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广荆州府江陵人。张居正比较喜欢禅学，又曾自号太和居士。张居正对于佛教华严宗的《华严经》很感兴趣。明神宗万历元年（1573年），张居正在写给一位朋友李中溪的信中说：“前年冬，偶阅《华严》悲智偈，忽觉有省。即时发一宏愿：‘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于自身求利益。’”其实，明神宗万历元年（1573年）至明神宗万历十年（1582年）的10年中，辅弼小皇帝的张居正倒确实是全心地为朝廷办事。应当说，佛教华严宗的献身精神，造就了后来“工于谋国，拙于谋身”的张居正。
对于小皇帝，张居正是无比忠心，有时忠心得有点儿肉麻。例如，张居正有一次在奏疏中对皇帝说：“今伏荷皇上天语谆谆，恩若父子。”40岁的张居正将10岁的皇帝比做父亲，倒也有趣。但是，实际上张居正对于小皇帝朱翊钧的辅导和关怀，也是无微不至的。张居正为皇帝安排了详尽的视朝和讲读的日程表。大至朝廷用人之道，小至宫中的一些小节，张居正都要细细地与皇帝说。有一次，小皇帝朱翊钧想搞一次元宵灯火，张居正就说：“将灯挂一些在殿上，就可以尽兴了。不需要再搞什么灯棚。接下来的几年还要有许多大事，例如皇上的大婚、潞王的出阁，每件事都要花很多钱，天下民力有限，还是节省一点儿好。”小皇帝朱翊钧倒也知趣，说：“朕极知民穷，按先生的话办吧。”小皇帝朱翊钧对于张居正，也是非常的尊敬，从来不称名道姓，而是称“先生”，所下的诏令，凡提及张居正时，都写“元辅”。万历二年（1574）五月八日，皇帝在讲读完毕之后，听说张居正腹痛，就亲手调制了一碗辣面，并要次辅吕调阳陪着张居正一块吃，其意图是要以辣热攻治腹痛。小皇帝朱翊钧对于张居正，有充满人情味的一面。明神宗朱翊钧听说张居正的父母都还健在，非常高兴，赐给两位老人很多的物品。
万历朝的前10年，张居正掌握明廷大权，开始进行改革，面貌焕然一新。张居正在政治上推行考成法：内阁稽查六科，六科稽查六部、都察院，六部与都察院稽查巡抚、巡按，巡抚、巡按考察地方官员。这样一来，内阁成为政治运转的中轴，而吏治也得到了很大的改观。在经济上，张居正实行清丈田粮，推广一条鞭法，结果清查出了大量的隐匿、遗漏田地。在税收上，他则将一切徭役折银，按丁、粮加以摊派，简化了税收的条目，也改变了过去赋役不均的状况。这一切举措，又都是在小皇帝朱翊钧的支持下进行的，对于改善明王朝的经济状况，有非常大的成效。户部管辖的太仓库的收入，从明穆宗隆庆时期的每年200万两白银左右升至明神宗万历初年平均每年三四百万两白银，京师粮食的贮量也往往是明穆宗隆庆年间的3倍左右。这一切，都是张居正的功劳。只不过，张居正也许忘了，10年间，除了国家财富的激增之外，小皇帝朱翊钧已经不再是昔日的小皇帝了，而是一个成长为近20岁的青年。在明神宗朱翊钧年轻的心中，除了有对张居正的感激之外，是否也有无法施展自己身手的遗憾呢？如果真是这样想，那么要成为大权独揽的真正皇帝，万历小皇帝朱翊钧就必须摆脱张居正的影响。这样的契机直到明神宗万历十年（1582年）才姗姗来迟。当初的万历小皇帝朱翊钧，此时已经是大婚四年的青年。
明神宗朱翊钧亲政之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清算已死的张居正。明神宗万历九年（1581年）七月张居正患病。患病的原因，据说是“积热伏于肠胃，流为下部热症。又多服凉药，反令脾胃受伤”。当时一些学者像王世贞、沈德符，都推断张居正喜欢服用春药，以致热气向下或向上发散。张居正在冬天的时候，头上不敢戴貂皮帽，就是因为热气上冲于头。所以说，张居正的病情，实在是因为他的个人生活的奢侈糜烂所致。当然，张居正操劳国事、过度疲劳，亦是病因之一。从明神宗万历九年（1581年）到万历十年（1582年）间，张居正一直没有请假，坚持办公。次年二月，张居正旧病复发，虽然屡经名医医治，但是张居正自己也知道，自己“精力已竭”，“不过行尸走肉耳”！明神宗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一代名臣张居正终于病逝。明神宗朱翊钧为之辍朝一天，给予张居正崇高的待遇：谥文忠，赠上柱国衔，荫一子为尚宝司丞，赏丧银500两。
在张居正死后，一些变法期间失势的守旧派大臣乘机反扑，纷纷上奏明神宗朱翊钧，要求弹劾张居正和他的支持者冯保。也许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明神宗朱翊钧对昔日威柄震主的张居正日益不满，也许是在张居正的严格管理下有些厌倦了，当守旧派大臣提出这些要求时，明神宗朱翊钧觉得自己真的应该这样做。
明神宗朱翊钧也深知，要想树立自己作为皇帝的权威，就必须摆脱张居正的影响，而要彻底摆脱张居正的影响，就必须清算张居正，推倒张居正。只有这样，才能为自己开始亲政、独揽朝中大权打下牢固的基础。因而，清算已死的张居正成为明神宗朱翊钧亲政之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但明神宗朱翊钧心里明白，张居正在世时，自己曾重用张居正，并许下了多少诺言。而今要实现这个转变，必须寻找时机，找到借口，而且要有计划，有步骤。可从哪里下手呢？经过权衡利害得失，明神宗朱翊钧决定先拿冯保开刀。
明神宗万历十年（1582年）十二月，明神宗朱翊钧以欺君蠹国之罪，免去冯保东厂提督之职，抄没其家产。张居正在世时，与冯保互为依存，谁也离不开谁。冯保垮台，张居正必在劫难逃。果然不出所料，明神宗朱翊钧随后将张居正重用的人统统罢免，同时为从前反对张居正的人一一恢复名誉或官职。
明神宗万历十二年（1584年）八月，明神宗朱翊钧神宗在都察院参劾张居正的奏疏中批示道：“张居正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钳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本当断棺戮尸，念效劳有年，姑免尽法追论。”不久，明神宗朱翊钧又诏夺了张居正所封官职、谥号，其家产被查抄，家人被谪戍。
张府人口，一些老弱妇孺因为来不及退出被封闭的张府，饿死10余口；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留下了一份“丘侍郎（哮）、任巡按，活阎王！你也有父母妻子之念……何忍陷入如此酷烈”的遗书，自缢身亡；张居正80岁的老母还是在首辅大学士申时行的请求下才留有一所空宅和10顷田地。张居正生前绝对不会想到，他死后竟然会遭到一手扶持的明神宗朱翊钧如此无情的惩处！明神宗朱翊钧这种一百八十度的态度转变，显然是他长久地处于张居正的约束之下的心理变态后的大发泄。而张居正的政治悲剧，原因有很多方面。首先，张居正过度自信，没有给皇帝明神宗朱翊钧足够的自信，威权震主，最后才引来了皇帝的报复。其次，张居正执政的时期过于专权，得罪的官员太多。被张敬修骂作活阎王的丘哮即其一。丘哮，诸城人，性格刚直，好争论。明穆宗隆庆年间罢官在家。明神宗万历初年，很多言官向朝廷推荐丘哮。但张居正很厌恶丘哮，没让他重新出来做官。明神宗朱翊钧深知这层关系，等张居正死后，特派丘哮跟太监张诚去抄张家。丘哮用法酷烈，不免有公报私仇的嫌疑。张居正夺情一事，也开罪了许多正直的士大夫。禁讲学一事，又开罪了许多知识分子。最后，张居正对于慈圣皇太后的父亲李伟等人，没有给予充分的方便，以致明神宗朱翊钧清算张居正时，慈圣皇太后并没有为张居正说话。如此看来，张居正是一个极自信的人，不能虚己待人，而是过于苛刻专制，所以，张居正招来报复，从某种层面上来说是咎由自取。但是，对于明神宗朱翊钧来说，清算张居正是自己开始亲政的基础，推倒张居正，也就树立了皇帝自己的权威。明神宗朱翊钧称张居正“罔上负恩”，其实他自己何尝不是忘恩负义？
虽然张居正一生功过兼有之，但是作为一个封建士大夫，能任劳任怨地工作，敢于整顿松弛的政治秩序，能使国富民丰，边疆安全，也称得上是一个正直的好官。
李时珍与《本草纲目》
李时珍，字东壁，号濒湖，湖北蕲州（今湖北蕲春）人，世代行医。他的祖父是悬壶济世的郎中，留下不少民间秘方（含偏方单方），他的父亲李言闻对医学也很有研究。
李时珍14岁时中秀才。在17岁后，他参加武昌府试，屡试不中，遂无心求取功名。从此，李时珍跟随父亲左右抄写药方或上山采草药。1545年，蕲州一带洪水泛滥成灾，灾后瘟疫流行，人民无钱求医。李时珍有志学医，又体恤民众疾苦，借此机遇临床实践，治好了许多病人。由于勤奋钻研，37岁的李时珍已成为荆楚一带的名医，“千里求药于门”者络绎不绝。他在行医中发现古代药典几百年未修，其中错误百出，往往因错投药石而误人性命，李时珍决心重修药典。
有一次，楚王的儿子得了病，久治不愈。楚王慕名派人请李时珍为他儿子诊病，李时珍治好了楚王儿子的病。楚王非常高兴，挽留他在府中任“奉祠正”兼楚王私人医生，李时珍同意了。他知道楚王一向与郝、顾两个富绅交往密切，而这两家藏书很多，借此机会可以弄到《神农百草经》《征类本草》等历代药典研究，既可以丰富自己的医学知识，又可以为今后撰著药典打下基础。不久，世宗下令让全国名医集中太医院，楚王只好遵旨推荐李时珍赴太医院任职。李时珍也借此机会更好地与名医切磋交流医术，同时，阅读了许多民间看不到的善本医学经籍。在此期间，他几次提议编撰《本草》一书，但都被拒绝。李时珍只在太医院呆了一年，就告病归乡了。回乡后，他边行医，边查阅前贤著述、药典、典故、传奇等。此外，他踏遍青山、尝尽百草，足迹遍及河南、河北、江西、安徽、江苏等省，又攀登了天柱峰、茅山、武当山，采集标本，求教于药农、果农，亦冒险品尝了仙果（榔梅）、熟食鼓子花（旋花）。
李时珍花了将近30年的时间写成了著名的医药著作《本草纲目》一书，共50卷190万字。在这本书里，一共记录了1892种药，收集了11091个药方，详尽地讲述了各种药材的产地、形态、栽培、采集等，还说明了炮制方法，分析性能和功用，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医药经典，被誉为“东方医药巨典”。《本草纲目》的药物分类是先矿物，后植物，最后动物。各类药物的排列顺序也大致是先简单后复杂，体现了自然发展史由无机到有机，由低级到高级的过程。200多年以后，达尔文看到李时珍作出如此分类的科学巨著时，也赞赏不已！
李时珍61岁时已将这部医药巨典编成，令人遗憾的是，10多年间几经奔波才找到一个书局肯予承刻，直到这位中国医药科学之王年届76岁瞑目的时刻，也未能见到自己著作的刻印本。值得告慰这位名医先灵的是，他逝世以后过了3年，初版问世。又过了10年，即传入日本、朝鲜。尔后又陆续被译为拉丁文、法文、俄文、德文、英文等多种文字，流布于世界各地。目前仅英文版本就有十几种。他的心血结晶至今仍在为全世界人民的健康与幸福作着贡献。
吴承恩与《西游记》
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明代小说家。吴承恩一生创作的诗、词、文章很多，可惜大部分不存世，后经人遍索遗稿，汇编为《射阳先生存稿》四卷。他喜爱野史奇闻，曾仿唐传奇创作《禹鼎志》，是一部有鉴戒意义的短篇志怪小说。他一生中最著名、最有影响的著作是长篇神话小说《西游记》。
《西游记》中的故事有许多早在民间流传，吴承恩在说书艺人和无名作者创作的基础上，进行了再创作，融入自己对现实生活的感悟，撰写了这部伟大的、具有现实意义的长篇小说。《西游记》的艺术成就非常高，它应用神性、人性和物性（自然性）三者合一的方式来塑造人物。孙悟空的形象在中国文学史上更是独具特色，有神的威力却闪现着现实社会中人与动物的习性，在古代同类小说中十分罕见。小说通过丰富大胆的艺术想象，创造了一个充满神奇色彩的神话世界，故事情节曲折生动，精彩紧凑，充满了浓厚的艺术魅力。小说的语言是在口语的基础上加工提炼而成，生动而流畅，极富表现力。人物语言个性鲜明，有很强的生活气息，具有幽默诙谐性。在结构上，小说以取经人物的活动为主线，逐次展开情节，枝干分明，颇具匠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