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日本拟调土耳其大使小幡酉吉出任公使，征求中国同意。小幡过去曾任驻华公使馆参事，在交涉“二十一条”之际，公然蔑视中国。这样的人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中国政府的拒绝，尽管日本政府带点威胁地要求接受。况且民间反对声浪高昂，纷纷电请政府断然抵制。结果，日本政府不得不放弃调任小幡酉吉的念头，而于１９３０年元月以驻上海总领事重光葵兼代公使职务。
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旋即与重光葵进行关税协定的交涉，至５月６日终于签订协议，虽然给予日本在三年内对于特定商品的税率不予变更的条件，但中国方面则自此恢复了关税自主权。溯自１９２５年在北京举行的关税会议中，中国提出要求以来，已经历时五年之久。
币原这样的外交态度，在日本国内则被认为是“软弱外交”。军部方面以及对华强硬派的人士们，对于币原外交心怀不满，反而更是背道而驰，趋向侵略战争的边缘。
老将少帅都为东北命运担忧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末的世界经济，正遭受着空前不景气的侵袭。这就是从１９２９年１０月纽约证券市场暴落开始，所造成的世界性恐慌。而日本对中国的输出，则在世界恐慌之下，再加上受到济南惨案以来中国社会排斥日货的影响，以致极度恶化。
日本为了要挽救不景气的境况，愈加把富有资源的中国东北当做是“日本生命线”；在日本军部则日渐茁长了必以东北为日本所谓的“王道乐土”之论调。
在截至“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对“满洲”的投资已达１７亿日元，占其国外总投资额的６０％；对于整个日本经济具有极大影响力。
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据李顿调查团报告，日本对中国输出额，以１９２５年的４.６８亿日元为最高峰。而后则直线下降，及至事变前一年的１９３０年，则降落到了２.６亿日元。
另一方面，在伦敦举行的海军军缩会议，决定美、英、日三国海军舰艇为５∶５∶３的比率。对此不满的军部抨击滨口内阁对外怯懦，并认为是“干犯统帅权”，酝酿出政治问题，这成为在这一年１１月右翼暴力分子暗杀滨口雄幸首相的背景。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中日两国在东北又发生了一个颇大的纠葛，就是修筑敦图路问题。日本侵略东北的军事运输线，海上只有旅大一条，从旅大通往东北腹地也只有南满铁路一线，并且只能通到长春，长春以北的中东路又掌握在苏联手中，无法利用。因此，日本急于修筑由吉林敦化至图们江的敦图路，使它和朝鲜铁路接轨，以与朝鲜的雄基、罗津、清津三港直接连接。这样，不但日本侵占东北的军事运输问题可以解决，而且因敦图路经过吉林延吉，与在中苏国境线上的珲春县相毗连，一旦日本与苏联发生战争，珲春、延吉又成为进攻苏联的重要军事基地。
基于以上原因，日本遂于１９２９年１０月上旬令其驻吉林特务机关长兼吉林督军署顾问林大八中佐及满铁驻吉林公所长粟野，向吉林督军张作相提出，由满铁垫款包修敦图铁路及该路修成后与朝鲜铁路接轨的要求。张作相凝眉沉思良久，说了一句话：“这个问题我不能立即答复，必得和奉天张少帅商量后再说。”他暂时收下了粟野带来的文件。粟野不放心，递交文件时特为加重语气说：“希望明春即开始动工，一年内完成，请早日答复。”
张作相随即召集省长及省署各厅长会议。与会者纷纷摇头，说如此重大的事情不是吉林省能做得了主的，赶快向张学良请示办法吧。于是委派吉林交涉署署长钟毓携带日方文件，去奉天（沈阳）向张学良请示办法。十天之后，张学良又电召张作相到奉天开会。听完各位争论后，张学良不动声色：“东三省既然宣布拥护南京，关于外交问题也就应当由南京办理，我们地方无权干预。”
张作相面有难色。
张学良不快：“老将都不许可的事儿，我怎能许可呢？”
他习惯唤他父亲为“老将”。当年张作霖退出北京之前，日本曾派公使芳泽向他提出间岛行政权割让问题、土地商租权问题和敦图路修筑问题三项要求，交换条件是日本保护张作霖安全回奉天，并且保证张作霖仍为东三省最高统治者和保持东三省的独立。当时张作霖满口应允。待他要回奉天的前一天，芳泽就拿这三项协定出来要他签字。他推说今天太忙，叫芳泽明天下午再来。第二天下午芳泽又来时，张作霖叫秘书陈庆云把芳泽让在对面客厅，他在屋里大骂日本人不够朋友，“专等人家危急的时候，卡着人家的脖子要好处。我张作霖是不怕死的……”他拿起毛笔，在三个协定书上批了字，交还了芳泽，也没和芳泽说话就坐汽车上火车站去了。
芳泽也就随着走了。芳泽是老派外交家，做什么事情都是谨小慎微、一丝不苟的。
他出生在日本北部山区并在那里长大，身体很强壮，但是说话和动作都很迟缓。他爱打高尔夫球，但别人看见他在前面打，便悄悄离去。原因是他打球总是围着球转来转去，左右端详，还时不时掏出本小册子，查阅不同角度的球应该怎么去打，然后又围着球转起来，没耐心的人哪能沉住气！这次，欣喜的芳泽到了公馆，打开文件，左看右看，才从三个协议书上看出签的只是个草体的“阅”字，一生谨慎的芳泽被张作霖捉弄了一番，脸上难堪得红一阵，白一阵，大骂张作霖“狡猾、狡猾”。
少帅有“老将”的血统，何况又有国恨家仇。所以他就把敦图路的问题推往南京，亦可以借此表示他拥护蒋介石的诚意。
１９３０年２月７日，张学良将密电报本一册交给钟毓，作为电报联络时使用，又交给他一本《田中奏折》中译本，命带到南京送给外交部参考。同时发给旅差费、交际费６０００元。因为去南京必须经过大连，而大连日本海关对于旅客携带的物品均须检查，钟毓就将这两个秘密文件交给同行的交涉署第二科科长罗靖寰，由罗缝入自己的西服背心内密藏。他俩于３月６日到南京，第二天就到省代表办事处报到，并请省代表邢士廉约见外交部长王正廷。这时国民党中央政府刚刚迁到南京不久，各国外交使节都住在上海。所以王正廷大部分时间也住上海，来南京的时间很少，他们一直等到３月２０日才见到他。钟毓向王正廷说明了敦图路的交涉经过，并将带来的各项文件面交给他。王正廷将亚洲司长周龙光叫来见面，说以后来部可与周接头。周龙光又叫来亚洲司总务科长姜某，让罗靖寰有事跟他联络。罗靖寰就每星期三到外交部一次与姜会面，探询消息。姜科长总是说：“部长还没有什么指示。”
４月３日，邢士廉又和钟毓见了蒋介石一次。钟毓回来后对罗靖寰说：“蒋介石这个人非常高傲，说话时眼望天花板。我报告了我这次来中央的任务及东三省对日本外交情况，他只用鼻子哼哼，始终没问我一句话。等我报告完了，他只说：‘好吧，你和部里联络，等王部长给你指示好啦！’”
说完，两人默然，深为东北的命运担忧。
两个月过去了，当他俩游览过江南名城，重新回到南京，王正廷才找钟毓到外交部，告诉他：“此案第一步办法，先由吉林张作相通知日本方面，说东三省已宣布拥护中央，外交问题应由中央直接处理，叫他来中央交涉。”
“他要是不来中央呢？”钟毓不无担心。
“来了更好，不来呢，吉林省方面就置之不理，看他下一步采取什么态度。”
王正廷瞟了一眼钟毓，见其面有不悦，又解释说：“吉林省再斟酌情况设法再敷衍一个时期，俟中央把对日本的整个外交政策决定后，由中央再行指示办法。关于这个问题，已经由蒋总司令另行拍电与张总司令，你们可以回去吧。如果有什么紧急的事情，可由吉林省直接给本部拍电联络。”
钟、罗二人于７月１５日返回奉天，向张学良复命。
张学良听完汇报，说：“蒋总司令的电报我已收到了，关于这个问题你们回吉林时对张辅帅说，暂时就照中央的指示答复林顾问和粟野满铁公所长。你们去了许多日子，辛苦啦！在奉天休息几天，就回吉林去报告辅帅吧。”
他们在奉天只住了两天就回到吉林，当晚就到张作相公馆，将详细经过报告了一遍。张作相听后，浑身一摇，就亮开嗓门：“这算什么办法！他们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我当时就向总司令（指张学良）说过，找中央也未必有什么好办法。自己做的梦还得自己圆。这不是白跑一趟吗！多少条铁路都让人家修了，为了这一段铁路得罪日本人，我觉得是不上算的。”
７月２４日午前，张作相找林大八到督军署，粟野也同来。张作相正襟危坐，告诉他们：“钟署长已经从南京回来。关于铁路问题，中央不准地方直接谈判，应由中央外交部统一交涉。请你们转达关东军和南满铁路会社，请他们直接到南京与外交部交涉。这个问题从今以后吉林省没有权力处理。”
林大八眼睛出火，几次想打断张作相的谈话：“日本人并没有承认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是什么中国中央政府。我们在中国哪个地方发生问题，即向那个地方主管的当局交涉，这是惯例，从来如此。吉林的问题只有和阁下谈判，根本没有必要找蒋介石商量。蒋介石政府本身也不过是中国地方政权的一个，他有什么力量叫别省遵从他的命令？”
张作相不响。
林大八继续聒噪，恩威并施：“如果阁下坚决表示不管，那么日本关东军可能采取自由行动，以保护南满铁路会社修筑这条铁路为由，向铁路沿线出兵。那时阁下将采取什么态度呢？如果亦以武力抗衡，势必惹起两军冲突，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阁下是吉林省的主人，一切应当自己做主。我是阁下的顾问，当然不能不向阁下说明种种利害。希望阁下就以上各节，慎加考虑，千万不要轻信别人的话，以免将来后悔不及。”
张作相抬脸望着林大八，心情复杂：“你说得很对。等我研究研究再答复你。”
张学良接到张作相的报告后，找东三省交涉总署长王明宇、东三省交通委员会委员长高纪毅商量，定出个拖延的办法，口头上答应日本人，正式审核时再拖它个几个月到半年。但中央是否同意这个办法？就派高纪毅去南京和外交部接洽。高纪毅找到钟毓，说：“你已经去过南京，情况比较熟悉，可以再同我去一趟，罗科长也同去，我就不另带人了。”
他们到南京后，过了约一星期，高纪毅才见到王正廷，又见到铁道部长孙科及蒋介石。高纪毅回来对钟毓说：“孙科说话很不清楚，我一句也没有听出来他说的是什么。见王部长和蒋总司令时，他只是把奉天所拟的办法报告了一遍，请中央决定是否可行。”
８月１７日，王正廷召见高、钟二人，首先对高纪毅说：“对于东北铁路交涉问题，主要采取拖延政策，就按照张司令拟定办法去做。可由交通委员会再组织一个委员会，以研究满铁所提出的问题为名，先表示我们对铁路交涉问题已经同意，借以缓和日本方面的情绪。既是研究会嘛，看情况能拖延多久就多久。这样中央就可缓开时间，研究整个东三省的对日外交政策。”
高纪毅表示一切都按中央的指示办理。
钟毓有些忧虑：“自从张大元帅被炸死后，日本关东军的少壮军人和日本奉天在乡军人会的激进派，处处与我们与难，甚至故意寻衅。对于间岛问题、土地商租问题以及铁路交涉问题，均表示强硬态度。甚至叫嚷说，这些问题如得不到圆满解决，将不惜使用武力等等。这虽是一种恫吓手段，但我们不能不预防万一，做相应准备。”
王正廷显出一种奇怪的自负：“关于日本对中国问题，现在它在国际上已处于孤立的地位，它也不能不采取慎重态度，不敢轻举妄动。况且就中国与日本的全面关系来说，东三省问题仍属地方的问题，或不致影响两国全面的关系。希望回去报告张总司令，命令东三省有关当局严密注视日本方面的行动，随时电报中央，以便采取对策，以防万一。”
他们于８月中旬回到奉天，向张作相复命时，张作相唉声叹气：“既然中央和总司令同意，就那么办吧！”
敦图铁路一直拖着。林大八瞧不起蒋介石的中央政府，也事出有由。在与蒋介石政府周旋的同时，日本也在悄悄与广州政府接洽。但总领事重光葵与南京政府的王正廷、宋子文等颇有私交，故对广州国民政府似无好感。他认为广州国民政府是武汉政府的“延长”，表明他支持南京国民政府。
１９３１年７月底，陈友仁以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身份访问日本。陈是英国出生的华侨，原籍广东顺德。自幼就在英国受教育，中文反而不流利，一急就是满口的英文。他回国后曾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武汉政府成立时，任外交部长，在国民党中有一定的影响力，与汪精卫关系接近，在反蒋斗争中，多站在汪一边，故广州南方政府成立时，又被选为外交部长。
他出发前，日本驻香港总领事须磨弥吉郎已得到消息，电请币原外相：广东政府陈友仁拟访日本，可与会面否？币原答道：广州国民政府是反对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由汪精卫、孙科、陈友仁等为中心组成的。现在陈友仁以该政府外长身份访日，在形式上颇不妥当，这是由于我们没有承认所谓广州国民政府的缘故。但在私人意见交换上是有意义的，期速来。
陈友仁抵东京后，住进帝国饭店，不与外界接触，报界也不知其事。与币原外相会议之际，日本方面几无任何报道，实际上是一次秘密会谈。会谈计有三次，每次约三四个小时，完全用英语对话，地点在外务省。人们只是从战后日本外务省的主要文书中才得知会谈内容。
第一次会谈是７月２８日。
看见有人进屋，币原站了起来，却没有离开桌子。陈友仁看了看对方，就开始用英语说话：“最近日益高涨的排斥日货运动，有碍两国友好的发展，应该设法予以合理解决。满洲为日本合并虽难承认，但日本在该地所存在的现实问题不能否认。
广州国民政府拟于１０月１０日召开国民会议，决定对日之根本方针。这次访问贵大臣无任何交涉之意，只希望征询高见以作我国民会议方针之参考。”
“明白了。”币原点点头，把一叠文件递给陈友仁，“我国的对华政策都在上面。”
陈友仁接过来翻了翻，大体还是“共存共荣”等老话，对满洲问题仍十分坚决：“目前我国在满洲享有的权益，这是与我国人民的生活有切也切不断的紧密关系。日本政府对中国不管是如何的宽大，但绝难放弃在满洲既得的权益。”
币原转了个话题：“阁下对共产党有何所见？”
陈友仁回答：“中共今分国际及国内两派。国际派完全为第三国际所控制。今江西边区的红军去年只有１５０００人，在蒋介石的围攻下，今则增至８万至１０万人。
这是由于蒋介石用各地军阀的杂牌队伍攻剿，结果，杂牌队伍与红军合流起来，声势更为壮大。”
币原显然被勾起了兴趣：“阁下有无压制中共的计划？”
“当然有。而且，相信会成功。”陈友仁吹走杯中的茶沫，变得泰然自若：“我们虽反对蒋介石，是反对他的独裁专制。他的反共，是与我们一致的。”稍息，又补充道：“武汉政府时代，我们曾一度与中共合作，不久遂分裂，这是因为我们去莫斯科考察后，发现了与中共合作的困难。今日我们与苏俄无任何关系。”
会谈快结束时，陈友仁问币原：“日本的二重外交，究竟是怎么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