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8年拿破仑率领法军入侵埃及，这次出征惨遭失败。虽然拿破仑的军队在陆地上取得了全盘胜利，但是纳尔逊统率的英国海军摧毁了法兰西共和国舰队。1799年拿破仑放弃了他在埃及的军队，返回法兰西共和国。
拿破仑回到法兰西共和国发现人们记忆犹新的是他指挥意大利之战的成功而不是出征的溃败。拿破仑利用这一优势，一个月后就与其他人一起发动了一次政变，宣告成立一个新政府——执政府，他任政府的第一执政。虽然拿破仑主持制定出一部完备的宪法，并为民众投票通过，但那只不过是他实行军事独裁的一付假面具，他很快就战胜了政变中的其他同谋者。
因此拿破仑飞黄腾达的速度令人吃惊。1793年8月在土伦包围战之前他只不过是个无名鼠辈，一个24岁的非完全法兰西共和国血统的小军官；6年以后，年仅30岁的他就成为法兰西共和国无需争辩的君主，他在君主的宝座上一坐就是14年多。
拿破仑在执政期间，对法兰西共和国的行政和法律体制进行了重大的改革。他改革了法兰西共和国的金融结构和司法制度；创办了法兰西银行和法兰西大学；实行了法兰西共和国行政的中央集权制。虽然其中的每项改革对法兰西共和国本身产生了重要的而且在某些方面是持久的影响，但是对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没有什么影响。
但是拿破仑所进行的改革中有一项肯定远远地超过了法兰西共和国国界，这就是创编了法兰西共和国公民法典，著名的《拿破仑法典》。
这部法典在很多方面体现了法兰西共和国革命的理想。例如，在法典面前人人无血统特权，在法典面前人人平等。与此同时法典还与过去的法兰西共和国法律和风俗相近到足以使法兰西共和国大众和法律界接受得了的程度。总之，法典稳健适度，条理清晰，简洁明了，令人夸口称颂。因而法典不仅在法兰西共和国一直得到实施（今日法兰西共和国的民法与原版的《拿破仑法典》明显相似），而且经过局部的修正也为其他许多国家所采用。拿破仑一贯主张的方针就是做革命的保卫者。但是1804年拿破仑却正式宣布自己为法兰西帝国皇帝，而且还让他的三个兄弟在欧洲的其他国家登极。他的这些行为无疑引起了一些法兰西共和国人的愤恨——他们认为这样的行为是对法兰西共和国革命理想的彻底背叛——但是拿破仑所面临的唯一严重的困难却是来自对外战争。
1802年拿破仑在亚眠与英国签订了一项和平条约，目的是使法国在历经10多年连绵的战争后有个喘息之机。但是翌年和平条约就被撕毁，法兰西与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及其同盟国之间发生了一系列长期的战争。虽然拿破仑的军队在陆地上不断地赢得胜利，但是不打败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的海军就无法征服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
1805年拿破仑时运不济，在特拉法尔加海角上一场决定性的战役中，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海军势如破竹，取得了彻底胜利，此后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基本上取得了海上的控制权。虽然拿破仑仅在特拉法尔加海角战6周后大破奥俄联军，取得了极其辉煌的胜利，但是也未能真正补偿他那海军的重大惨败。
1808年拿破仑使法兰西帝国卷入了在伊比利亚半岛上的一场长期而无目的的战争，使法军多年陷入困境。但是拿破仑铸成的致命大错是他的征俄之战。1807年拿破仑会见俄国沙皇，签订了提尔西特协议，发誓要建立永久性的友谊。但是亚历山大一世拒绝接受其大陆政策使这种联盟逐渐出现了恶性分裂，1812年拿破仑率大军入侵俄国。
战争的结局为人所共知。俄国部队在一般情况下避免与拿破仑进行对阵战。于是他得以迅速出击，到9月份就已经占领了莫斯科。但是俄国人点燃起漫天大火，几乎使全城化为灰烬。拿破仑在莫斯科等待5个星期，求和的希望也化为泡影，于是终于决定撤军，然而为时已晚。俄国的军队以逸待劳，俄国的冬天残酷无情，法军供给短缺，这一切立刻使法兰西帝国士兵心惊胆战，乱作一团，相互践踏，结果能活着逃命者还不足十分之一，面对如此情况，拿破仑又一次离开了自己的军队，只身返回法国本土，即刻组建军队准备迎击那些随时有可能背叛法国的人。
不出所料，奥地利和普鲁士都认识到现在是他们摆脱法兰西帝国的妙时良机。他们会师共同攻打拿破仑。1813年拿破仑在莱比锡战役中又遭到了一次毁灭性的失败。翌年他宣告辞职，被放逐到意大利沿海的一个小岛——厄尔巴岛上。这里不应该是他人生的终点，作为一个影响了整个欧洲的领袖，这样地离开自己的舞台并不光彩。他要与命运抗争，要与他的人民在一起。
1815年他从厄尔巴岛奇迹般地逃回法国。在法国他不费一枪一弹夺回了帝位，欧洲的列强们惊奇了，恐慌了，害怕了。面对这样的威胁，欧洲列强再次对他宣战。1815年6月18日，滑铁卢成了拿破仑最终谢幕的舞台。滑铁卢之战后拿破仑被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人囚禁在南大西洋的一个小岛——圣赫勒拿岛上，于1821年因患癌症在那里死去。
拿破仑的戎马生涯矛盾重重，变化莫测。他在战术上的指挥天才令人拍手叫绝，如果仅从这方面来判断，也许可以把他看做是超乎时空的最伟大的将军。但是从重大的战略上来看，他却犯下令人瞠目的错误，如对埃及和俄国的入侵。拿破仑的战略错误非常严重，因而他算不上第一流的将军。毫无疑问，评价一位将军是否伟大的一个标准要看他是否有能力避免造成重大伤亡。因此评价像亚历山大大帝、成吉思汗和帖木儿这样最伟大的将军就不会引起争论，因为他们的军队从未打过败仗。
拿破仑最终被打败了，因而他在国外征服的领土也如漫天浮云，随风飘散。1815年他最终失败后，法兰西占据的领土比1789年革命爆发时还要少些。
毫无疑问，拿破仑是个极端利己主义者。人们常常把他同希特勒相提并论，但是两者之间有着极其重要的区别。希特勒是用幻想构建社会并用最简单的方法将其实现，而拿破仑则是一个野心勃勃的机会主义者，他对耸人听闻的大屠杀没有特别的兴趣，他宁愿用时间看看地图考虑下一个进攻目标，使自己戴上战神的桂冠。拿破仑的统治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看都不能和纳粹集中营相比。
而随着军事冒险的不断成功，拿破仑对权力与胜利的崇拜已到了玩世不恭的程度，他说：“要主宰世界只有一个诀窍，那就是要强大，因为力量强大就无所谓错误，也没有幻想可言。这是赤裸裸的真理。”
在这种思想的驱使下，拿破仑对自己的驻俄大使，力劝他不去征讨俄国的科兰古不屑一顾地说：“一场漂亮仗会使亚历山大（俄皇）清醒过来。”即使是在他从俄罗斯铩羽而归之时，还是拒绝了奥地利外相梅特涅的调停建议。我们回顾拿破仑帝国的历史，不难发现，在1812年以前，法国与欧洲国家签订的《亚眠和约》与《提尔西特和约》，都承认了法国在欧陆的特权和优势，如果他在那时收手，作一个“仁慈的霸主”，就有可能保持住这种地位。但他欲壑难填，要做与中世纪查理曼大帝相当的皇帝，最终把几乎欧洲所有的国家都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失败也就不难理解了。
拿破仑名声显赫，人们容易过高地估计他的影响。他在短期内的影响确实很大，比亚历山大大帝也许还要大，虽然远不如希特勒（据估计在拿破仑战争中死亡的法国士兵将近50万名，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亡的德国人有800万名）。无论如何，拿破仑的活动在数目上和对其同代人生活的影响都远不如希特勒。
从长期影响来看，拿破仑似乎比希特勒更重要，但不及亚历山大。
拿破仑在法兰西帝国进行了广泛的政治改革，但是法兰西帝国人口还不到世界的七十分之一，因此一定要如实地看待这样的政治改革。从对法兰西帝国个人生活的影响来看，他的改革远远不如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发生的规模空前的政治改革。
据说拿破仑时代为巩固法国革命时期的成果和确保法国资产阶级的既得利益提供了时机。因此在1815年法国君主制度最终复辟时，这些变化已经如此深入人心，恢复旧制度的社会秩序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最重要的变化是发生在拿破仑之前，1799年拿破仑开始执政时若要回到原来状态看来就已经为时过晚了。尽管拿破仑自己有建立君主制的野心，他还是为在全欧洲传播法国革命的理想起了作用。
拿破仑对拉丁美洲的历史也有巨大的间接影响。他对西班牙的入侵削弱了西班牙政府的实力，使它在几年的时间里不能控制它在拉丁美洲的殖民地。就是在这个实际上的自治时期，拉丁美洲的独立运动开始了。
拿破仑做了一笔交易，这件事看来和他的主要意图无关，然而却成为他一生中产生最持久最重大的影响的一件事。那就是1803年拿破仑向美国出售了一片辽阔的土地。他认识到要保卫法兰西共和国在北美占据的土地不受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掠夺，想必是非常困难的，此外他资金缺乏。路易安那契约也许是整个历史上一次规模最大的土地转让，使美国成为一个接近占有一个洲的面积的国家。如果没有路易安那契约，就很难预料美国将会是个什么样子，肯定与今日的美国迥然不同；没有路易安那契约，美国能否成为一个强国都很难说。
当然拿破仑并不是促成签订路易安那契约的唯一因素，美国政府显然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法兰西共和国要价非常低廉，似乎无论哪届美国政府都有可能愿意做这笔生意，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出售路易安那领土的决定却只是通过拿破仑一个人做出的。
戴高乐主义：咄咄逼人的挑战性和进攻性戴高乐主义的真正灵魂，是法兰西民族精神。这种精神成为保障国家物质力量和维护理性权威的意志，并在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坚持法兰西民族的独立和统一。换言之，戴高乐主义推崇的是，捍卫法兰西命运的理想。
在戴高乐的思想中，如果论及国家，国家后面是法兰西民族；如果论及人民，人民后面也是法兰西民族。他的思想之树深深根植于法兰西民族之中，扎根于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之内，待到开花结果之后，它又将服务于法兰西民族。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他所有的政治思想活动和实践，都是法兰西民族主义延伸的结果。戴高乐主义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具体地说，产生于1940年戴高乐的“六一八”号召。因为从那时起，戴高乐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争取法国大国地位的斗争就开始了。
这种斗争，在“二战”期间主要的体现是反法西斯主义、反民族投降主义，就是要将法兰西民族从法西斯的奴役下解放出来，给法国以独立和自由。不过，戴高乐主义又不完全是反法西斯主义、反民族投降主义，它还包含了为争取法国未来的地位、为恢复法兰西的光荣伟大，同一切损害法兰西民族利益的行为进行的斗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戴高乐主义中的反法西斯主义、反民族投降主义已经历史性地告一段落。随之而来的是争取法国大国地位的斗争。戴高乐说：“对我们来说，战争的结束意味着恢复法国的完整、帝国和国家遗产；意味着国家必须重新绝对控制自己的命运。任何窃夺国柄的势力，不论来自国内或国外都必须被摧毁肃清。”
戴高乐主义是建立一个能够更好地为法兰西民族服务的高效的国家机构，革除第四共和国种种弊端制度，诸如多党议会制等。历史的变革好似故意要印证戴高乐的正确性。第三共和国的政治家们拒绝了戴高乐关于外有强敌虎视眈眈的预言，结果几乎毁灭了整个民族。第四共和国的“大人物”也不相信他的内政见解，法兰西民族因此面临着一场危险的内乱！当然，任何政治势力不到大祸临头，是决不肯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从历史上讲，他们是不可多得的，没有他们的种种表演，就无法体现戴高乐的伟大。没有伟大的戴高乐，法兰西民族的个性便得不到张扬，便不会体现得那么淋漓尽致。
1958年，阿尔及利亚危机将戴高乐再次推向政坛。此时的戴高乐已经闭门修炼了12年，而且在写《战争回忆录》过程中又有了不少新的感悟，出山时的他虽然已经68岁，但仍旧没失去为法兰西民族服务的热情，只不过更成熟、更老练罢了。在归隐林泉期间，经过总结、归纳、提炼，他终于形成了一整套内政外交的管理思想：戴高乐主义。他此前与此后的一切作为，都围绕着一个核心：服务于法兰西民族，最大限度地追求法兰西民族的利益。有了终极目标，有了执政理念，他的政策在贯彻过程中自然顺畅多了。
戴高乐主义的主旨就是为提高法国国家地位服务，具体做法有：反对苏美霸权，主张世界多极化；维护民族独立，建立以法国为领导、以法德合作为核心的“欧洲人的欧洲”；实行非殖民化，发展和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尤其是原法属殖民国家。
戴高乐为了实现自己的主张，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内政策，他着手加强总统权力，革除了多党议会制度的弊端，埋葬了第四共和国，并创建了以总统为中心的政府行政体制。至于外交往来，戴高乐第二次执政时，以美苏为首的东西方两大集团已经形成对峙。两大板块的顶撞，自然挤压了法国在国际事务上的影响力。要知道，在戴高乐心目中，法国应该具有伟大、光荣、独立的形象。
戴高乐经过认真的观察与思考，认为1958年的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苏联对西欧的威胁已经极大地降低，核军备竞赛的结果便是将西欧置于美国的保护伞下。如果那样，法国以及西欧各国始终都得屈从美国的霸权。如果要用法国的民族利益才能换取美国并不可靠的保护，他自然会另寻出路。于是，他独立地开始了一系列的动作：一、脱离了美国指挥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一体化机构，但是仍旧留在北大西洋联盟中；二、他开始与东方集团的接触，首先自然是与苏联的接触，旨在建立缓和的国家关系。这也就揭示了法国在西欧国家中率先与中国建交的原因；三、建立独立的核力量，在维护国际地位的同时，保持相应的军事威慑；四、在非洲实行非殖民化，大力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争当第三世界利益的代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