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军心里很不痛快，这种不痛快在李文军心里由来以久。这是没办法的，命里注定他会有漫长的一段时间不痛快，他逃不过这一劫，因为他太耿直、太勇于提意见和太爱愤愤不平了。这样的人活在那个政治性很强的年代，想不倒霉都不可能。李文军三十六岁了仍然独身，并非他是个独身主义者，而是他很年轻就当团长、师长，把他当骄傲了。医院里女人很多，按说找一个老婆对于他来说并非难事，但李文军的眼界太高了，他会暗暗地拿医院里的女性与我大嫂比，一比，他就觉得她们都不行。李文军表面上大大咧咧，有时候马虎得让人不悦，例如衣服、鞋子全脏兮兮的，白衬衣的领子都穿成土色了仍懒得换洗，十足就是街上的邋遢鬼相。其实，骨子里李文军却是个完美主义者，他之所以马虎、懒惰，是他觉得没人值得他勤快。什么东西，他都要追求完美，对女人他更是这样，身材要好，长相要漂亮，说话声音要动听，品德还要高尚。这就有点吹毛求疵了。王玉珍身高一米六四，没达到一米六四的，他连面都不愿见。有的姑娘，身高达到了，可是长相又没王玉珍漂亮，他也不谈。医院里有个护士，长相和身高都达到了他的要求，接触几次后护士坦率地告诉他，她以前谈过男友，那男友不顾她拒绝，强行夺去了她的童贞。他听她这么说，就再也不愿谈下去了。这一拖再拖，拖到现在仍然单身，这就让他身上的火气没地方消散，这只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李文军还有三个不痛快如同血块样淤积在他心里。他转业时是副师长，那个负责安排转业军人的领导曾对他许诺说：“你暂时委屈一下，先到Ｈ医院干半年，以后再给你动。”Ｈ医院只是个科级架子，任副院长也就是个副科级，从副师长变成副科级，这降级使用也降得太多了。有的军人转业是平级使用，有的军人转业最多降一级或两级，而在他李文军身上竟毫不客气地降了四级。他这国民党起义将领，还不如解放军的一个少校营长转业的级别来得高，这让他心存介蒂。其次，医院的院长是个地下党，同他一样不懂医，但在那个特殊年代，大多是外行领导内行，这他没有意见。他的意见是觉得这个院长太自以为是了。有次，李文军在食堂吃饭，和总务股的几个同事聊天，院长坐过来，闲聊中，地下党院长谈到当年湖南新编第一军跟随程潜、陈明仁将军和平起义时说：“你们当年起义也是被逼无奈，因为当时我人民解放军已大兵压境，随时可以消灭你们。”李文军心里承认，这话说得并没错，但从院长嘴里说出来，又当着其他同事，这让李文军极不舒服，仿佛他不过是个临阵脱逃的怕死鬼，这与李文军心里的价值观大相径庭。
还有一件事让李文军恼火，去年医院建了栋两层楼的宿舍，红砖黑瓦木板地，从挖地基到一口口砖往上砌，都是在李文军的眼皮下进行的，建这栋楼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院长和三个副院长及十几个主任、主治医生的住房问题。李文军理应有一套，可院里开会时，院长却把该分给李文军的那套住房给了医院办公室杨主任。杨主任是从兄弟医院调来的，三代人住一间房，这李文军是知道的。李文军还知道杨主任是院长的亲戚。李文军并不讨厌杨主任，李文军的不舒服来自于院长不跟他商量就把该分给他的房子给了杨主任。那天傍晚他在医院里散步，无意中看见那房子居然挂了绿色的窗帘，房里还亮着灯。李文军走过去，看见杨主任正和爱人在房里搬东搬西，而杨主任的母亲却在厨房里炒菜。李文军没说话，事后他对院长说：“再怎么说我也是副院长，你也要跟我商量，经我同意。”院长哈哈一笑，“这是党支部讨论时作出的决定，你不是党员，没参加支部会议，我忘了让人通知你。”李文军想起当年转业时，负责安排他工作的领导说“你暂时委屈一下”，可是好几年过去了，他居然还在这个医院当副院长，这让他心里窝了火。又想院长惟我独尊，动不动就拿党支部压他，欺负他不是党员，这就让他在一九五七年的“大鸣大放”中写了那篇关于我对释放侵略中华战争中的日本战犯的一点个人意见的大字报，这大字报被他贴在医院的宣传栏里。
这个标题很长的大字报写满三页，简直是直接跟共产党叫板，说他认为全国人大作出的决定是个错误，共产党不应该宽释罪大恶极的日本战犯等等。李文军还在大字报里对事不对人地说：“我发现有的共产党员老是抓着一些人的‘历史’问题不放，不信任人，好像医院是他个人开的”等等。大字报在医院里引起哗然，医生和护士们都争先恐后地站在宣传栏前看和咂舌及掩着嘴小声议论。院长的脸气肿了，把市卫生局的领导叫来看大字报。院长说：“这个李副院长竟把矛头指向全国人大，他算什么东西？一个前国民党师长，也太猖狂了！”市卫生局的领导觉得这事马虎不得，找李文军谈话，李文军仍振振有词：“我不同意宽释日本战犯！日本鬼子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是几十代人都抹不去的，怎么能宽释？”市卫生局的领导跌下脸来，“你这是不跟共产党走，是把自己凌驾于全国人大之上啊。”李文军一脸不识时务地一挺胸，一副好汉做事好汉担地说：“不敢，但我坚持个人意见。”
这年十月，中央制定了右派分子的划分标准，标准有十条，在报纸上一经登出，李文军就清楚自己是“右派”了。院长找他谈话时，李文军知道自己在劫难逃，就不想“死”得很难看，他一脸高大地说：“抗日战争中，我曾多次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我的很多弟兄都在抗战中死了，我能活到今天，已经够幸运了。”院长说：“你有这个认识，那就好。”李文军脸上的表情变得更硬了，“日本侵略军的大炮和飞机在我身边轰炸时，我都没怕过，还怕打成右派？”他说完这话，走了，觉得自己是南宋时期的岳飞。
我们家的亲戚里也有两人被打成“右派”，他们是郭家父子。父子俩被同时打成右派，这即使在那个很左的年代，也是一件稀罕事。公私合营后，兴南被褥厂被更名为“长沙被褥厂”，郭兴南虽仍是厂长，但公私一合营，上面派来几名党员，几名党员在被褥厂敲锣打鼓地成立了党支部，权力于是都集中到厂党支部的书记手上了。书记姓李，浏阳人，干过游击队，祖宗八代都是雇农，他早就看着穿着绫锣绸缎的郭兴南不顺眼了。农村里，地主不是被镇压了就是被打得不知道东南西北了，而城市里像郭兴南这样的资本家还整天穿着绫锣绸缎，这里走那里看，四处指手划脚，这让李书记觉得应该打压一下郭厂长的气焰。李书记把厂里大小事情的决定权都揽到自己手上，他总是在会上强调：党领导一切。这样左一次右一次的强调，被褥厂的男工人也好，女工人也好都不听郭厂长的了。被褥厂有很多职工没住房，或住在十分破旧的窝棚里，而郭兴南一家六口人仍住着那么大的房子，这让李书记忌恨，于是他在会上说：“郭厂长，现在公私合营了，你们家的房子过去是你的私人财产，现在它是公家的了。厂里很多人住的条件相当差，党支部决定，你们家只能住三间房子，其它房子都要腾给职工住。”郭兴南说：“公私合营时，我并没把房子登记进去。”李书记不耐烦地一摆手，“当时是当时，现在是现在，资本家早成狗屎了，你还想过资本家的瘾？”
房子当然腾了出来，有五户职工先后搬了进去，其中就有李书记和厂保卫股刘股长。郭兴南一家住着一楼的三间房子，李书记一家正好住在郭兴南的头上。李书记一打开窗户，就是芙蓉树，这个季节里芙蓉树上开满了花，花香直接从窗户传入房间。李书记深深地吸一口花香，觉得旧社会里资本家的日子真他妈的好过，一家人住这么大的房子，佣人甩了三四个。郭兴南的心情却糟透了，这就让郭兴南在“大鸣大放”的后期放了一炮。郭兴南，这个多年里以投机取巧和大胆冒险而著称的湘南汉子，虽然五十多岁了，但敢于一拼的赌性却没法泯灭，他写了张大字报攻击厂党支部李书记是个农民。他没有多少文化，字写得差，就让儿子郭铁城代写，他口述，说：“有的人农民意识强烈，不是任人唯贤而是任人唯亲，在厂里搞帮派，不是浏阳人他就不提拔，而且不懂生产，只在厂里强调要突出政治，致使厂里的生产下降，质量大不如从前”等等。
这张大字报就贴在被褥厂的墙上，一进大门便能看见。大字报虽然没点名，但厂里人人都晓得李书记是浏阳人，生产股长也是浏阳人，厂销售股长是浏阳人，新提拔的厂保卫股刘股长还是浏阳人。李书记在厂党员会上拍着桌子道：“浏阳人怎么啦？王震司令员就是我们浏阳人，王首道政委也是我们浏阳人，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就是从我们浏阳开始的，浏阳人敢为天下先，敢革命！坏人总算露出了狐狸尾巴。这哪里是攻击我？”李书记把郭兴南往死里拉道，“我算什么？他是把矛头指向上面，因为公私合营后，他再也无权榨取工人阶级的血汗了，他恨社会主义、恨共产党。他这是攻击我们共产党！”
郭兴南就是这样成的“右派”，一张大字报把他的一生写到与地狱交界的底层社会里去了。我大姐夫郭铁城本来可以不打成右派的，我大姐夫读了书，没有父亲霸道，相反，他是个懦弱、识时务的人，为人谦和，他也没写大字报，可是那年月打右派是有指标的，厂里熟悉他们一家的人都晓得郭兴南不通文墨，写不出那么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于是大家都说郭兴南贴出的大字报是他儿子郭铁城写的。我大姐夫以前确实拿毛笔为其父写过一些东西，比如通知全厂职工端午节到了，下了班去厂部领盐蛋和粽子。又比如中秋节到了，厂里准备了月饼，每人一斤等等。这样的通知，年年都要出，每次都是我大姐夫大笔一挥，就贴到厂门口了。既然厂里人认出来了，问题就跟来了。
有人把这事添油加醋地传到了红旗牌油漆厂。红旗牌油漆厂的前身是郭兴南创办的兴旺油漆厂，厂里一百几十人，公私合营后，我大姐夫在红旗牌油漆厂任副厂长，但不管事，也没人要他管事。那辆奔驰车就成了公家的车，早两年被上面收走了，说是红旗牌油漆厂的厂长和副厂长，只能算科级干部，还不够坐奔驰车的级别。我大姐夫像他母亲，是个逆来顺受的人，知道社会主义了，大少爷脾气是让人讨厌的，就假装高兴地接受这个现实，骑着单车上下班，还常常穿身工作服，这里走那里瞧，见人就迎上去打招呼，“你好你好”，笑眯眯的，客气得让人觉得他犯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