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的文艺家总是超前的，和大多数人的审美水平可以划等号的，决不可能是出色的文化人。一般地说，衡量文艺作品有三项原则：一是真实的原则，即人格的真诚和社会的真实；二是理想的原则，即作者通过自身的生命体验，审读现实，浓缩人生，用高尚的情操去陶冶读者，使他们的生命世界、生存空间变得更美好；三是创造的原则，即开拓艺术的未知领域，给人以愉悦和美的满足，用艺术魅力去浸润人们的心灵世界。以此来绳墨葛更才先生的《丰碑上的浮雕》，不难看出这部图文并茂的专著，确不失为一部优秀的文艺作品。
这部书共选择了102位仁人志士，这是中华优秀人文精灵的雕像，自会使我们想起文天祥的《正气歌》。当国难当头，要文天祥作出生或死的抉择时，也正是这些“立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的人文精灵鼓舞着他为正义、为民族选择了不归路，“典型在夙昔，古道照颜色”；“自此别却江南路，化作杜鹃带血归。”
任何民族的生活轨迹，都会沉淀为一种文化，并以此来维系本民族的生息和发展。这些历史伟人是华夏民族一代又一代人拼搏前进的动力，但他们在现代青少年的心目中却十分陌生。一个民族的发展机遇不会很多，历史不会再给我们留下颓废和醉生梦死的余暇。时代呼唤我们，必须振奋精神，冲出峡谷，屹立于世界。《丰碑上的浮雕》深刻的现实意义正在于此。
石宝明先生的长篇纪实文学《碧血雄风》，形象而真实地再现了西路军血洒河西的战斗历程，其中闪烁着作者解悟党史的灵光。过去公开发表的有关西路军的文章尽管很多，但多是局部的。《碧血雄风》作为西路军马革裹尸“纪实”的系统工程，给读者提供了一部完整的悲壮瑰丽的史篇。
为使《碧血雄风》的原始史料更真实、更连贯、更完整，在长达12年的时间里，作者收集研读了大量的有关西路军的书籍、回忆录和散失在民间的史料。而且踏着西路军血迹斑斑的行程，从会宁始，经过靖远虎豹口、景泰一条山、直至古浪、永昌、高台和张掖的倪家营、梨园口等地，边访问收集、边查证，事无巨细，一一进行深入地研究。如红三十军副军长熊厚发是誓与阵地共存亡血洒祁连山麓的。有些资料说他死在西宁，是讹传。又如《血战河西走廊》一书有“永登城攻坚受挫”云云，其实这次战役的地点不是“永登城”，而是“芦塘城”（原景泰县城）。因为红三十军未到过永登，九军也只经过永登县境，也未到达永登县城。
众所周知，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张国焘的个人因素，红军西路军将士们的英雄事迹一度被淡化了。《碧血雄风》告诉我们，西路军的每次行动、每个战役，都是严格按照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命令实施的。至于能否突破长达数百公里的层层封锁“打通国际路线”，真的“打通”了能否固守、畅通？等等可以略而不论，即便是西路军长驱西进的战略决策，对党中央在延安顺利奠定革命根据地都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剽悍的“三马”骑兵部队，在西路军杀伤力颇强地反复冲击下，节节败退，被迫尾随西路军且战且走，转战千里，向西，再向西，最后两军鏖战于河西走廊。这样就彻底粉碎了国民党试图纠集西北“三马”对中央红军进行合围的战略设想，使党中央有时间与力主抗战的爱国将领们进行协商，为西安“兵谏”提供了较好的客观条件。
文学作品单靠主观情意是难以进入艺术殿堂的，只有借助于客观事物的“具象”才能点石成金。王昌龄在《诗格》中写道：一日物境，二日情景，三日意境。此三“境”构成了创作主题的审美轨迹，也是读者完成审美再创造的审美之源。对此，徐长峰先生的《走过季节》对我们颇有启示。
令人怦然心动的艺术魅力，决不是靠所谓“新潮手法”或庸俗的“打诨”所能获得的。在文学作品中，只有上乘的语言才能创造出美好的审美境界。公允地说，在当今语病俯拾皆是的情况下，《走过季节》在驾驭语言方面，不失为一峰独秀。倘若从宏观上感受《走过季节》的整体韵味，那静穆的深沉，恬寂中的温馨，以及隽永的哲理内涵，颇有几分泰戈尔作品的情调。似乎泰翁笔下的云彩、溪水、森林、野花，都在驱动着作者丰富的想像力。这对“自然”的感悟，是人文精神的显现、灵魂的裸露，也是艺术的升华。可以想见，在无数个秉烛夜读、风雨晨昏中，在作者“走过季节”蓦然回首时，终于发现了泰戈尔艺术人格的五彩光环。
人生是一篇写不完的文章。岁月悄悄地流逝，白发无情地增添，跋涉的艰辛、风雨的积淀和解读社会人生的困惑纷至沓来，于是珍藏在心灵深处天真无邪的童心，必然是休憩的港湾，孩提时代情切切、思悠悠的往事，自会成为“归去来”的载体。这正是李升先生的散文集《梦中的小船》走向成功的基座。只有怀着纯洁的、童真般的优秀人文精神去拥抱大千世界的真诚时，才有望成为理想的作者。
吴连芳、吴卓芳、吴春芳三姐妹的长篇说部《三生石》，是一部成功的作品。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欣赏者的审美再创造，是艺术创造工程的一个环节，所以作者总是期冀着热心的读者参与到自己的创作中来，以便确认和开拓物化到作品中的创作主体意识。于是召唤性结构成了一种重要的艺术表现手法。《三生石》的作者，以浓墨重彩，在部分章节中构建了一个浓酽的感情氛围和广阔的思维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回荡着特定的心理气氛，试图把观众“吸附”在内，成为这种心理气氛的进一步创造者和组成者，借以激发读者风驰电掣般的情思。这就是所谓的“吸附性召唤艺术结构”。《三生石》的作者对于这种艺术手法的运用，应该说是比较成功的。
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应该具有积淀社会和人生信息的效应。对此，王仲翰先生的第二部作品《时代风云录》可谓当之无愧。这部22万字的作品，通过作者从20世纪50年代初至1976年粉碎“四人帮”的各个重大历史阶段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真实而具体地记述了“土改”、“审干”、“反右”、“大跃进”、“反右倾”、“社教运动”、“文化大革命”等历史时期作者周围的有关人和事及其形形色色、错综复杂的各种遭遇和变革。在此基础上，作者高屋建瓴、放眼视野，既有条分缕析的综合性概括，又有褒贬适中的深层次分析，细微而不零乱，直观而不肤浅，具体可感，发人深思。
社会的发展是没有尽头的，明天永远是一个未知数。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教训，是争取美好明天的思想柱石。建国以来的历次运动，其成绩自不待言，但对优秀文化的摧残更令人痛心疾首。“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时下人文精神失落，痞子文化风靡市镇乡里，实乃系列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副作用的总爆发。可见正确认识昨天，对于明天是多么地重要了。所以《时代风云录》具有史料和人文的双重价值。
忘记自己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贺元英先生的长篇小说《昆仑雪》，重新撩起了我们对“阶级斗争”的反思。作者用多彩的画笔，勾勒出了文革中军营“生态”的倒影。一方面是“焚书”的狂热，一方面是为了寻找学毛著标兵丢失的“讲话”而不惜牺牲一切的冒险行动。背诵“语录”一个标点都不漏者，尽管军事技能很差，也能“飞黄腾达”；那些越是艰难越光荣、愈是危险愈伟大的玩命使命，却偏偏需要政治上不可靠的知识分子和出身不好者去完成，从而使他们享用这份崇高的荣誉。昆仑山是个神秘的自然世界，也是个肆虐的动物王国，在这个特定的环境中，“家牛”也会反祖成为“野牛”。马辛、乔利等四位孤独的漂泊者，历尽奇险，死死生生，就像翻云覆雨、变幻莫测的“文化大革命”一样，瞬息万变，前途难卜。在经历了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对生命的严酷拷问之后，寻找讲话的幸存者终于完成了向人性良知的回归。
孙志诚先生的《浑浊的祖厉河》，是描写农村爱情悲剧的小说。这出悲剧也是发生在那个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的可悲的年代。作者以激情的笔触和乡土气息浓郁的语言，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的典型人物。坦爽地说，写小说者不乏其人，但人物能真正成为“典型”者，却屈指可数。孙志诚的成就，值得借鉴。
刘敏菲是白银市不可多得的一位女诗人，有道是：“腹有诗书语自华”。著名作家秦川牛对刘敏菲诗歌的评价可谓恰到好处：一是青春美，二是宁静美，三是境界美。诗人出生在南国水乡，她的血脉里永远跳动着故乡的湖光山色、碧竹翠柳。这些“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自然美，终于幻化为艺术的精灵，飘洒为黄土高原的绿色诗行。诗的花朵，绽放在一方方充满生命活力的心头，纷纷扬扬，层层叠叠，乘凌高楼大院，弥漫校园工厂。
李延瑞先生是一位有希望的青年作家。特殊的职业为他积淀了更多的生活体验，寒素的生活境遇浇铸了他锲而不舍的意志。他用作家特有的锐利的目光，穿透大西北的千里黄土，在艺术的王国里去寻觅属于自己的一株绿芽，散文集《心缘旅程》就是新芽萌发的第一组具有生命力的叶片。
苏震亚先生的诗集《望远方》，是对“史无前例”的蹉跎岁月的“祭悼”，也是对改革开放雄鸡一唱的惊喜。与其说诗人在倾诉自身命运的多舛，倒不如说是在历经劫难的黄土地“捆紧季节的厚望／竖起山村的锋芒”。但诗人对苦难的过去并不仅仅只是泪水的慰藉，更多的则是对开放的明天充满希望的顿悟和骚动。
白银建市以来，社会科学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李建学先生以学者的洞察力和超前的思维，在社会科学的多个领域进行了辛勤的耕耘。他发表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跨世纪发展战略与精神文明建设》一书中的《邓小平文化战略思想略探》一文，对邓小平的文化战略思想进行了归纳和探索，全面、系统地总结出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四条方针和三条原则。并初步设想了建设新文化的三条措施：一是把发展教育摆到文化建设的战略性地位和基础性措施上来；二是把发展科学技术作为文化建设的关键来抓好；三是把文艺作为文化建设的主要环节来抓好。文章通过富有雄辩力的论证，演绎出邓小平文化战略思想的五个性：时代性、民族性、开放性、务实性、革命性。
范义先生在党建方面的理论建树，也同样受到社会的重视。
任何事物都离不开自己的根和源，中华古代优秀文化是华夏文明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源头。没有继承就没有发展，那些认为发扬传统文化就会抑制现代文明的观点是偏颇的。诚然，任何民族的现代文明都是不同民族的文化相互撞击的结果，然而，只有在延续传统优秀文化的基座上，才能完成与外来文明的对接。就像学生一定会超过老师一样，否则社会将停止发展，但是学生必须先等于老师，然后才有可能超越老师。倘若认为学生必然超过老师而拒绝继承老师的知识和成就，那就大谬不然了。也许是这个原因吧，李建学先生不仅聚焦于现代文化，对古代文化也同样予以热切的关注。他在《“赋、比、兴”是中国古代精神文化最常用的基本表达方式》一文中，对“赋、比、兴”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趋向和文化覆盖范围进行了穷本究源。以严谨的治学精神，对先秦典籍和周、秦、汉、唐的历代文化大师的代表作进行了研读。譬如，他发现“《易经》用‘赋、比、兴’来表现‘象’，不仅是为了就事论事地说明‘象’的本身，而在于通过‘象’来阐发深层次的意蕴哲理。”而《论语》中“赋、比、兴”的方式“与《诗经》、《易经》又有所不同，这就是‘赋而不议，兴而不咏”’等等。最后水到渠成，结论令人信服：“赋、比、兴’……决非古代诗歌所独用，它是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在多种文体中常用的表达方式。我们中国古代优秀的文化精神产品之所以为人们乐于接受……这与‘赋、比、兴’这三种最基本的表达方式自身具有的形象性、生动性、通俗性是绝然分不开的。”
孟庆焜先生研究孔子的文章，其学术价值也是应该肯定的。巩英洲发表在《甘肃社会科学》上的《天人观念演进的三个阶段》的论文，引起了省内外哲学界的重视。该文被选人《新华文摘‘哲学动态揖目》。
孙宪武的专著《维勤文选》，集教育、文学、红学研究于一书，立足教育，放眼文化。其教育部分曾荣获白银市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红学部分获市“五个一”工程奖；文学作品获中国作家协会和文艺报社举办的“中国作家世纪论坛”二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