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维钧勉强答应了，但是声言：“因为我不是国民党员，而我知道政府是在党的监督之下办事的，我必须把我就职后可能遇到的困难事先讲清楚。”
“你说你说。”宋子文已经摆出了接受任何条件的姿态。
“有三件事需要决定：第一，为了有效地执行外交部长的职务，对驻外使领馆应该定期发放经费；第二，关于驻外及部内人选，由我全权办理，而不须经过政府的特别指示或命令；第三，我知道中央政治会议有权讨论、决定重大政治、外交问题，但我不是国民党员，更不是中政会成员，因此有关外交方面的决议，我要事先得到通知。”
宋子文放下喝到一半的茶水，急忙表态：“这三点要求早有准备。我这个财政部长可以向你直接保证，把必要的经费定期送交外交部。”当时驻外人员的薪级是沿袭清朝旧制，驻外公使通常是二等使节，薪俸是用银两支付的。二等使节的薪金是１８００元，等于１２００两银。随着外汇汇率的起伏，一个大使每月实际薪金不过５２８美元，包括应扣除的１２５％所得税。加之政府多次发行国内公债，如救国公债等，都从薪金中扣除，大使的生活似乎也不富裕了。但是事实上，除办公室外，通常还提供官邸，大使不必支付房租，同时还提供汽车，因公的交际费也由政府支付。但作为武官，因为多是蒋介石的“嫡系”，待遇要比一般外资官员优厚得多，如蒋介石的“十三太保”之一的桂永清，驻英时就有一部豪华的卡迪莱高级轿车，还有大量津贴供个人开支。随着战争的延续，通货膨胀，一般外交人员的生活也变得清苦起来。特别是自去年７月以来，驻外使馆馆员，都因生活费无着，有断炊之虞，甚至邮电诸费，亦无法筹措。所以顾维钧特为提到这点。
“关于次要职务的任命问题，你会享受全权，”宋子文接着说，“我要向主席（蒋介石）报告，我想他一定不会反对。至于第三点，我觉得蒋主席充分了解你的处境，不难使你事先得到通知，在通过任何决议之前也会听取你关于此事的意见。”
“既然这样，我等你见了主席之后确认没有问题，我再就职。”
于是政府发布公告，正式通知外交使团，顾维钧就任外交部长。
公报发至日本使馆不久，发生了一件令人注目的事。日本使馆请求约定时间，由日本公使前来向顾维钧表示祝贺。来人说重光葵这时在上海，不过他当天晚上就会乘日本炮艇来京，可能在清晨以前到达。如果顾能在清早接见他，日本公使将会表示赞赏。顾维钧安排在上午９时接见他。他按照日本的外交礼节，身穿礼服，头带高顶礼帽走进来，话从私谊开始，慢慢转入两国关系。他说他了解中国的复杂政治形势，完全赞同顾在报上发表的看法。
当顾维钧送客至大门口，走出几步时，重光葵凑上来耳语道：“我带来了币原男爵一封特别信件。这是私人信件，我不愿把它作为刚刚结束的官方会见的一部分而提到它。”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读给顾维钧听，并强调：“要点是机密的，请你不要外传。”
这封信首先对在两国关系的关键时刻任命顾维钧为外交部长表示祝贺。币原提起在华盛顿与顾共事的几星期，并解决了困难重重的山东问题，相信也能解决现在出现的另一难题。他说他作为老朋友正在日本为此而努力。但由于必须面临某种压力，他在日本的地位也是困难的；如果他因为那些压力而失败，那么他的内阁也就会垮台。他相当担心无论谁继他组阁，都会使事情难办得多……
顾维钧默默不语，露出被真情感动的神情，就请重光葵转告，感激币原的好意与坦率。
顾维钧的日子也不好过。
他在上台前，曾将他的划锦州为中立区设想征得蒋介石的同意。因此，他上台后立即电令在日内瓦的中国首席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提议：把我国辽宁省锦州划为中立区，并要日军停止前进，而以中国在东北的驻军调进关内为交换条件。顾在一次会上为此辩解说：只有这样，可以阻止日军继续前进，至少可以维护锦州至山海关二百多公里这一段领土的安全，并可以维护平津两地及华北地区的安全。不然的话，日军将直趋山海关，华北也将危在旦夕。
顾维钧的提议引起全国民众潮水般的电报质问，在南京的学生及各地来的学生非常愤怒。于是学生们结队到外交部找顾质问。学生们在部里各处搜查，就是找不到顾维钧，盛怒之下，捣毁各处办公室，用墨笔在办公室墙上写下“打倒卖国贼顾维钧”几个大字后，忿忿离去。
顾到哪里去了？原来他到南京后，吸取前任王正廷挨打的教训，并不在外交部办公，一直住在国民党励志社内，有军队警卫，并对外保密。部里只有徐谟等少数人知晓。学生们捣毁外交部后，顾越发不敢白日到部，几乎整日隐居在励志社办公，不出头露面，只有夜深人静之时，悄悄去部里走动走动。他也时常坐在那里发愣，因为他一直寄予厚望的国联并未有效地迫使日军从占领区撤出。一个重要因素是美国的犹豫不决，而国联行政院十分依赖的只是美国。
寄希望于国联调查团
日本关东军将事态扩大，使国际联盟又起风云。当日军于１０月８日轰炸锦州时，蒋介石命令施肇基向国联提出再行开会的要求。１３日，由法国外长白里安任主席，宣告国联行政院开会。最初站起来发言的施肇基，首先重申日本撤兵的要求，随后，强烈谴责日军轰炸锦州：“中国已提诉于国际联盟，听候调停，故极力自制，一直不做抵抗。日本为什么无端占领中国领土，杀害无辜的中国人民？”施肇基环视会场，厉声向各理事国提出警告：“如果《国联盟约》、《非战公约》不能维持，则世界和平、裁减军备、国际安全以及世界经济危机之救济，都必同归于泡影！”
日本代表芳泽谦吉慢条斯理地站起来，为日本出兵辩解说：“绝对是出于自卫措置。”和以前在会议中的发言一样，重弹老调：“从历史而言，日本在满洲的政治权益，可以说是由日本人牺牲生命和金钱所换来的，日本在满洲投资巨大，是因为满洲在日本的经济上和国家的生存上居于关键地位的重要性，中国不但侵害日本臣民，并破坏条约上的正当权利，“九一八事变”就是由于中国过去那样挑衅所带来的结果。”他再次声明，要和中国方面直接交涉，“日军的撤退，以日本侨民的安全保障为前提条件”。
施肇基眼睛全红了，咬着牙齿，立即站起来反驳：“中国人民的反日情绪，是导因于日本的军事侵略而完全出于自然，不是政府所能干涉的！”他对日本方面的要求予以拒绝：“日军的非法占领仍然继续，加之于中国的损害现在还毫无赔偿的措施，中国绝不同意和日本直接交涉！”
与会代表明显倾向于中国的立场。主席白里安提议邀请为《非战公约》的缔约国、但未参加国联的美国列席会议，只有日本一国反对，提议获得以１３票对１票的多数赞成，自此以后，美国驻日内瓦总领事吉尔白乃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会议。一时世界舆论以为，国联既得美国支持共同对付日本，又得具世界名望的白里安主持会议，一定会使日本对侵略中国有所收敛。国联代表们一时充满了乐观情绪。
然而这种乐观瞬间就无影无踪了。原来美国外交最易受国内两大政党斗争的影响，在传统上，华盛顿的外交政策是最不稳定的，它的诺言的价值是最低的。史汀生由于日本的强烈反对和国内孤立派的攻击，竟然指示吉尔白不得参加国联对日本采取具体行动的讨论。美国这种翻云覆雨的作风使国联十分失望。在外交史上，大国领导集团，尤其是英、法方面，对国际公法的解释时常取决于强国实用主义，而非取决于真理。因为当时资本主义强国绝对不愿由于中国受到侵略而去冒与日本作战的危险。它们只能在战争边沿后面，希望通过国联机构来调解冲突。实际上美国和英国正过着经济严重危机的日子，法国也面对德国军国主义复兴的重大威胁，它们自顾不暇，哪能为中国火中取栗？
中、小国家为了本身的利益，希望看到当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国联能够经得起考验，忠于自己的宪章，实行制裁日本。但这是脱离现实的幻想，根本办不到。
它们于失望愤慨之余，还得无可奈何地接受大国的摆布。
日本将事态继续扩大。在将整个东北差不多都拿到手后，关东军就开始具体实施早就制定好的“满洲国”的设想。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８日，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在天津雇佣中国人搞暴动，乘着混乱带走了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溥仪藏在汽车后箱里，逃出天津。１１日１０时化装登上日本船，在营口上岸后，住进了旅顺的大和饭店。经过一段时间的软禁之后，溥仪不久被拥立为伪“满洲国”的执政。
本来，关东军一直想让张学良当这个“皇帝”，但张学良绝不肯接受。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与张学良私交不浅，但此刻也彻底分手了。本庄繁似乎还有点旧武士道的义气，他命令将张学良留在东北的财产装上特别列车，运到北京的张学良那儿。
在以搞阴谋为家常便饭的关东军中，本庄繁的举动极像旧时代人那样讲究名誉，令人感到不合时宜，甚至感到一种悲怆，一种嘲弄。
张学良的财物装了两车厢。本庄繁派来的人拿着他的亲笔信来到张学良面前。
张学良没有起身，对那人说：“我的东西我绝不能收。我们两人虽然是朋友，但是现在等于敌人一样，你这样对我，等于羞辱我。”张学良说了一段故事：当年美国的华盛顿打仗时，有人保护他的房子，他对此很难过，他说，“我作为军人在作战，不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房子，这样做就等于羞辱我”。“我现在的心情跟华盛顿一样。”
张学良对本庄繁派来的人说，“你必须把这些东西拿回去，我家里原来怎么摆还怎么摆。如果你不拿回去，我就一把火都烧了。这等于羞辱我，请你拿回去。”
东西没有留下。但还没运回东北，就在战乱中不知下落了。
“天津事变”等扩大事态的情况回馈到国联。国际行政院的第三期会议正由日内瓦移至巴黎，会场在法国外交部的时钟厅。这个厅曾是巴黎和会的地点，美国总统威尔逊就在这里最初宣读了２６条的《国联盟约》，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场所。还有，１９２８年的《非战公约》也是在这里签订的。
主席白里安已身患重病，还是强撑参加，试图扭转国际局势。他在当时素有“世界和平天使”之称，是一位有影响的政治家，法国组阁１１次，他都连任外交部长，也有“诗人外交家”之称，不独为法国国民所爱戴，亦为世界人士所推重。可惜的是，在国联派出的调查团到达中国时，白里安溘然长逝。
人们祈祷这块圣地能给中国带来公正，给世界带来好运。
１９３２年１月１２日，国联行政院核准调查团五个委员：团长是李顿爵士，他当过孟买省长，一度代理印度总督。美国代表是麦考易将军，第三个是法国的克劳德将军，然后是德国的希尼博士，第五位是意大利的马柯迪伯爵。顾维钧被任命为中国代表，日本代表是驻土耳其大使吉田。
调查团于３月１４日到达中国，受到政府也受到人民的欢迎。调查团很活跃，他们从访问上海闸北战区开始，此地是在他们到达前夕被占领的。由于战事严重，闸北和江湾完全被毁了。这是“一·二八”淞沪事变的结果。
“九一八”以后，上海人民反日怒潮高涨。工人、学生还成立了抗日义勇军，曾经组织人民法庭，公审并通缉上海市国民党部委员陶百川和陈希曾，吓得陈、陶两人全家逃跑躲藏起来。主张抗日的冯玉祥从南京来到上海却很受欢迎。上海市长张群劝道：“冯先生，秩序太乱，你不怕有人向你投炸弹？”
冯玉祥笑笑：“我没有什么了不起，只不过主张抗日，人民就赞成。要主张投降就大不一样了。”
张群听出话中之话，略显尴尬：“蒋总司令说过，我没办法，反正我也就要调动了。吴铁城就来，我也不能再管上海了。”
日本军部想在上海滋事，以转移国际间对于东北方面的注视，而趁隙制造伪“满洲国”。从这一方面说，不久发生的“一·二八”事变是为了侵略东北而故意策划的一种佯动作战。
１月１９日，日本浪人在上海放火烧了三友实业社，捣毁了北四川路中国商店，紧接着又自己烧了重光葵公使馆。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仓松在日侨示威游行的同一天（２０日），向上海市政当局提出五项要求：一、市长道歉；二、逮捕凶犯；三、赔偿损害及医药费；四、取缔抗日运动；五、解散抗日团体。
新任上海市长吴铁城答复：一、二、三项可以考虑，四、五两项，因为此类团体是由民众爱国赤诚自动组成，市政府是不能加以压迫的，而且也没有那样的权力。
但如果有越轨行动，则当依法制裁之。
与此同时，吴铁城对日本人纵火焚烧三友实业社的事件，也向日方提出抗议。
村井则向吴铁城表示遗憾，当面答应，查缉纵火浪人，依照日本法律从严惩办。
可是，到了２２日，日本海军突然介入交涉，其第一遣外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发表了胁迫性的声明，送达上海市公安局，声明中说：“上海市长如不能给予满意答复，并立即实行日本方面的要求，则海军司令官决定采取相当手段以保护日本的权利和利益。”
此时，在黄浦江上，陆续有日本海军舰艇到达，向中国方面示威。及至２４日，已有航空母舰“能登”号，以及巡洋舰２艘、驱逐舰５艘、炮舰１艘、敷设舰１艘，共１０艘。其中的巡洋舰“大井”号，约有陆战队员２００人离舰登陆，开赴设于江湾路的日军陆战队本部。据当时情报，日本海军有占领上海郊外的真如无线电信局之意。村井仓松以海军压力为后盾，于２４日向吴铁城提出：如果在相当时期之内得不到满意答复，则保留采取必要行动之权。暗示可能使用武力。到了２７日，村井更强硬地提出“限２８日下午６时前回答”的最后通牒。
吴铁城召集来的各界代表坐成一圈，吴铁城自己在“圈”里来回转悠。趁代表们争论时，他到隔壁给蒋介石打电话：“日本人下令要我取消抗日团体，禁止反日言论，下了最后通牒。”
从杭州烟霞洞刚刚回到南京的蒋介石，忙于与汪精卫的政治分赃。他们又是握手言欢，又是到紫金山哭陵，又是召开中央临时会议，不言如何对抗日军的挑衅，却攻击外交部长陈友仁的外交政策，因陈友仁的外交部曾提出过与日“和平绝交”，借故责难孙科的广州政府，直到孙科主动让位宣布辞职，蒋、汪上台，才回过头命令吴铁城：“不许抗日，不能抵制日货！不准示威游行，把义勇军办事处的牌子先拿掉。我们现在不能跟日本人打，工业、军火、军队差得太远！”
吴铁城本着蒋介石“忍辱负重”的指示原则，立即派警察查封了“上海各界抗日救国委员会”。蒋介石不放心，又命令参谋总长朱培德和军政部长何应钦，立即派宪兵第六团从南京赶赴上海，在中日两军战斗的中间地带，“起缓冲作用以防范不测”。
１月２８日，日本通知各国领事馆，以中国方面不能在限期之内给予满意答复为借口，寻衅开战。当天午后，黄浦江上的日本舰艇又有陆战队员６００人登陆，部署于闸北华界和日本租界的邻接地区，进入战备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