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份，连续下了半个月的雨，把长沙下得很冷。雨里夹着雪籽，雪籽落到地上就结成冰，奶奶摔了一跤，把骨头摔断了，只好坐或躺在床上看天，看了四个多月的天，奶奶可以下床走动了，一看桃树，桃花都谢了，桃枝上已长满绿叶，气温也升到二十来多度了。就是那天，我二叔突然出现在院子门口。他叫声“妈”，奶奶迈前一步，抱住他，眼眶里盈满高兴的泪水。二叔调回湖南了，一家人都来了，住在省委大院，任副省长，管省内的农业。二叔只是在调回来的当天来过一趟，之后就忙他的工作，天天这个县那个县，一双四十二码的脚踏遍了湖南省的每一块土地，鞋子都走烂了三双，脚都走肿了。二叔是个正直的领导，看到一些县的基础干部还弄虚作假，还沉浸在“浮夸风”的梦境里骗人，就写了报告。当时中组部的人正在湖南考查我二叔的工作，原是要升他省长的。中组部的人看了我二叔的报告，找我二叔谈话，说去年的大跃进，成绩是主要的，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也是值得肯定的，要他不要打击基础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我二叔一老革命，固执起来丝毫不比奶奶差。他坚持说：“有积极性就更应该实事求是，‘浮夸风’是自欺欺人，这骗不了谁的，再这样下去，谁还相信共产党？”中组部的人觉得我二叔太自以为是了，就没提拔我二叔。二叔有点受打击，怀念起引导他走向革命的我大叔来了。湖南与江西交界，二叔叫人去查我大叔的下落，一个月后，组织上通知他，我大叔下落不明，但我大婶有下落，牺牲在赣南山区，二叔把这事告诉我爹，说：“二哥可能死在后来的交战中，因为留在瑞金继续战斗的红军，一个个都被国民党军队杀害了。”
一个星期天，二叔带着他一家人来到青山街，一辆灰色的伏尔加轿车在门前一刹，第一个下车的是何陕北，跟着是何军花和二婶，最后下车的是二叔。何陕北穿着没有帽徽和领章的军装，脚上一双黑皮鞋。何陕北长成了个帅小伙子，一张脸上留着八字胡，身材虽不高，但人精神，就还是显得伟岸。他走进来，用普通话叫声爷爷奶奶，又叫我爹“伯伯”，白净的脸上挂着笑，八字胡在他的笑容里傲慢地抖动着。二叔批评儿子：“小小年龄就留胡子，叫他剃，他不剃。”奶奶笑，爹也笑。何陕北却不愿意听他父亲教诲地走开，去看我大哥在绷子上绣老虎。何军花也长成大姑娘了，穿着蓝运动衫和蓝运动裤，脚上一双白球鞋，仿佛是从省体委走出来的女运动员。脸蛋儿很漂亮，像她母亲邓皎月年轻时候的脸蛋儿。她有大家闺秀的味儿，叫人时声音甜甜的，说话声音也好听，笑容也大方、热情。奶奶很喜欢她，拉着她的手说：“我军花孙女真俊，杨贵妃的相。”在奶奶的记忆里，天下只有一个女人漂亮，那就是她做少女时在戏台子上见到的那个扮演杨贵妃的女子。二婶却说：“妈，军花跟男孩子样，喜欢运动，什么排球啊篮球啊，她都爱打。”奶奶拧下军花的胳膊，称赞说：“我孙女多结实啊。”奶奶说着，拉着军花的手甩了甩。军花把目光放到葡萄藤上，葡萄藤已长得很粗了，架子上的葡萄枝也有男人的胳膊那么粗了。军花盯着遮天蔽日的葡萄藤，对她妈说：“妈，我喜欢葡萄，我们家院子里也要栽葡萄。”
二叔跟我爹和爷爷说话，说到了我大叔何金江。爷爷有点老年痴呆了，想不起他三儿子说的何金江是谁，就问：“你是说哪个？”二叔看着爷爷，爷爷和蔼地笑着，二叔说：“我是说二哥何金江。”爷爷望一眼我爹，问：“何金江是哪个？我见过没有？”爹说：“何金江是您二儿子。”爷爷笑，笑得十分朦胧和慈祥，说：“我记不太清了。”爷爷的老年痴呆症让他完全想不起他有这么一个儿子了，爷爷也不像过去那样早起练功，饶有兴致的木匠活在他手上也终止了。他照样早睡，早起，但起来后，一家人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奶奶的记性仍很好，奶奶听到爷爷说他不记得何金江了，便帮爷爷回忆说：“何金江，当年他要革命，你不准他革命，把他关在杂屋里的那个儿子。”爷爷迷茫地“哦”了声，惭愧的模样回答一家人说：“我是有点印象。”我岳父来了，一踮一踮地走来，斜着一双老男人的眼睛看着我二叔说：“大领导来了。”二叔笑着说：“你还好吧？”我岳父答：“托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福，我还好。”岳父在我二叔面前拘泥地坐下了。
这两年，饮食公司的领导出面交涉，把老兵饭店隔壁的一家人迁走，将墙打通，扩大了老兵饭店的营业面积，又安排几个年轻人进来，这家饭店就成了年轻人的天下。年轻人朝气逢勃，根本不把我岳父、梨花伯妈和我岳母放在眼里，事实上他们还看我岳父不起，认为我岳父道德品质败坏，因为我岳父竟敢在新社会里还占有两个女人，于是他们对我岳父很不友好，叫我岳父李老头，要李老头每天凌晨四点钟就爬起床去菜市场买菜，还要李老头和我岳母择菜、洗菜，他们只负责炒菜。我岳父已六十三岁，却成了饭店的年轻人奴役的对象。我岳父有一肚子火，觉得新社会的年轻人太不把他们这些从旧社会里走来的老人放在眼里了，今天他走出来就是他打算退休不干了。岳父看见我二叔就激动，仿佛看见了他的得意弟子，——我二叔少年时候的革命思想，有一半是我岳父灌输的，但“师徒”俩却没什么感情，我二叔从来没想过要去拜见我岳父。在我二叔眼里，我岳父是革命途中的逃兵，二叔看着我这个逃兵岳父，突然问：“当年你怎么就放弃了革命啊？”
我岳父一脸羞愧，羞愧中，岳父突然不顾我和他女儿的脸面，抽了自己一耳光，那个自轻的举动把大家都惊呆了。岳父面对居高临下的我二叔骂自己道：“我怕死啊。”爹一惊，觉得亲家公自贱地打自己的耳光，实在不好看，“爱国，都是一家人，干吗啊？”
因为是星期天，李佳也在，本来与大嫂在厨房里忙碌，知道她爸来了，就走来陪父亲。李佳羞得满脸绯红，一时眼泪水都涌出了眼眶。我岳父也眼泪汪汪，检讨自己的模样，抹着颇有些辛酸和浑浊的老泪，“何副省长，看见您，我就觉得自己对不起革命，对不起党，对不起死去的同志啊。我贪生怕死，在革命的危难关头临阵脱逃……”李佳尖叫道：“爸，又没人开你的斗争会，怎么这么一副德性？”岳父惊悸和惭愧地看一眼女儿说：“爸后悔啊。”李佳很看不得她爸一副可怜巴巴相，生气道：“后悔有什么用？又没后悔药吃。”我岳父晃着他那张痛苦的脸，在他女儿愤怒的目光下，终于停止了忏悔。二叔转移话题说：“我今天很高兴，刘少奇同志昨天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了。”
昨天的广播已广播了，今天的报纸也报道了，这可是众所周知的与我们相距很遥远的事情，二叔居然带着他一家人来庆祝，还带了瓶茅台酒，看来二叔一定有什么话要说。果然，二叔高兴道：“我在东北时与刘少奇主席一起工作，刘主席是个很有工作魄力的人。我早两年在江苏工作，少奇同志来江苏视察，少奇同志说我是干实事的干部。”我们一家人听二叔这么说，都笑了，觉得有国家主席赏识，二叔的前途会更加无量。
爹不像以前活得那么开心，整日眉头紧锁，一大堆心思的样子，坐在省政协副主席的位置上，天天学中央文件，与省里的头头脑脑打交道，不是更有底气，而是更心虚了，仿佛自己是窃取了这个地位的贼似的，就把自己弄得很谨慎，不与外人结交。下了班，爹就骑着单车回家，回到家仍然是看书、看报。来了什么人找他，爹也很少说话。爹总是告诫我们：“祸从口出啊。”妈在医院上班，早出晚归。家里，仍是奶奶管事。奶奶仍心明眼亮，耳朵好使，双手还能把一桶桶井水提起来，还是她和张桂花上街买一家人吃的菜，她还喂了十几只母鸡，喂在后院，每天切烂菜叶子给母鸡们吃。李佳有时候走过去帮奶奶的忙，奶奶不让，奶奶要证明她还没老，仍是这个家的主心骨。李佳就佩服奶奶说：“奶奶，你真了不起。”奶奶也是听不得表扬的人，尽管她这么大一把年纪了，一听表扬干劲就更足，又买来几只鸭子，在家里养起了鸭子。每天捡的鸡蛋，只给两个人吃，一是李佳，李佳怀孩子了，奶奶要给孙媳妇补身体，好让孙媳妇生下的孩子更健康、更聪明。
另一个是她曾孙儿何白玉，白玉读初中了，爱打篮球，把自己打得很瘦，吃饭时，奶奶总是要煎一个荷包蛋给白玉吃，希望她的曾孙儿长得更结实更健壮。奶奶问她曾孙说：“白玉，你长大了打算干什么？”白玉回答老奶奶：“当运动员。”奶奶更希望她这个曾孙儿能像李文华样当上解放军的将军，在奶奶那被传统文化完全吞没的思想里，武官才是实心实意的铮铮男子汉，像赵云、岳飞，而文臣都是曹操、秦桧那样的奸臣。奶奶问：“不当解放军了？”白玉回答道：“当。”奶奶就笑着表扬白玉：“我曾孙儿有志气。”
爷爷却不像奶奶那么操心，他不但记忆丢失了，还时常产生幻觉。有天白玉坐在葡萄藤下吃饭，爷爷却突然记起他的第四个儿子，那个牺牲在朝鲜战场上、少年时候数学成绩非常出色、既不怕冷又不惧热的何金石。他说：“他是金石吧？”大哥回答爷爷：“他是您曾孙儿何白玉。”爷爷哦一声，把目光投到葡萄藤上，风是暖风，吹在脸上好像开水冒的热气。爷爷隔了会说：“我还以为是何金石。”大家都不知道爷爷怎么会记得何金石，按说他最不应该记得何金石，因为他连他二儿子何金江都不记得了。但爷爷记得，又有一天，一家人坐到桌前吃晚饭，白天还偌大一个太阳烤着长沙这片热土，傍晚太阳一落山，气温就直线下降，爷爷突然说：“给金石准备一副碗筷，金石回来了。”大家都望着爷爷，爷爷也望着大家，奶奶说：“你发什么神经啊？金石早钉在门上了。”爷爷就没把握了。那天晚上，爷爷第一次表情严肃又漠然地坐在客厅里，秀梅在她房里抄歌曲，白玉在他房里偷偷写爱情信，爹妈在自己卧室里休息，只有大哥坐在客厅里绣老虎。爷爷说：“你绣的这只老虎，是不是爷爷年轻时打死的那只老虎？”大哥就开玩笑说：“爷爷，它活过来了。”爷爷就变得更没把握了，半天不说话。爹对妈说：“我爹怕是活不了几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