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中国大陆解放，谢伟思和其他几个“中国通”被美国忠诚委员会指控为“不忠诚”，被扣上了“丢失中国”的罪名，纷纷被解职，审查。
再以后，１９７１年，当中美两国紧闭的大门尚待启开的时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通过北京的一位美国客人发出邀请，欢迎四位在美国影响很大的中国问题专家谢伟思、费正清、文森特和拉铁摩尔到北京访问。随即发出的请柬写明：谢伟思夫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同时去访问的其他访问者一样，将是中国人民对外友协的客人。
谢伟思通过《纽约时报》接到转来的邀请，马上写信给周恩来和他在延安时代的老朋友、当时任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黄华。不到两星期，谢伟思就得到通知，说他可以在渥太华领到签证。
谢伟思于１９７１年９月２６日抵达北京，在中国待了六个半星期。
他最大的愿望是想再见一次周恩来。他通过中国人民友协转达了这一愿望。刚到中国时，他曾在一次盛大的宴会上匆匆地见了周总理一面，但是没有机会交谈。
他和妻子在中国各地旅行的时候，再也没有得到周恩来的回话。他知道总理很忙，埃塞俄比亚的塞拉西皇帝正在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不久，神秘的基辛格到了北京。他征询谢伟思的看法，又怕房间里安了窃听器，在拘拘谨谨的简短交谈中，基辛格不时打量着房间的各个角落，像在侦探什么似的。
基辛格也不知周恩来是否会召见……
在谢伟思结束中国访问的前一天，他突然接到要与周恩来见面的通知，他毫无思想准备，热泪盈眶。
在开始时，周恩来关切地提到谢伟思所经历的艰难时刻，又问起他们的那些共同的朋友：包瑞德、戴维斯、埃默森、文森特，等等，并且说，如果他们到中国来，当然也一样受欢迎。
接着，周恩来开始了有关世界大事的三小时的谈话，从戴高乐处理阿尔及利亚问题，到世人关注的台湾地位……
往事历历在目，谢伟思极为感慨。因为时间老人的步履已经跨过了近３０年。
两人相见如搬山一样困难毛泽东与蒋介石的会见酝酿多时，却像搬动两座山一样困难。主要牵线人自然是周恩来。
蒋介石在长廊式的阳台上舞了几下拳，还不见宋美龄起床，就去卧室叫。宋美龄醒来后，并不马上起身，常常拥着被子坐上一阵，把早餐喊到床前来吃。女佣们手脚麻利，只是外表难看。她们把一只特制的小桌架在宋美龄床上，宋美龄就着小桌漱洗、进餐。
蒋介石今天没喝参汤。他有时故意这样做。据说是怕养成习惯，战时赴前线没有这种饮食更难受；也有人说这是蒋介石的一种心计：行食无定规，加害者无从下手……他久等宋美龄不来，就坐到客厅去看报纸。陈布雷来了，说中共方面的周恩来、林彪想见他。
“是不是毛泽东来重庆有消息了？”
“好像不是。”天不冷，陈布雷习惯地把手缩进衣袖里。“他们的意思是要等，再等……”
蒋介石与毛泽东的会面，一拖拖到日本人投降。还是赫尔利提醒蒋介石：“阁下可否发个电报给毛泽东，邀他来重庆共商国家大计。如果他拒绝，你可以发第二封，第三封，甚至更多，以充分显示你的诚意。直到他明确表示不肯来重庆，你就可以向全世界宣布，共产党无诚意，你可以加以讨伐，而不负任何责任……”
蒋介石依计连发数电。可壮大起来的毛泽东哪里会上这个当！他有电必回，第一封回电转呈了朱德对蒋介石受降条件的批驳，第二封回电又说先派周恩来来，闭口不谈毛泽东自己来不来的事。
蒋介石握着双色铅笔不停地在掌中打转，突然重重地往桌上一按，断成两截，侍卫急忙拿过另一支换上。蒋介石枯坐了一会儿，又给毛泽东发电：
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未养电诵悉，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电速驾。
蒋中正梗
８月２３日
为了策划得逼真，蒋介石给毛泽东的电报，每次都在报刊、电台中公布。同时也在做另一手准备。“魏德迈将军，”他叫来美军驻华总司令，“刚才我同赫尔利大使商量过一个问题，如果毛泽东突然同意来重庆怎么办？”
魏德迈一怔，奇怪地问：“这倒真是个问题，蒋将军何来此想法？”
蒋介石正言道：“这不过是假设。但也不得不防。万一他来了，我们原先估计的全部落空。与其临时手忙脚乱，不如早做计议。就同下棋一样，多看几步。”
“你们同共产党谈判了几十年，想必这样的经验不会少的。”
“那就拖吧。”蒋介石嘴角一翘，似笑非笑，“中国没有谈判谈出来的好结果，有数不清的事情倒是一拖再拖有了结果。从另一方面讲，他来了，总是在我的地界，总是我利多险少。什么不测都好应付。”
第二天，毛泽东的回电就到了：
特急重庆
蒋介石先生勋鉴：
梗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
毛泽东敬
２４日
在国民党内部，最紧张的要数《中央日报》了。抗战期间，当过本报社长的程沧波、陈博生、陶百川等人，皆由触怒蒋介石而被撤职。《中央日报》在组织上直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领导，但有关新闻方面都按陈布雷的意图办事。重庆谈判期间，《中央日报》的社长是胡健中，原属ＣＣ派，从办浙江的《东南日报》
起家。平时他对报社的实际业务很少过问，一切由总编辑陈训胒和总主笔陶希圣负责处理。陈训胒是陈布雷的亲弟弟（陈布雷原名陈训恩），陶希圣当时是陈布雷的主要助手，曾代蒋介石写过《中国之命运》。这两个人都住在侍从室二处，与陈布雷朝夕相见，有什么事可以直接请示陈布雷。可是这次蒋介石邀请毛泽东来渝会见的事，事先一无所知，直到８月１５日深夜中央通讯社的新闻稿到了，大家才知道。陈训胒说陈布雷也不知此事：“这是他的习惯，不叫他办的事他从不过问，也不议论。今天他只说，蒋先生是不会错的，我们要无条件地信任他，支持他。”报社的三位负责人都认为毛泽东不会来的，可以借此发动攻势，说共产党不愿和谈，蓄意制造内乱。陶希圣说得更明确：“我们明知共产党不会来谈，我们要假戏真做，制造空气。”
事后人们才知道，蒋介石给毛泽东的电报，多数是政学系头目吴鼎昌代拟的，国民党内部其他派系不赞同这一搞法。吴当时是国民党政府的文官长，他赞成蒋请毛来和谈，所以此事的决策、起草电报都由他参与，使得ＣＣ派头目陈立夫很恼火，起来攻击政学系，说国共谈判决不可能。
登过几封电报后，陈训胒泄气了：“这是我们早预料的，双方距离这样远，共产党的态度这样坚决，怎么会来谈判呢？”胡健中说：“立夫先生不赞成这种搞法，他认为与共产党谈判只会助长共产党的声势。他说对共产党的问题只有动大手术才行。”陶希圣也说：“谈判的办法是政学系想出来的。政学系想用软的一套手法把共产党吃掉，谈何容易！可是现在动大手术也不是时候，国内有厌战情绪，国际形势也不允许中国打内战，一打起来我们更被动，利用谈判拖一拖也好。共产党拒绝谈判，我们更有文章好做。”
当《新华日报》刊出特讯，说毛泽东已电蒋委员长，派周恩来来渝时，胡健中有些担心：“这次搞不好会弄假成真，我们陷于被动，下一步就难办了。”陶希圣说：“周恩来本来长期在重庆，《新华日报》的特讯还不足以说明我们原来的估计有误。”
可是毛泽东真的来了。当天夜里，《中央日报》编辑部异常紧张，静候中央指示。陈训胒急匆匆赶来：“共产党这一招出乎我们意外。关于本报的新闻言论处理，已请示布雷先生，报纸不发表社论，不写本报专访稿，新闻发布一律采用中央通讯社的新闻稿。有关谈判的报道，要登得少，登得小，版面不要太突出，标题不要太大，尽量缩小此事的影响，不要替共产党制造声势。”
虽不写稿，报社主笔室和采访部还是忙碌的。总主笔陶希圣每夜必与其他人商议，四出摸底，写成材料供编辑部参考。陈立夫还临时派一个中统特务卜锐新来《中央日报》当“记者”，专门刺探谈判情报。卜锐新到报社后，行动诡秘，经常吹嘘他是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的，与龚澎是同学。龚澎是周恩来的英文翻译。卜锐新以记者身份作掩护，借口燕京大学同学名义，经常到重庆曾家岩５０号周公馆纠缠。
他每夜回报社后写的情报，不交采访部，直接交陈训胒或陶希圣。
周恩来替毛泽东干杯
为赴“鸿门宴”，中共又电请美军派飞机来接，并由赫尔利随机陪同，免得空中发生“意外事故”。８月２８日上午１０点多钟，在延安机场，毛泽东环顾四周：
“人都到齐了吧？”
离开延安机场前，毛泽东（前左二）、周恩来（前右二）、王若飞（右一）同专程由重庆飞抵延安迎接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前左三）和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左一）合影。
“到齐了，出发吧。”周恩来回答。他打量着毛泽东，停住脚步。
“是不是嫌我穿得太洋气了？”毛泽东在延安一直穿布鞋和粗棉布衣服，这次去重庆谈判前，叶剑英特地为他买了一双皮鞋，又在北京定做了一套蓝灰色的中山装。
周恩来望了一眼毛泽东的单帽，说，“你这顶帽子不合适。”
“小点，我知道。”毛泽东摸了摸头顶上的礼帽。这还是江青昨天跑到苏联医生阿拉夫那里借的。
“小，而且薄，不隔凉。重庆可是个火炉，你戴我这顶吧。”
“我这可是夺人所好喽，我戴你的，你怎么办？”毛泽东摸着戴着的盔式帽子，问道。
“重庆是我的一个家，去了还搞不到个帽子？”两人呵呵笑起来。毛泽东也说笑了一句，“也是，蒋介石有的是‘帽子’，随便给我们一顶也够戴了！”
下午３时许，载有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赫尔利、张治中等人的飞机到达重庆九龙坡机场。机舱门一打开，首先出现的是身穿一套浅蓝布制服的周恩来，熟悉他的人鼓起掌来。当毛泽东出现时，中外记者一齐拥上去，抢着握手，提问。而各党各派的代表却被挡在人墙之外，无法同毛泽东接近。周恩来一见这情景，立刻把一个纸包举到空中，说：“新闻界的朋友们，我从延安为你们带来了礼物，请到这边来拿！”记者顿时被吸引过来。周恩来见毛泽东已经能同各党派代表握手交谈，才笑着打开纸包。记者这才发现“上当”，纸包里不过包着毛泽东的书面谈话。再扭头去找毛泽东，毛泽东已躬身坐进美国大使馆的防弹轿车……
毛泽东在谈判期间与蒋介石合影。
当天晚间８点，蒋介石在林园官邸设宴，欢迎毛泽东。这是自１９２７年蒋介石叛变革命，事隔１８年后，毛泽东与蒋介石的再度见面。两人在门口合影，留下那张历史性的照片。蒋介石边走边说：
“润之，一起干吧，不要另立炉灶了。”
毛泽东点上一支烟：“如果蒋先生给人民饭吃，还立炉灶干什么？”
周恩来过来招呼他们入席。蒋介石突然想起：“恩来，你应该同我照张合影。”
“我你打交道的时间还长呐，还有机会的。”
蒋介石少有的同毛泽东开起玩笑：
“我身边就缺个像周恩来这样的人物。润之先生，我用几个美式装备的机械师，同你换个周恩来如何？”
毛泽东大笑：“好嘛，把我给你你要不要？”
“不敢不敢！”两人漫步走进闪光灯一亮一亮的宴会厅。
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走了之后，蒋介石许久睡不着，又起身写日记：“正午会谈对毛泽东来渝后之方针，决心诚挚待之。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
为了安全，毛泽东、周恩来住在红岩办事处。几天后，周恩来在一次谈话中流露出红岩地处郊区，同各界人士交往不便的意思，张治中领会了，主动腾出自己在曾家岩的住所桂园，供毛泽东使用。他本人及家人都搬到浮图关上的“梅园”
暂居。
桂园，位于重庆中山西路１８号，这座两层小楼虽比较陈旧，但距红岩村和曾家岩５０号的周公馆都不远，而且门对马路，来去方便。桂园开始是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关吉玉的产业。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陈诚看中了这块地，把它从关吉玉手中租赁过来作为官邸。张治中调任蒋介石侍从室主任后，桂园因临近蒋介石官邸，为了工作方便，张治中与陈诚相商后，住了进去。虽然院子的四周是竹子编的围墙，很不严实，但马路对面就是蒋介石的侍从室，所以这一带警戒森严，土匪、地痞、流氓一般不敢在此滋事，比较安全。毛泽东以桂园作为他的办公地点，每天上午８时从红岩乘车到桂园，下午６时从桂园回到红岩。他在重庆，除会客和处理谈判问题外，还继续领导全党和解放区的工作。具体的谈判，由周恩来、王若飞同国民党的张群、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进行。
毛泽东住桂园，安全仍是最要紧的事。最操心的自然是周恩来。他不仅对毛泽东的睡床、坐椅、房子逐一仔细检查，并且亲自布置了警卫。内部警卫毛泽东的是从延安来的颜太龙和原在重庆的龙飞虎和陈龙，虽说是三条“龙”，可毕竟人太少，只能依靠外围的国民党部队。开始，张治中对周恩来说：“侍从室有警卫营，大多是我家乡的子弟兵，我准备用他们来担任警卫。”周恩来考虑再三，认为当时重庆十分复杂，散兵游勇多，前线下来的伤兵多，袍哥帮会多，一般警卫管不了他们。
两人商量结果，决定派宪兵担任。张治中和宪兵司令张镇一谈就解决了。周恩来又专门找张镇做了交代。
张镇是蒋介石的亲信和黄埔学生，对此极为认真，立即采取了许多措施。对派出的警卫班人员做了精心挑选，配备了专用汽车，规定了严格的工作制度，每天的“工作日报”由单线交通经宪兵司令部直送蒋介石。这次派驻桂园的特别警卫班，名义上系属“常务宪兵”，实际上所有官兵皆由特高组选调出来的。他们一般都不穿军装，留有头发，有穿长衫的，有穿西服的，也有穿中山装或学生装的，都受过特工训练，平时常常潜入各种社交场合，搜集有关政治、军事、外事、社会情报，并对当地的其他武装人员进行秘密监视。派驻桂园后，他们都穿上了军装。规定他们一律不许请假外出。在行动上有意违抗纪律的，要立即关起来。“对外，不管是哪一派、哪一统（指“军统”、“中统”）的特字号人物，都不许接近毛泽东。办事要机智，如果发现有借故捣乱的人，就是开枪打死了，也不会要你偿命。”但他们也负有另外的任务：“报告”要力求准确，“窃听”应不着痕迹，尤其要让共产党人看不出这个班是些什么人组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