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都战役自1950年10月6日开始，北线右路实施大迂回的部队首先在邓柯渡过金沙江，在青海玉树与青海骑兵支队会合后绕道直插昌都至拉萨的通道口恩达，然后从西往东包围藏军，其他各路部队在完成各自任务后直奔昌都或昌都以南与西南，形成大的合围圈，将藏军全部歼灭。至10月24日战役结束。战役历经19天。解放军先后打了20多伏，解放昌都和昌都地区，共歼灭藏军5700余人。此前全部藏军扩充到16个代本，昌都战役消灭的计有5个代本全部，3个代本大部，1个代本起义，共俘代本以上高级官员20余名，俘获在藏军中服务的英国人福特、柏尔及印度人2名，可以说藏军主力已被消灭。战役中，解放军伤亡114人。
昌都战役不是为战而战，也不是只为消灭藏军和解放昌都而战，仍是为和谈而战，打下和平解放西藏的基础，所以参战部队都很注意在军事取胜的同时，更要在政治上取胜。部队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其他守则，并按十大政策办事，开展上层统战工作，为群众做好事，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政治影响，不但得到甘孜等地区人民的大力支援，还得到昌都战区人民的欢迎。昌都头人和群众闻讯兵，有的竟去昌都北的洞洞竹卡和昌都东的达马拉山欢迎接应部队。各路部队陆续进抵昌都时，城内更是一片欢腾。在战役中我们对藏军的分化、瓦解、争取工作也很有成效。藏军第九代本在解放军南线部队的战前战中政治攻势和政策感召下(包括动员九代本认识的上层给他写信），在解放军渡江向他进攻的第五天(10月11日)就起义了。签订十七条协议
正如毛泽东在昌都战役前所预见指出的，昌都战役后，西藏政治形势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昌都战役情况很快传翻到西藏各地，西藏爱国人士和人民群众看到了希望，受到了鼓舞。特别是释放、遣返的藏军，他们将耳闻目睹解放军遵守政策纪律及关心爱护群众的情况讲述给亲朋好友和其他人，打破了很多谣言迷雾，减少了藏胞的恐惧心理，增加了他们对解放军的理解，有的急盼解放军到达。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一片混乱，并发生分化，摄政达扎不体面地下台，达赖喇嘛提前亲政，任命洛桑扎西和鲁康娃为司曹(代理摄政)。西藏地方政府分成了两摊，一是达赖和一部分主要官员离开拉萨逃往中锡边境的亚东，以便见机行事，称亚东噶厦，掌握重权；洛桑扎西和鲁康娃等留在拉萨，称拉萨噶厦。上层统治人物比较倾向祖国或感到和谈有利于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主和派势力上升。亲帝分裂主义势力受到很大打击，他们遭到主和派的责备。
周恩来和中央人民政府继续敦促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来京谈判，昌都前线部队除以实际行动扩大影响外，还直接向西藏方面做工作，阿沛·阿旺晋美等西藏军政官员也根据亲身体会向达赖和西藏地方政府上书，请求派代表赴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谈判。西藏地方政府观望了一段后，派到昌都的谈判代表仍只提无理要求。直到他们感到我们军事上强大，政治上宽大，寻求外国对他们再予援助又无多大结果时，达赖才于1951年1月27日和2月27日先后向中央报告由他亲政和决定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的五人代表团赴京进行谈判。
1951年4月29日至5月23日，在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直接指导下，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李维汉、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与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进行谈判。经过双方努力，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为十七条协议。
十七条协议的签订，是一个伟大的创举，是党的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与西藏具体情况相结合的产物。它解决不允许西藏任人宰割，西藏的涉外事宜由中央负责。它规定了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巩固国防，消除多年以来西藏地方实际上存大的存边无防的现象，维护西藏和全国的安全。它解决了西藏地方内部长期不团结的问题，“达赖喇嘛所领导的力量与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量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有了这种不要一方压迫另一方的的兄弟般的团结，西藏地方就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发展和进步。
更值得提出的是，协议充分照顾了西藏民族、宗教问题突出的特点，在这些方面和其他一些社会问题上制字了特殊的政策，如保留西藏现行的政治制度，对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均不予变更；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等等。其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西藏地方原有的政治制度基本上原封不动。这个政治制度主要是指僧侣贵族专政的封建农奴制度。当时的斗争主要是共产党、解放军联合封建农奴主(三大领主)中的大部分人反对帝国主义和分裂主义。1957年中央和毛泽东提出6年不改，内定是11年不改，以后改不改，还要看情况，首先看西藏领袖人物的态度。事实上，如果不是西藏地方政府和分裂主义分子在帝国主义怂恿支持下于1959年发动全面武装叛乱，西藏的民主改革是不会提前进行的。如果按正常情况进行改革的话，根据中国共产党和平解放西藏、和平统一西藏、和平解决一切问题的方针，改革也是要以和平方式进行的。
和平进军，站稳脚跟
十七条协议的签订，标志着西藏的和平解放。为了保证协议的正常执行，巩固西藏地区的国防，人民解放军必须进藏，协议达成的第三天，即1951年1月25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进军训令。十八军及十八军独立支队和新疆、云南等几路大军开始向西藏各国防要地进军。
中央先派出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张经武绕道印度至中锡边境的西藏亚东，向达赖喇嘛面交毛泽东主席的亲笔信及协议抄本，阐明党的政策。8月8日。张经武一行到达赖拉萨(8月l 7日达剌嘛一行也回到拉萨)。
新疆独立骑兵师两个连，由副团长安志明率领，进至阿里改则，与先期到达的一连会合后，经普兰进驻阿里首府噶大克。加上进至日土的一个连，共为四个连。至此，该部队改为阿里骑兵支队。云南进藏的一二六团于10月1日进驻察隅。十八军从西康甘孜和昌都启程，先由军副政委王其梅带一个步兵连于9月9日进驻拉萨。随后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率军直和我们五十二师一五四团、一五五团等部分队于lO月26日和11月7日分别进驻拉萨和太昭(现工布江达)一带，11月15日，一五四团进抵江孜、日喀则，后于1952年7月15日到达亚东，把红旗插上了喜马拉雅山。范明任司令员、慕生忠任政委的十八军独立支队于8月22日从青海香日德出发，12月1日进抵拉萨。在和平进军中，虽然各路进藏部队没有遇到什么敌情，但恶劣的自然条件带来的困难则是我们部队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每个负重70斤左右，翻过十余座5000米以上的大雪山，跨过十数条大河和数不清的支流与小溪，穿过草原、密林、峡谷等复杂地形，忍受着空气稀薄的折磨和饥寒的痛苦，加上昌都战役以前和从拉萨前进所走过的路，我们一步一步地用双脚踏过四至六千华里的路程。终于完成了光荣而悲壮的和平大进军，实现了进藏誓言。
为了解放西藏、建设西藏，中央和毛泽东在人民解放军没有进到西藏前是考虑如何进去的问题，部队进藏后又考虑如何不被帝国主义和亲帝分裂主义分子赶出来并且站稳脚跟的问题。十八军进到拉萨后，问题就发生了。张国华去见鲁康娃时，鲁康娃狂妄地说“饿肚子比打败仗还难受”，攻击张国华带的人多，声言不给粮吃。1951年11月11日，在鲁康娃和洛桑扎西指使下，反动分子拼凑了一个以商人和无业游民为骨干，纠合各种社会渣滓的反革命组织——伪人民会议，有计划、有步骤地制造骚乱。1952年3月11日，这个反英命组织起草了一份“请愿书”，反对十七条协议，要求撤走解放军。同时他们在拉萨进行示威，闹得商店关门、市内秩序混乱。4月1日，西藏地方政府几个噶伦带着3个伪人民会议分子向张经武代表请愿。反动分子2000多人秘密包围中央代表住所(中共西藏工委机关)，两司曹还指挥藏军和三大寺喇嘛制造骚乱，向解放军挑衅。在这种情况下，时藏部队和工作人员在从军事上做好应变准备的同时，大力开展政治攻势，揭露敌人的阴谋，驳斥伪人民会议分子的无理要求。张经武根据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示，三次致函达赖要求取缔伪人民会议；并于4月8日仅带数名随员登上藏军荷枪实弹的布达拉宫与达赖面谈，要他解散伪人民会议，惩办制造骚乱的首要分子。4月15日，张经武又通知达赖撤销破坏十七条协议、背叛祖国、背叛人民的罪魁鲁康娃和洛桑扎西的职务。至此，达赖感到问题严重，下令撤销了鲁康娃和洛桑扎西两司曹的职务，接着，西藏地方政府逮捕拘押了50多个伪人民会议骨干分子，并宣布伪人民会议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伪人民会议事件得以平息，紧张的形势稳定下来，从而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团结扶持了一批上层爱国人士，打击了亲帝分裂主义分子。
对这次两司曹支持搞起来的伪人民会议事件，中央在4月6日的电示中指出：“不应看做只是两司曹等坏人做的，而应看做是达赖集团的大多数向我们所做的表示。”“我们目前在形式上要采取攻势，责备此次示威和请愿的无理（破坏协议)，但在实际上要准备让步。”“目前不要改编藏军，也不要在形式上成立军分区，也不要成立军政委员会，暂时一切仍旧，拖下去。”4月9日中央又指出：“我们的妥协政策，是对达赖及其他中间派实行的，不是向鲁康娃等反动派实行的”，“我们必须借此无理骚乱（破坏协议和解放军敌对)为题，尽可能将反动派痛惩一下，否则西藏政局不能稳定，爱国分子不能抬头，生产、贸易、医药、修路、统战等各项工作都不能开展，我们将经常处于被动”。由此可见，虽然这场斗争激烈，但我们是有理有利有节的，既有高度的原则性，又有策略的灵活性，对人的处理也留有余地，包括对鲁康娃、洛桑扎西两司曹，也只要求撤职，没有查办。这是中央实行宽大政策的又一证明。
圆满地解决伪人民会议事件，是共产党和解放军同帝国主义怂恿支持的西藏地方政府中的亲帝分裂主义分子又一次较量的胜利，既促进了西藏形势的好转，也再次提醒我们必须进一步深刻了解西藏情况的复杂性，提高按照毛泽东提出的“慎重稳进”方针和党的民族、宗教、统战政策办事的自觉性，经过艰苦努力才能在西藏站稳脚跟。现实情况要求我们一方面做好人的工作。创造政治条件；一方面改造自然环境，创造物质条件。
西藏是个长期封闭的政教合一、僧侣贵族专政的封建农奴制社会，自从1888年和1904年英帝国主义两次侵略中国西藏以后，西藏的主要社会矛盾转化为西藏人民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其他矛盾包括农奴与农奴主之间的矛盾，藏族与汉族之间的矛盾，达赖集团与班禅集团之间的矛盾都是次要的。解决西藏问题，首先要解决西藏人民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协议第一条就规定“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在这个前提下，我们高举协议的大旗，建立广泛的反帝爱国统一战线，团结大多数人，反对和孤立帝国主义及顽固的亲帝分裂主义分子。西藏的上层人士，包括政府官员、贵族、活佛和寺庙负责人等，既大压迫剥消统治着西藏劳动人民，又代表着西藏民族，不仅能影响群众，还有很强的控制力，因而在一个很长时期中他们是我们的统战对象，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层统一战线。当然，我们对上层工作也不宜过急，张经武代表初到拉萨后，中央曾指出“初进拉萨，对达赖及拉萨上层，主要是设法接近，进行宣传解释，以解除其顾虑，尚不宜采取进步措施”。至于广大的人民群众，自然是我们党的天然盟友。但那时为了团结上层人士。我们还不能直接发动群众，更不能对他们进行阶级教育，只是为影响群众而进行些急需和可能的工作。这种影响群众的工作，我们在开始也是首先通过上层去进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