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发现于云南元谋的“元谋人”， 距今约170万年， 是中国境内已知最早的原始人类； 距今四五十万年前居住在北京周口店一带的“北京人”， 能直立行走， 能够制造、使用简单的工具，并知道了用火， 已具备了人的基本特征。
华夏起源于旧石器时代
从各地发掘出的石器时代的人类化石和遗物打破了以往将中国历史起点定于黄帝的观点。现今的一切证据也证明人类是从猿人进化而来的，尤其是“北京人”的发现，证明了直立人的存在，明确了人类发展的序列，为“从猿到人”的学说提供了更加有力的证据。
目前，在国内发现的古人类遗址主要集中在华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和西南山区。几处最早的古人类遗址，如安徽繁昌人字洞、重庆巫山龙骨坡和云南元谋等都分布在长江流域和西南亚热带地区，向北、西方向按时代递减，这说明古人类的生活区域逐渐扩大至暖温带和寒温带。
1929年，在北平（今北京）西南面周口店龙骨山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距今约50万年的猿人头骨、牙齿、下颚骨和躯干骨化石。这种猿人被定名为“北京人”。“北京人”的体质结构已经超过了一般动物的阶段，具备了人的基本特征。他们已经知道选取砾石或石英，打击成为有棱角的石片，当做武器或生产工具来使用。他们居住在石灰岩的山洞里，会人工取火，烧烤食物。不过，“北京人”身上仍残存着原始人的一些性质。“北京人”的颧骨较高，平均脑容量仅1075毫升，是现代人平均脑容量的75%；身材粗短，男性高约156厘米，女性高约144厘米；前额低平，眉骨粗大，颧骨高突，鼻子宽扁，嘴巴突出，头部微微前倾。他们从居住地附近的河滩、山坡上挑选石英、燧石、砂岩等，采取以石击石的方法打制出刮削器、钻具、尖状器、雕刻器和砍斫器等工具，用来满足肢解猎物、削制木矛、砍柴取暖、挖掘等种种需要。“北京人”已经会制造和使用工具。他们更进步的举措是会人工取火，山洞中成堆的灰烬说明当时的他们已能很好地管理和使用火。
1954年，山西襄汾县发现3颗人类牙齿化石和大量石器。这种人被命名为“丁村人”。考古发掘显示出他们初步使用石器的现象，且比“北京人”已经有些进步。内蒙古自治区萨拉乌苏河与宁夏回族自治区水洞沟等地，曾发见过约20万年前的人类门牙一枚及许多旧石器。门牙与“丁村人”牙齿极为相近，旧石器中有尖状器、长刮器和各种刮削器，也比“北京人”所用的进步些，考古学上称它为“河套文化”。这时候的人，身体结构与现代的人类很相接近。他们已进入旧石器时代中期。
1965年，在云南省元谋盆地发现的两颗门齿化石掀开了我国古人类研究史上崭新的一页。从含元谋人牙齿化石的原生层中，考古学家们先后发掘出了7件石制品，大量炭屑的发现证明当时的元谋人可能已会用火。从出土的化石中还发掘出了与元谋人共生过的哺乳动物化石，有泥河湾剑齿虎、云南马、爪蹄兽、中国犀、山西轴鹿等29种，这些动物差不多都已绝种。经国内外专家鉴定，元谋人生存的年代距今约170万年。在发现元谋人之前，我国最早的人类是北京人和蓝田人，元谋人的发现，把早期人类在中国这块古老大地上的历史向前推进了100多万年。可以说，元谋人的发现改写了人类的历史，它使古老的华夏民族更加古老，悠久的华夏文明更加悠久。
在周口店猿人洞穴的山顶洞穴里，发掘出约5万年前的人骨化石、石器、骨器和装饰品。石器中有火石制、石英石核制的刮削器、尖端刮器，与西欧旧石器晚期的制作大致相似。骨器中有兽骨磨成的骨针，似乎已有简单的缝纫。装饰品中有穿孔的兽齿、鱼骨、介壳和海蚶壳，还有用赤铁矿染红的石珠，这些饰品说明，猿人已经有爱美的追求。此时的猿人在身体结构上，已经发展到了现代人的阶段。此时已进入旧石器时代晚期。
在内蒙古的札赉诺尔（呼伦池附近）、黑龙江的顾乡屯（哈尔滨附近）等地，曾有中石器时代遗物的发见。札赉诺尔的石器，有的已经研磨过。顾乡屯的骨器，有些器体很整齐可观，制作技术超过了“山顶洞文化”。这些出土的器物中有石器、骨器、角器、牙器、火烧骨和人骨化石，估计年代约在2万到四五万年前。
西北、华北、东北、西南等地发现的旧石器、中石器及其逐渐进化的各种遗迹告诉我们，50万年以来，在中国境内已有人居住。他们虽然生活在不同的地方，却都同时创造着各自族群的文化。
石器时代的文明
中国地处亚洲东部，地域辽阔，气候适宜，历史悠久，是远古人类起源和文化发展的重要地区。从200万年前延续到1万年前的旧石器时期，人们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进行着体质的进化与文化的发展；而普遍分布在全国各地区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则说明新石器时代中国境内各民族的远古祖先们，在中华大地上以不同程度的文化发展生产，推动着历史前进的车轮。
河姆渡文化
河姆渡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文化，以母系氏族公社的形式存在着，反映了约7000年前长江流域氏族的情况。
在众多的河姆渡文化出土文物中，大量人工栽培稻谷是最重要的发现，这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古老、最丰富的稻作文化遗址发现。这不仅打破了中国水稻是从印度引进的传统说法，许多考古学者还依此推断河姆渡可能是中国乃至世界稻作文化的最早发源地。这一时期的农作植物除了水稻，还有橡子、菱角、桃子、酸枣、葫芦、薏仁米、菌米与藻类植物，人们还同时从事畜牧、采集、捕鱼和制作世界上最早的漆器。漆器的出土，将人类使用生漆的历史推到了7000年以前。考古学家在河姆渡遗址中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木构水井以及世界上最早的木制水上交通工具。
生活用器以陶器为主，种类很多，主要有釜、罐、盆、盘、钵、豆、盉、甑、鼎等，按使用功能可以分为炊煮器、饮食器、储存器、汲水器。较为特殊的有灶和盉两种。陶灶形似簸箕，内壁有三个乳钉状足，为安放釜而设置。陶灶发明后，解决了木构建筑内煮炊防火问题，是后世南方居民一直使用的缸灶的前身。在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文物中还发现了中国最早的木制饰品“木雕鱼”，其他包括木柄骨制的耕田用具耜、和刀铲等切割器具，还有大量纺织工具。
到目前为止，在我国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中，河姆渡遗址是陶器出土量最多、复原率最高的遗址之一。仅两次考古发掘就出土了40万件陶片。出土陶器中最具特色的是早期的夹碳黑陶。在陶土中掺炭末，可以减少陶土的粘性，提高成品率，这是河姆渡先民的智慧结晶。
在建筑方面，遗址中发现大量干栏式建筑的遗迹。考古学家和古建筑专家对遗迹和木构件分析后认为，河姆渡的房屋是以一排排桩木为支架，上面架设大小梁承托地板，构成高于地面的架空基座，再于其上立柱、架梁、盖顶的干栏式建筑。在垂直相交的构件接点上，使用榫卯结构技术。河姆渡建筑遗迹的发现将我国榫卯木作技术的出现时间从金属时代向前推进了3000多年。
河姆渡文化比较进步的还有骨器，有耜、鱼镖、镞、哨、匕、锥、锯形器等器物，一些有柄骨匕、骨笄上雕刻花纹或双头连体鸟纹图案，就像是精美绝伦的实用工艺品，是由河姆渡先民精心磨制而成。在众多的出土文物中，还出土了相当多的骨哨。骨哨既是一种乐器，也是一种狩猎时模拟动物声音的狩猎工具。今天，我们依旧能看到河姆渡骨哨的遗存——在杭州有一种用小竹管制作而成，能发出鸟叫声的竹哨子。
伴随骨哨出土的古老乐器还有原始陶埙。这种河姆渡陶埙，呈鸭蛋形、中空，一端有一小吹孔，与现代用的陶笛样貌相似，只是这种陶埙有吹孔没有音孔。
河姆渡文化遗址的发现，充分显示出早在新石器时代中期，长江流域的文化发展没有落后于中国其他地区的文化发展。河姆渡文化与同时期的其他文化一起丰富了我国本就悠久的历史文明，也证明了我国的历史文化早在史前时期就已呈现出生机盎然的多元化发展，华夏文明不只是一种传闻，它真实存在过！
仰韶文化
仰韶文化是遗址数量最多、原始文明最重要的一支文化，是距今约5000～7000年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一种彩陶文化，以农业为主。主要分布于广大西北地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甘肃、青海、陕西等省，以及华北、中原等地区，以陕西大部、河南西部和山西西南的狭长地带为中心，东至河北中部，南达汉水中上游，西及甘肃洮河流域，北抵内蒙古河套地区。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发掘的器物有多种石器、骨器、陶器。石器有刀、斧、杵、镞和纺织用的石制纺轮；有用骨器制作的缝纫用的针；有钵、鼎等形制的陶器。可以看出，仰韶时期的人们过着定居生活，拥有一定规模和布局的村落；原始农业为主要经济形式，同时兼营畜牧、渔猎和采集；主要的生产工具是磨制石器；生活用具主要是陶器；埋葬制度已经初步形成。从已发掘的仰韶文化时期以女性为主要地位的墓葬习俗发现，仰韶文化处于母系氏族公社阶段，仰韶文化的诸多遗址和物品也清晰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妇女地位要高于男性。
仰韶文化是继承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发展而来的，社会经济比原始农业初期阶段有了较大的发展。制陶业、石器制造和其他手工业技术在各种类型的氏族经济生产中普遍得到推广和传播，一些先进技术已影响到长江流域和东北、西南地区。仰韶文化的两千年发展，既是中华民族形成的重要阶段，也是原始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环节。
马家窑文化
马家窑文化是仰韶文化向西发展而形成的具有西北地域特色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距今6000年左右。马家窑文化的人们大体以氏族为单位过着定居的生活，其聚落多位于河流两岸的台地上。他们的房屋多半为地穴，平面呈圆形或方形，房内有灶，这种类型的建筑可以说是中国土木结构古典建筑的始祖。马家窑文化时期，人们以原始农耕经济为主，生产工具为用兽骨加工的工具，还有用石头磨制的斧、刀、凿、锛、铲、镰等。耕作方式为“火燎杖种”的生荒耕作方式，这时期的人们已开始使用翻土工具。
仰韶文化衰落以后，马家窑文化异军突起，达到了世界远古彩陶史的顶峰，创造了人类最辉煌的彩陶文化。
马家窑文化的制陶共有四个类型：
（1）石岭下类型。最大直径在腹部，口沿多为平唇，变体鸟纹成为石岭下类型独具特色的纹样，腹部常饰二方连续的变体鱼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