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全军统一编制序列。二纵和六纵分别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二军”。六纵政委杜义德和司令员王近山被任命为第三兵团副司令员，并分别兼任第十军和第十二军军长。杜义德成了第十军首任军长。
一般而言，在全军统一编制时，多数首任军长都是由纵队司令员改任为军长的，而杜义德却是另一个纵队的政委，当上了首任军长。个中故事值得一说。原来，二纵改称第十军时，二纵司令员陈再道调往河南军区当司令员，空缺出来的第十军军长位置，便由第三兵团副司令员杜义德兼任了。第十军首任政委是王维纲。六纵的老人们说：“王近山是铁打的司令员，杜义德是硬邦邦的政委，六纵的成长和王近山、杜义德的亲密搭档是分不开的”。他们还说，“杜义德之所以能兼任十军军长，与他一人率六纵千里跃进大别山所展示的军事才干是分不开的。”
杜义德到第十军工作，与王近山分手三年后，在朝鲜战场又成了一对“黄金搭档”。这是后话。
节四上甘岭战役最困难的时候，
杜义德对王近山说，把我们的老部队拉上去
十军军长杜义德和政委王维纲率部队参加渡江战役后，一路追击，至1949年5月，京沪杭战役结束。7月18日，二野为贯彻提出的“大于回，大包围，断敌退路，然后回打”的作战方针，下达了进军西南的作战命令。杜义德和王维纲接到命令后，立即动员部队，率第十军从浙赣线的金华、兰溪等地北移至安徽安庆，并在安庆举行了隆重的进军西南的誓言大会。接着，十军在杜德义、王维纲率领下，西进郑州，集结桃花源，随后穿过长沙，抢渡乌江天险，再过赤水河，北渡长江，完成“关门打狗”大战略。
1949年12月，部队发起了成都战役，杜义德和王维纲又率领第十军再次起程，与多路解放军逼近成都，最后使成都和平解放。1950年3月，杜义德兼任川南军区司令员，指挥川南剿匪，消灭了10万土匪。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全面爆发。不日，美国武装入侵朝鲜、台湾，战火烧到了中朝边境鸭绿江畔。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抗美援朝。1951年3月，中央军委正式决定志愿军第三兵团赴朝作战。因三兵团司令员兼政委陈赓援越抗法回国不久，又有严重伤病，经批准暂时不进入朝鲜，由王近山代兵团司令员、杜义德代兵团政委，率第十二军、十五军、六十军入朝作战。一对“黄金搭档”再聚首，并在上甘岭战役中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
上甘岭战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外都说是十五军打的，直到档案解密后，才对外宣布参加上甘岭战役的部队还有十二军。为什么十二军要参加上甘岭战役？十五军战前发生了什么故事？这些故事里与杜义德有什么关系？
要弄清楚这些故事，还得先说说杜义德力保十五军军长秦基伟的故事。
上甘岭战役前夕，在国内的“三反运动”的影响下，入朝作战的志愿军部队也展开了这场运动。“三反运动”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打老虎”运动。所谓“老虎”，就是贪污人民币一万元以上的，叫“大老虎”，是要枪毙的；贪污一千元的，叫“小老虎”，是要挨处分的。
没有想到，十五军的“三反运动”走了火入了魔，把军长秦基伟当成“大老虎”，要拉出去枪毙。
“乱弹琴！”三兵团副政委杜义德接到报告后，立即打电话给军里：“不许胡来。我马上到十五军来！”
杜义德赶到十五军，立即召开军党委会。杜义德以兵团党委的名义做了结论，划定秦基伟、谷景生等军领导既不是“大老虎”，也不是“小老虎”。杜义德严肃地说：“坚决制止‘三反运动’的‘扩大化’。我们到朝鲜来是抗美援朝的。大敌当前，部队的首要任务是抓战备和训练。‘清理内部’工作也要搞，但是不能影响大局。再说，军以上主要领导干部的任免都是经过毛主席和中央军委批准的，不允许通过军党委的改选进行随意变动。”
十五军的“扩大化”风波平息了。秦基伟率领十五军接着上上甘岭打“真老虎”。
“真老虎”自然比“假老虎”难打。1952年10月8日，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发动了所谓的“金化攻势”，代号为“摊牌作战”，先后使用了11个步兵团、300余门大炮、170辆坦克，对上甘岭地区发动了连续猛烈的进攻，企图攻占上甘岭以南两侧高地，进而夺取五圣山，想得到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十五军在秦基伟指挥下，率先依托坑道进行了防御，顽强抗击，反复争夺。时间很快到了10月18日，美军开始进行“赌博”，投入的兵力加码又加码，志愿军十五军明显感到了压力。在兵团部坐镇指挥的王近山和杜义德眉头紧皱。杜义德说：“老王，我看，我们还要‘加码’，下决心把我们的老部队十二军拉上去！”
王近山点头同意。十二军参加上甘岭战役的报告很快报到志愿军总部，并得到批准。时间就是生命，十二军立即投入战斗。最后，上甘岭打到11月25日，打得美军心惊肉跳。此役，美军投入兵力达6万余人，山头被削低一米。但王近山和杜义德指挥三兵团所属部队十五军、十二军，打跨了敌人数百次冲击，歼敌2.5万余人，彻底打破了美军“想得到谈判桌上得不到的”美梦。
杜义德在上甘岭总结会上，没有说更多的话语，而是回忆起了黄继光、邱少云、胡修道、杨春光、伍先华等为上甘岭战役做出伟大贡献的英雄们。他说：“他们都为上甘岭战役的伟大胜利做出了牺牲和贡献，还有三兵团千千万万的无名英雄。没有全体指战员的共同努力，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一切胜利都是大家的一分光、一分热所聚集起来的，党和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同志的。”
是啊，党和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英雄们的！更不会忘记直接指挥上甘岭战役的部队最高军政首长王近山和杜义德。
节五南疆有战事，说：
广西有许世友，云南有杨得志，海上有杜义德，我很放心
1954年，杜义德从朝鲜战场凯旋归来，进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1957年10月，杜义德被任命为人民解放军旅大警备区政委。1959年11月，杜义德升任沈阳军区副政委兼旅大警备区政委。1960年7月，杜义德就任人民解放军海军副政委。从此，杜义德在海军工作一干就是二十年。
1979年初，南方战事紧。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自卫反击战会议，会议开到深夜时，说：“地面部署没有问题了。还要注意敌方从海上搞我们一家伙。”说完，的目光在与会者脸上扫了一遍，扫到当年六纵政委杜义德脸上时停了下来，说：“杜义德，我看你去一趟吧！”
择将，一言九鼎。杜义德担任了自卫反击战海南前线陆海空三军总指挥。
次日，杜义德赶到南宁。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担任广西前线总指挥，坐镇南宁。红军时期，杜义德是红四方面军直属纵队司令员，许世友是红四方面军的军长。两人碰头研究作战计划完毕后，许世友设宴招待杜义德。
“把杯子撤了！”宴席一开始，许世友就大声喊服务员，“拿大碗来。”
杜义德没有许世友的酒量大，但战前喝酒是常事。
许世友端起倒满的一碗酒，豪爽地说：“我们这些老家伙，最后一次为党和国家效力啦！”
杜义德说：“是啊！最后一次啦。我听许司令的指挥！”
许世友大手一摆，很有气度地说：“不，你来指挥。老杜啊，你能打仗，把上甘岭的劲拿出来。”
杜义德说：“没说的，一定打好！”
许世友说：“干了！”说完，许世友一饮而荆许世友拿着空碗，嚷道：“老杜，干了！”
盛情中，杜义德也把一碗酒干了个底朝天。
许世友一连干了三碗，杜义德也陪了三碗。真是酒逢知己千“碗”少啊！这一顿酒，许杜两人喝了不少酒。
2月中旬，自卫反击战开始了。杜义德到了西沙前线。许世友、杨得志、杜义德担任三个地区的前线总指挥，一举取得自卫反击战的最后胜利。
自卫反击战总结表彰会前，在会客室接见前线的英雄们。他说，“开战后，我很放心，知道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因为广西有许世友，云南有杨得志，海上有杜义德……”
1980年3月，中央军委任命杜义德为兰州军区司令员。上任前，特地找杜义德谈话。说：“命令已经下了。虽然海军的工作还是需要你，但是，西北也很重要。要有一个会打仗的战将去当司令员。你会打仗，还是你去当这个司令员！”
杜义德说：“主席，你放心，我会尽力的！”
还谈了其他一些情况后说：“你在海军工作时间长，把海军建设性的意见留下来，告诉耿飚（中央军委秘书长）同志。”
杜义德点头说好。
杜义德上任兰州军区司令员后，除了抓战备工作、边防建设外，对部队的思想建设也毫不放松。杜义德说：“崇高的理想，是我们军队，我们每一个战士产生巨大力量的源泉。一个战士如果缺乏远大理想，或者对实现远大理想无信心，离开广大人民的利益，离开祖国的利益去追求个人利益，就要犯个人主义的错误，就会变成庸庸碌碌、无所作为的人。每一个党员、干部和战士，都要以大公无私、克己奉公、艰苦奋斗为荣，以不劳而获、损公肥私为耻；以忠诚老实、遵纪守法为荣，以投机取巧、违法乱纪为耻。”
从1980年1月至1982年12月，杜义德在兰州军区司令员岗位干了整整三年时间后离职。
1988年，杜义德以饱满的精神姿态投身到红四方面军战史编纂工作之中。1989年，杜义德又投入到了二野的战史编纂工作之中。后来，还参与了第十军战史的编审工作。
1996年10月，杜义德应邀出席了甘肃省委举办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会师60周年纪念活动，并代表老红军战士发了言。
2006年6月15日，在北京万寿路的一座绿荫浓密、曲径幽深的院子里，95岁的杜义德，穿着一件旧中山装端坐在轮椅上，操着一口浓重的荆楚方言，向解放军报记者娓娓讲述70年前红军长征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