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的甘肃省“捐监冒赈案”是乾隆年间的一件特大贪污案。它不仅作案时间长(此案最早始于乾隆三十九年初，前后长达七年之久)，贪污的数额巨大，而且牵涉的官员人数也最多，几乎整个甘肃全省，从督抚封疆大吏到一般知府、知县几乎全都卷了进去。此案结案时，甘肃全省亏空八十八万八千九百两白银，亏空库粮七十四万余石。被判罪的官员就达194人，其中被处斩刑的57人(其中一人被赐“自尽”)，充军发配的56人，抄家革职的35人，革职留用罚银的28人，死亡、罚银的一共17人，只有一人因检举他人有功，且认罪态度较好而减轻处罚从宽留用。在这些罪人当中，此案的始作俑者、主谋，就是王亶望。
王亶望(？—公元1781年)，原籍山西省临汾县，其父名叫王师，曾作过江苏巡抚。王亶望青年时期曾参加乡试，中过举人；后来以此身份又捐纳资财，才换了个知县干。最初王亶望被任命为甘肃山丹知县，后来又作过皋兰知县。过了几年，王亶望被迁升为云南武定府知府。干了没几年，进京引见后，王亶望仍被派往甘肃省候缺，不久被任命为宁夏府知府。后来经过多次升迁，王亶望官至浙江布政使，并暂代浙江巡抚。此人的为官之道，就是用钱开路，行贿送礼，巴结上司，这也许就是他不断向上爬的灵丹妙药。例如，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乾隆皇帝巡幸天津，王亶望赶紧跑去进献“土产”，并将一个镶有珍珠的金如意呈献给皇上。可是皇上并没看上眼，拒绝接受。第二年(公元1774年)，王亶望被调任甘肃布政使，一到任就参与了“捐监冒赈”的贪污勾当。所谓“捐监冒赈”，最初是陕甘总督勒尔谨以甘肃省境内地瘠人穷，又经常闹灾荒，造成粮食歉收，地方粮仓经常空虚为由，要求重新恢复过去实行的“捐监”制度，即允许一些人以捐粮(主要是豆、麦等)的方式，换取国子监监生的资格，参加科举考试，然后作官；捐出的粮食一般叫做“监粮”。这种作法，最早是在清初时实施的，当时由于清军刚刚入关，全国尚未完全统一，各方面开支很大，清廷经济拮据，需要大量金钱、物质。于是从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开始，允许普通百姓用粮食捐纳监生，然后参加科举考试。这种做法在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时成为定制，规定凡民间俊秀子弟捐米一千石者，就可以送到国子监读书。其所捐粮食收入国家仓库，以备赈济之用。“监粮”和常平仓所储藏的谷物是清朝前期储粮的主要手段，它除了解决当时地方上的财政困难外，更重要的作用是加强对汉人的统战工作，也就是说它为社会各个利益集团与各方面人士提供了提高身价，成为统治集团中的一员的渠道、机会，同时也扩大了清政权的统治基础，进一步加强了清政权的巩固。到了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乾隆皇帝又下旨决定实行恩减，规定凡捐谷物一百七十石者，就可以取得监生的名分，也就是说允许参加一次乡试，或者会试。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时，由于实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弊病”，曾一度在甘肃省停止“捐监”。这一次由于勒尔谨的再次申请，很快得到乾隆皇帝的首肯，恢复实行。最先恢复的地区是肃州和安西。王亶望到甘肃任布政使后，以辖内其他州、县仓储也还没有都充实为理由，要求在甘肃全省都实行这种办法。不久，王亶望又请示总督勒尔谨，把粮食折合成银两捐纳(规定凡捐纳白银五十五两就可以授予监生名分)；并每年向朝廷虚报该地发生旱灾，与此同时还编造说以“监粮”赈灾了，然后把捐纳的银两全部私分，从总督到州县官员几乎人人有份。从此在甘肃省上下大小官员中，许多人都参与了捐监冒赈的集体贪污侵吞活动(大约在全省八十余个府、厅、州、县中，有一多半官员参与了其事)。而王亶望主持捐监，并擅改“折色”(即把“监粮折价为银子”)。同时，王亶望还与兰州知府蒋全迪、巡抚王廷赞等人沆瀣一气，将全省历年“灾赈捏开分数”(即州、县官吏捏造、谎报灾情，多报、重报分数冒账，开销银两，都一律准销)，使各州县上下串通一气，将收捐改为归道、县、府经办，采取分报开销的办法，侵吞了大量赈银。而王亶望从中分得的最多，这正如他自己在供词中所说：“谁对我好些，我就让他多报一些开销……”于是下边的官员就拼命地送银子，送礼物，并为他无偿地买东西，盖房子……以此作为对王亶望的报答。这样王宜望在“捐监冒赈”中迅速暴富起来。在这种办法刚刚才实行了半年左右，王亶望就上疏朝廷说：全省已捐纳了二万五千余名“监生”，共得豆、麦八十二万石。乾隆皇帝看到这份奏报后十分惊讶，说道：“甘肃省民贫地瘠，百姓鲜有积蓄，哪里能有二万多人捐监呢？又哪里会有那么多余粮拿出来呢？如今半年就得到豆、麦八十二万石，这样年复一年日久天长，粮食就会霉烂变质，又有什么用呢？即使把粮食借给百姓，他们手头都有余粮，谁还会借粮呢？朕看不如索性把粮食留在民间，听任粮食自由流通为好。”乾隆一连发出了带有四个问号的“四不可解”，以此诘问甘肃的封疆大吏。于是，陕甘总督勒尔谨与王亶望等人商议，他们粉饰理由，用欺骗的手法给乾隆皇帝作了笼统答复。他们说到甘肃买粮的，全是外省商人，商人们把粮食运往新疆贩卖，能获取暴利……常言说得好，“天高皇帝远”，乾隆帝两眼一抹黑，怎么能搞得清、弄得明，便只好顺水推舟地说：“你们既然亲身负责这件事，就勉力所为，妥善地去做吧!”于是甘肃省的地方官，就一直连续这么干了长达七年之久，贪污款项数额巨大。例如，从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至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仅仅三四年期间，就累计收取银两一千余万两，记在账面上的捐监粮食为七百余万石。此外，他们胆大包天，竟把朝廷拨给甘肃省建设粮仓的白银十六万两也给侵吞私分了。这些人结成攻守同盟，抱成一团，很长时间竟无人揭发、检举，直到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事发败露为止。
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王亶望升任浙江巡抚；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他还受到皇帝奖掖。这一年正赶上王亶望母亲邓氏八十寿辰，皇帝特意加恩赏赐御书匾额，以及大缎二匹、貂皮四张。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乾隆皇帝第五次南巡，当其来到浙江时，由王亶望主持接待工作，负责安排皇帝一行在浙江的饮食、起居、游乐等事宜。王亶望大操大办，搞得极其隆重、奢侈，铺张浪费很大。这种做法连乾隆皇帝也看不过去了，冠冕堂皇地说道：“朕巡视地方，访问民俗，并非是为了来游玩的。如今修建了这么多亭台楼阁，点缀了这么多绚丽的灯彩，奢侈豪华至极，耗费巨大，这实在是朕不愿意看到的呀!”并告诫今后不要再这样做了。不久，王亶望的母亲因病去世，按古制他必须离职回乡守孝服丧三年。王亶望上疏请求，在治丧百日以后留在浙江海塘工程继续效力，得到乾隆皇帝允许。因为治理海塘工程，大有油水可捞，是个贪污敛财的大好机会，王亶望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轻易放过的。后来浙江巡抚李质颖进京朝见，向皇帝陈奏时，谈到了治理浙江海塘的事，同时也谈到了自己与王亶望意见不合，并告诉皇帝王亶望在治丧期间，并没有让他老婆、孩子一起回乡行丧礼，全都留在了杭州，以及王亶望似有贪污行为等。乾隆皇帝听后非常生气，下旨责备王亶望“忘亲越礼”实不应该，决定免去其官职，让他继续留在海塘工程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