍珠,
到如今我已替你缀织成绕你玉颈的围巾。
假如我的相思真化作一颗一颗红豆,
到如今我已替你堆集起永久勿忘的爱心。
我愿意燃烧我的肉身化成灰烬,
我愿意放浪我的热情怒涛汹涌,
让我再见见你的英魂。
1928年9月,长期悲伤、憔悴的石评梅,猝患脑膜炎,医治无效,年仅26岁亦早逝于北京。临终前,她的手上仍旧戴着那枚白色的象牙戒指。人们把石评梅埋葬在高君宇的墓旁,完成了两个人“生前未能相依共处,愿死后得并葬荒丘”的遗愿。他们生前没有婚配,死后却能同葬一穴,总算是“得其所哉”!
北京解放后不久,周恩来总理曾几度专程到陶然亭公园内的高君宇墓前凭吊。1965年,周恩来在审阅北京城市规划总图时,看到陶然亭畔的高、石墓碑,特别强调要保留之;并回忆起他俩圣洁而又凄婉的爱情故事,感叹道:“革命与恋爱没有矛盾,留着它对青年人也有教育。”邓颖超也曾说:“我和恩来对君宇和评梅女士的相爱非常仰慕,对他们没有实现结婚的愿望,却以君宇不幸逝世的悲剧告终,深表同情。”
【名家小传】
高君宇 (1896—1925),原名尚德,字锡三,今山西娄烦人。中国早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政治革命活动家、理论家,最早的中共党员之一,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中共北方党团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和山西党团组织的创始人。他是山西省第一个共产党员,曾当过孙中山的秘书,还是好友周恩来与邓颖超之间的“红娘”。
1912年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学习。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理科预科。翌年参加蔡元培倡导发起的进德会。1918年发起组织爱国会(后叫学生救国会)。1919年转入北大地质系本科。同年积极参加五四爱国运动,是主要学生领袖之一。曾以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的身份,先后到天津、山西指导学生爱国运动。同年10月参加平民教育讲演团,深入乡村、工厂,宣传新文化、新思想。次年3月,在李大钊指导下,与邓中夏等人秘密组织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他是小组成员之一。积极参与创办《劳动音》周刊和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向工人、群众进行马列主义宣传教育,号召革命的知识分子从事实际活动。11月与邓中夏等人在北大成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被选为首任书记。1921年3月任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4月奉命到山西太原,帮助、指导建团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1月赴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5月出席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不久任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刊编辑,同时兼任《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及以后出刊的《政治生活》编辑。1922年8月与蔡和森等人在北京发起成立民权运动大同盟。1923年参与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的领导工作。同年7月任中共中央教育宣传委员会委员。
1924年国共合作后,任国民党北京市党部总务股主任。后奉派回山西,筹建共产党的组织,是山西党组织的创建人。7月在广州参加沙面洋务工人进行的反帝斗争。后曾受党的委托,帮助孙中山工作。11月陪孙中山北上,到达北京后,带病协助孙中山和李大钊等人进行国民会议促成会的筹备工作。1925年3月1日,国民会议促成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他被推选为大会代表。3月5日因病逝世。
董作宾与北京大学:从小结缘,致力殷墟
1931年春第三次殷墟发掘时,董作宾(左一)、李济(左二)、梁思永(右一)在小屯驻地欢迎傅斯年所长(右二)视察
未出国门便取得突出成就、腾声遐迩的学者,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亦不乏其人;但多属书香门第、家学深厚,自幼受到系统而严格的训练,为走向光辉顶点打下了坚实基础。
董作宾又与他们不同。他所走的,是勤奋自修的路。与他共事多年的著名学者李济先生说:董作宾是“旧社会产生出来的一位奋发自修的学人”。
从小就与古文字结缘
董作宾出生在我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河南省南阳市长春街(现为解放路)的一个小杂货店主家庭。6岁入私塾学习,聪颖过人又刻苦努力,先后博览《四书》、《五经》及诸子百家学说。
当时与其父董士魁的小杂货店相邻的,是一个名叫“吉祥斋”的刻字店,店主周文金技艺高超,闻名宛城。幼时的董作宾,常到周文金的刻字店去玩,并细心观察各种雕刻技法,琢磨刻字的章法与要领。后来,他又得到周先生的热情指导,对篆刻和古文字艺术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他以后从事甲骨文研究,并成为一代甲骨学大师,除了他后天的努力之外,与他幼时对古文字及篆刻的爱好也有很大关系。
1908年,董作宾考入当地的高等小学堂,课余时常在长春街中段路东的一个文具店摆一个刻字摊。十几岁的他英俊大方,笑容可亲,刻起字来认认真真,一丝不苟。没活干时,就读书练字。当地学生每次到文具店买毛笔时,都要在他的刻字摊上看一会儿,大都被他那种既热情又投入的精神所感动。
1911年到1914年间,正处在读书大好年华的董作宾,却因家境贫寒而被迫退学,帮助父亲在店铺里做事。这期间,他曾利用业余时间开办小学馆,教街坊儿童读书识字来挣钱以补贴家用。1913年,他家的小店购进了一批书籍,这给了他一个读书的好机会。他和几个同窗好友组成“文会”,面向社会建立图书流通阅读制度。他与大家一起读书,共同钻研书法,使他的学识得到了全面的发展。
当时董作宾和张嘉谋(字中孚,河南著名方志学家、教育家)先生是街坊。张先生是一位饱学之士、清末举人,是当地的高流名士,对董作宾这位好学上进的青年尤为关心,经常借书给他,并解答他在学习中遇到的疑难问题。1915年,在张先生的督促下,他考入县立师范学校,后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留校任教。1918年春,他随张先生来到当时的省会开封,后经张先生的指导考入河南育才馆学习。在开封育才馆学习时,他因学习书法,接触到甲骨文,并对罗振玉的《殷墟书契前编》一书爱不释手。从此他结缘甲骨文,开始研究中国考古学,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从旁听生到研究生
1921年冬,董作宾应张嘉谋先生之约,只身一人到北京求学,吃住在张先生家里。张先生知道他学过篆刻,又写得一手好字,便托人为他介绍了一个誊写讲义稿的差事。这期间,他又通过张先生结识了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徐旭生(河南唐河人,我国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徐先生发现他聪明,又忠厚老实,还能吃苦,便介绍他入北京大学旁听语言学,空余时间对罗振玉的《殷墟书契前编》进行摹印、研究。在北大当旁听生期间,董作宾开始接触甲骨文方面的知识,曾用油纸影写《殷墟书契前编》拓本。
1923年,董作宾经过努力,考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系读研究生,师从大师王国维,学习语言学、考古学、人种学和历史学,并兼任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人创办的《歌谣周刊》编辑。这个工作使他每月可以得到津贴12元,于是生活费有了保障。这期间他认真学习考古学、语言学、历史学和人种学等课程,并参加故宫珍品的分类工作。1924年当助教,才对甲骨文产生浓厚兴趣,经常与同事谈论研究甲骨文的计划,还打算到安阳殷墟进行考古发掘。
这当然还只是个计划。人的计划往往受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限制,对于一个负有养家糊口责任的人来说,限制更多。他不能扔下职业自行其是,否则生活陷入困境,志向更难实现。从商人之家走出来,有家庭之累的董作宾,深知这些。考古发掘之类,只是计划。直到1928年他34岁的时候,其学术精力大半用在歌谣、方言、民俗等方面,没写一篇有关甲骨文方面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