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精神分析派虽然以弗洛伊德学说为基础，但也有不少变化，与弗洛伊德发生了分歧。例如，承认是弗洛伊德学生的霍妮，她认为她重视并保留了弗洛伊德理论的几个基本概念，如潜意识、压抑、抵抗、精神决定论等。但是，为了更好地追求真理，她走向了与老师不同的路。
在霍妮看来，弗洛伊德关于神经症与治疗是持悲观主义态度的，因为他极端不相信人类的善良。在弗洛伊德看来，人是注定要受苦或毁灭的。而霍妮主张人类有才能并且愿意发展潜力，而且人能够发展成一名高尚的人。她是持乐观主义的态度的。
霍妮在本能动力、婴儿的性、恋母情结和里比多理论方面都和弗洛伊德有分歧。弗洛伊德曾经提出过性能量论，即里比多问题，强调广义的性概念，也即泛性论；而且他认为人的性格发展与性发展有关，如守财奴属肛门型的人。霍妮认为，弗洛伊德的里比多理论，完全歪曲了自我与环境的关系，忽视了文化因素对人的影响。
弗洛伊德最有名的理论是情结论，他认为性器官成熟的发展往往是不顺利的。因为人受到超我的严格禁止，结果人的冲动在幼年时便遭到压抑，成为无意识的内驱力，从而形成恋母、恋父、自恋等各种情结。
霍妮认为弗洛伊德的情结论是毫无科学根据的。她认为，儿童的确有倾向于双亲的行为，但她看不出其中有什么普遍性。她认为，每一件事都取决于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因素。
弗洛伊德倾向于性恶论，和霍布斯及歌德的观点颇为接近。霍布斯认为邪恶的人就是厉害起来的幼儿。歌德也认为，任何罪犯都可以在自己的身上发现那种倾向。弗洛伊德认为，孩子是作为犯罪而出生的。儿童是以快乐原则为基础，而不管道德。犯罪常常通过幻想在成年人的思想中出现。在灵魂深处往往会出现犯罪与违法行为的空想，经常的空想会造成犯罪的事实。霍妮主张性善，认为儿童不是受快乐原则支配，而是受安全与满足支配的。
霍妮提出的安全需要是有现实意义的，因为不安全的恐惧会导致焦虑。她不承认生与死的本能是人格发展的动力，而认为人的主要动机是寻求安全，避免恐惧。她认为，儿童的社会环境主要是家庭环境。儿童的基本焦虑是来源于家庭中父母对待儿童的态度与行为。如果儿童与父母之间的安全关系受到干扰，便会引起儿童的焦虑。例如父母的管教过严、保护不周、古怪行为、缺乏温暖，都是造成儿童焦虑的不良家庭环境。
在新精神分析派中最出名的是弗罗姆。他在青少年时代深受马克思与弗洛伊德的影响。这里我们只涉及到他和弗洛伊德学说的关系。
在弗罗姆看来，弗洛伊德是真正的科学心理学的创始人，他所发现的无意识过程以及性格特征的动力学本质都是对人的科学的独特贡献。
当然，他在不少地方也是不同意弗洛伊德的理论的。
弗罗姆认为人是一种进化的产物，是属于自然的一部分，而又超越自然。人具有天赋的理性及自我意识。人的基本选择只有生与死。人的伟大而又艰巨的任务是扩大自由的界限，加强有利于生的，减少有利于死的。生，意味着不断生长；死，意味着生长停止。一切宗教都不能拯救人，更不能宣告人有罪。
人是要达到一种善的，达到善就是要选择一种义务。这种义务是服从道德，宣扬行善，是一种行为主义的精神，追求高超的幸福。
弗罗姆认为人的成长是不断新生的过程，是不断觉醒的过程。人类杰出的领袖能够把人们从半睡眠状态中唤醒，如果谁使人们昏睡，便是人类的大敌。
弗罗姆强调，是理性把人们从自我毁灭中拯救出来，然而20世纪的西方世界不敢正视自己已经失去了的希望与信仰。他不仅认为西方资本主义不能解决未来人的问题，也不相信中国、苏联能解决未来人的问题。他认为大家都在产生把人变为物的官僚制。人是一切事物的尺度，不是在制度间进行选择，而是在官僚主义与人本主义之间进行选择。
今天，在个人和社会生活中造成极为惨重的后果的错误之一，是陷入一种陈规陋习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法而不能自拔。所以，人应当从陈旧思想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宁冒风险而行正义、行人道主义，深信人性和真理的呼声力量，比机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更为现实。所以，他相信人的完美性。但是，他又怀疑，人如果不从速醒悟，是否能达到这一目的呢？
作为新弗洛伊德主义者的弗罗姆，不承认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
如弗洛伊德认为里比多是一定量的性力，因此在一个人恋爱时，必然要损失里比多。所以人们应该通过自爱来保存里比多。弗罗姆反对这种见解，认为一个人爱别人，力量不会受到消耗，反而会得到充实。实际上，一个人如果不会爱别人，便不能爱自己。弗罗姆认为爱的源泉是取之不竭的。他对弗洛伊德所说的易于消耗固定生物量的理论提出了异议。
弗罗姆还批评弗洛伊德关于人基本上是反社会的说法。他认为弗洛伊德夸大了人的天性破坏性。根据他个人多年临床的实践，结论是：人们的创造冲动与生产冲动是健康的。
弗罗姆于1947年写出了他的《为自己的人》，提出了人本主义的世界观。他认为，近代人满怀自豪，创造了相当高的物质福利，战胜了自然界对自己的危害，可是人并不舒适自在，其原因是人成了自己创造的机器的奴隶。他认为，人的本性是精神实体，实体的内容是人超时间的生存需要。但是，在人类生存的性质中有一种“生存的两歧”。这种两歧现象如：生与死之间的矛盾；人的长远想像与人的短暂生命之间的矛盾；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人类的一切宗教、哲学、意识形态都是致力于阐述这些基本问题的。
在美国，无论是行为主义心理哲学或是精神分析心理哲学，都曾形成过高潮，而且这些学派的专有名词一部分已成为人们的日常用语。然而在研究人的心灵时，美国学者们又向前进了一步，这就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出现，并且站在更新的高度上批评了行为主义心理哲学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
马斯洛年轻时深受华生、弗罗姆以及霍妮的影响，但是他后来发现：在今天的世界上，仍旧有像过去一样多的坏蛋和神经症患者。
马斯洛认为，社会在表面上是进步了，人的道德应该提高，然而人的本性并没有得到多少改善。所以对人的心理研究要深入，要寻求更基本的方向，“建立从人的本性中派生出来的价值体系”。
马斯洛经过研究之后，觉得以往的心理哲学流行的思潮存在着根本的缺陷。行为主义心理学从刺激一反应得出关于人只有遗传的生理冲动的结论，而且这种结论是来源于动物的实验，认为人是由低等动物偶然进化而来的。行为主义者把人仅看做是物理与化学的客体。
至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仅把病态人作为研究对象，把人看成是本能的牺牲品。马斯洛认为，如果一个人只潜心研究精神错乱者、精神病患者、心理变态者、罪犯，那么使得他对人类的信心越来越小，甚至会感到绝望，这样的哲学与心理学也都成为病态的了。他认为，应该研究一种更普遍的心理科学。
马斯洛也认为，研究精神病患者是有价值的，然而是不够的；研究动物也是有价值的，但也是不够的。对人的精神世界的研究，与其研究精神不健全的人，不如研究精神健全的人。弗洛伊德强调恨，而马斯洛强调爱。马斯洛认为，爱是健康的，是感情的关系，是双方能理解与接受的。马斯洛人本主义心理哲学的建立，标明人类在了解自己的过程中，树立了又一块里程碑。
马斯洛从善的角度来研究人，认为人具有人类的特性，人的需求是有层次性的，逐步从低级需求向高级需求发展。他在1954年写的《动机与人格》中，认为越是高级的需求，对于维持纯粹的生存也就越不迫切，其满足也就越能更长久地推迟，并且这种需求越容易消失。而且，高级需求的追求与满足具有有益于公众和社会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需求越高级，就越少自私。高级需求的追求与满足将导致更伟大、更坚强以及更真实的个性。
马斯洛的研究很接近唯物主义，他一方面批评了行为主义心理学及精神分析心理学的偏见与不科学的地方，另方面从发展的观点研究人的精神的完善，无论对科学的研究或对社会的管理都是有价值的。
超验主义超验主义的核心观点是主张人能超越感觉和理性而直接认识真理，认为人类世界的一切都是宇宙的一个缩影——“世界将其自身缩小成为一滴露水”（爱默生语）。超验主义者强调万物本质上的统一，万物皆受“超灵”制约，而人类灵魂与“超灵”一致。这种对人之神圣的肯定使超验主义者蔑视外部的权威与传统，依赖自己的直接经验。
“相信你自己。”这句爱默生的名言，成为超验主义者的座右铭。
这种超验主义观点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有助于打破加尔文教的“人性恶”、“命定论”等教条的束缚，为热情奔放，抒发个性的浪漫主义文学奠定了思想基础。
爱默生是超验主义的倡导者，他的散文，特别是他的演讲，令人感到亲切，富有一种奇异的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声音；他的散文在端庄凝重的说教之中每每流溢出特有的富有魅力的睿智、幽默感和文学、哲恩的深度来。他的言词文本雄辩有力而辉煌，语调变幻莫测，显示出他深奥的文学技巧。
1832年爱默生辞去波士顿第二教堂的圣职到欧洲去旅游。其间。他会见了不少当时的文学名人，诸如英国诗人、散文家瓦特·兰德，诗人柯勒律治、华兹华斯和苏格兰散文家、历史学家卡莱尔。特别是他在苏格兰乡间会见了卡莱尔之后，开始了两位文学家的终生友情和通信。
当爱默生1837年作《美国学者》演讲时，梭罗正从哈佛大学毕业。
现在无法了解梭罗是否亲自聆听爱默生的演讲，但梭罗一生实践了爱默生在《美国学者》中的召唤：更多地关注美国本土，追求美国本土的独创性。对于梭罗，自然是一本教科书，通过自然界发生的事实来理解世界，于是世界便成了一个供人阅读、品味、咀嚼的整体。他希冀过简单的生活，他说，“我之所以走进林间并不是想生活得便宜些或者更昂贵些，而是想以最少的麻烦做些个人想做的事。”因此，他的文字细腻而自然，充满了一个敏感的作家和一个深思熟虑的哲人对大自然的至诚的感受和感动。
超验主义者的贡献就在于在理想主义的旗帜下重新审视了美，解放了美国思想。他们认为，文学“必须保持与自然最原始的关系”，使美国文学，包括散文创作，从模仿英国及欧洲大陆的风格中脱颖而出，开创了美国文艺复兴时期。作为一场融欧洲与美国思想潮流于一体的思想运动，它催生了美国散文一系列经典之作：《自然》、《美国学者》、《知识的自然历史》、《瓦尔登湖》等等。
它的主要教义有以下几条：一是至善。二是纯洁无暇。三是人具有神性。超验主义的来源有四：一是欧洲浪漫主义文学。二是新柏拉图主义。三是德国理想主义哲学。四是东方神秘主义。
现实主义著名的问题“我是否存在”，也许是所有哲学问题中最无聊的一个。笛卡几经过思考，证明自己是名副其实的思想家。人们也许会问，笛卡儿用初步证据证明自己的存在是不真实的，他究竟又是如何认为自己的思考是真实的呢？这标志着欧洲哲学黑暗时代的开始。一个欧洲哲学家即使否认自身肉体的存在，也会坚信意识是确定无疑的事实，并且完全从意识出发建立一个宇宙，随后带着某种感性的自豪，认为宇宙是自己的一个孩子。毋庸置疑，其顺理成章的结论就是，宇宙存在于我心，而不是我存在于宇宙中。
对于这种荒谬可笑的德国理想主义，一些美国哲人是如何应对的呢？事实非常令人鼓舞。1820年，托马斯·杰弗逊在信中对约翰·亚当斯说道：“你在5月12日的一封令人困惑的来信中谈了对物质、精神、运动等的看法，请允许我对此谈谈自己的意见。满篇的怀疑论调令我辗转反侧，我读一会儿，放下；再读，又放下，反复多次。为了让大脑放松一下，最后我不得不再次回忆起那句熟悉的话安慰自己：我思，故我在。一这句话强调情感的重要性，对一个注定生活充裕、事业成功的民族来说，这是极大的慰藉。”
1848年，亨利·梭罗在给哈里逊·布莱克的信中说：“我就是现在的我，或者说我开始成为现在的我。我生活在现在。我只是铭记过去展望未来。我热爱生活……我知道我存在。”1854年，沃尔特·惠特曼写道：“我知道我是现实存在的、健全的……我以现在的状态存在着——这就足够了。假如其他人没有意识到，我会满足。假如人人都意识到了，我也会满足。”（《自我之歌》）这是一些揭示真正的美国精神的重要言论。也许，霍姆兹法官在散文《理想和疑惑》中对这一现状作了最好的总结：“倘若世界如我所想，我就是我所了解的唯一宇宙中的上帝。然而，尽管我不能证明自己十分清醒，我相信我的邻居们像我一样存在于斯。如果我承认这一点，也就会很容易承认，我在宇宙间，而并非宇宙在我心。当我提到某物是真实存在的，我的意思是我忍不住会相信它……但是，由于许多宇宙能做的事情我也忍不住去做，我不敢冒昧地认为我思维方式上的无能就是宇宙的无能。因此，我把真理定义为关于自身局限性的体系，而把绝对真理留给那些真正有准备的人去思考。”这对于任何美国人来说都颇有道理。另外，霍姆兹在散文《自然法》中表明了对这种状况的满意：“如果我们相信我们源自于宇宙，而不是宇宙源自于我们，我们必须承认在谈论没有理性的物质时我们并不清楚自己在说什么……为什么我们不满足？为什么我们运用宇宙给予我们的能量公然对抗宇宙，向上天挥舞着拳头？对我来说这显得十分荒唐。”
睿智、多思的美国人还在沉思着，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对上述理论的不认同。也许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爱默生其人其事。评论家们认为，爱默生理论不成体系，并以此而闻名。可以想像，如果爱默生能够把他的思想梳理成一种思辨体系——其思想精髓是难以想像的——这只能有助于某个研究生相当轻松、相当精确地撰写一篇博士论文。但是，这对于思想家爱默生又意味着什么呢？爱默生的思想总是处于变化过程中，总是与现实自由地亲密地接轨，如果那样的话，他的思想将全部变为“固态”，他的宇宙也变为“固态”，这会让威廉·詹姆斯大为震惊。他们获得了精确的理论纲要，同时却失去了思想的流动性，失去了与新的生活经历不断接触的机会。他对得出最终结论成为一成不变的“固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