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美国人同我们共产党人的任何接触都是好事。我们欢迎在这里设观察组，它有益于打败日本。”毛泽东像是对着许多人在说，“美国会发现我们比国民党更加容易合作。我们尤其希望了解华盛顿当前对共产党人的态度。它是否承认共产党是一支抗日的积极战斗力量？它是否承认共产党是争取在中国实现民主的一股有影响的力量？华盛顿将根据什么来决定它对双方内战的态度？它将怎样保证国民党不利用美援来对付共产党？”
毛泽东连珠炮似的反问，使谢伟思颇感局促，他坦率地反诘道：“你们不怕美国的民主吗？中共能与美国合作吗？”
毛泽东几乎忍不住要笑出来：“我们连侵占中国半壁河山的日本都不怕，也不会害怕美国的民主影响。与此相反，我们将欢迎这种影响！我认为，美国无须担心我们不给予合作，我们也愿意得到美国的援助。遗憾的是美国政策在有了一个良好开端之后，现在似乎摇摆起来。”
谢伟思说：“不再支持一个并没有不友好举动的政府，这在外交上是讲不过去的。公开承认一个政府，又支持它的反对党，是干涉这个政府的内政，显然是不应当的。”
毛泽东：“美国已经干涉那些驻有美军、实行美援的国家的内政了。这种干涉也可能是盲目的、间接的，然而却是不可否认的。对美国来说，向包括共产党在内的一切抗日力量提供援助，并不是干涉内政。仅仅援助国民党才是干涉内政，因为这样会使国民党继续与人民为敌。有益于中国人民切实利益的‘干涉’并不是干涉，它将受到人民大众的欢迎。”
周恩来插话问道：“史迪威将军怎样？听说蒋介石对他掌管美援非常不满，多次提出撤换？”
“是的。他与蒋介石的关系一直很僵。罗斯福不久还要派赫尔利特使来华。”谢伟思忧虑地说。
“我准备给他写一封说帖，我们要求国民政府和同盟国，给予我军应得之供应和援助，至少应获得美国《租借法案》分配给中国的军火、物资全数的二分之一。”
毛泽东接着周恩来的话讲：“我曾邀请赫尔利到延安，亲自对共产党做出估价，但没有得到答复，我对此很关心。”
“请阁下放心，我将再次向赫尔利和美国政府转达主席的热情邀请。”谢伟思又想到一个问题：“主席先生能谈谈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吗？”
毛泽东迟疑了一下，少有地谨慎起来：“苏联参加远东战争或中国战争的建设，这将完全取决于苏联的情况。苏联人在战争中已经遭受巨大的牺牲，将忙于他们自己的重建。我们并不期望苏联的帮助。再进一步说，国民党由于患有反共的恐惧病，所以它也是反苏的，因而国民党同苏联的合作是不可能的。至于我们去寻求同苏联的合作，那只会造成中国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因为中国已经是够不统一的了！”
“你的意思是苏联将反对美国人……”
“不。苏联不会反对美国人对中国的关心，如果这种关心是建设性的和民主的。”
“你们与苏联的关系如何把握呢？”
“我们首先是中国人，我们寻求友好关系，但我们不听任何人的指挥。我们要自己决定自己的事，要按中国的实际情况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的回答坦率而又富有挑战。并幽默地补了一句：“美国与中国共产党从相识到相亲，总不是一厢情愿吧？”
毛泽东的幽默感染了谢伟思，他开玩笑地提到：“美国的一些实业家可能对‘共产党’的名称有疑虑。”
毛泽东笑了：“变名称是可以的，不过人们是否知道共产党并不是可怕的？就是最保守的美国商界，也难对我们的政策提出异议！”
谢伟思对此刻骨铭心，３０年后还津津乐道：“谈话总是妙趣横生、引经据典、一针见血、出人不意，似乎不假思索就立即得出恰当而明确的结论，把谈话引入难以预料和变幻无穷的境界。他不感兴趣的问题是很少的，他博览群书，几乎无所不知。”
赫尔利被中共“救护车”接走
赫尔利于１０月１７日与中共代表林伯渠、董必武进行了第一次会谈，一开始就拿出他那雄辩者的姿态，并且微笑着，两片红红的大嘴唇裂开着露出一口白牙，夸夸其谈：“我是代表罗斯福总统来促使中国团结，决不对党派有所偏袒，分配物资也不偏重某一方。中共武装的组织和训练都好，力量强大，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种因素；蒋介石是全国公认的领袖，但他的政府不民主，他对中共的态度已变缓和，他同意我与你们会谈，也允许我必要时去延安。”
林伯渠和董必武对望了一眼，乐呵地说：“好哇，我们代表中共欢迎你去延安，对您所谈表示赞赏。”
１８日，举行第二次会谈。赫尔利热情不减云山雾罩外加手舞足蹈：“国共合作，对抗战与国家都是有利的，中共应取得合法地位，有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军事领导机构中应有中共人员参加；美军很快就要在中国海岸登陆，但国共不团结，美军要双方接洽，对军事行动有大妨碍；你们过去对国民党宽容忍耐，以国家为重，这是很值得称赞的，建议你们不用‘共产党’这个外国名称，这样可以大大地减少反感……”
两位老布尔什维克起初以为这老小子是信口雌黄，越听越糊涂，渐渐才辨出味儿来，乱草之下原是陷阱！
赫尔利仍在喋喋不休：“我将约张治中、王世杰和你们举行三方会谈，有初步结果后，再与蒋介石谈，然后去延安，求得双方合作的基础，蒋介石与毛泽东见面，发表宣言，两党便合作起来了！”赫尔利说完，两眼急眨，摊手摊脚，完全被自己讲述的“天方夜谭”打动了，陶醉了。以至林、董要告辞，赫尔利执意不让：“别走别走，今晚我请客！”
２３日再谈，赫尔利换了一副低声小嗓，处处显出神秘：“林、董二位，蒋介石于２１日交给我一份国共合作方案，我当场退回。我想我是共党，我也不会接受！”
林伯渠一愣，探问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案？”
赫尔利的声音压得更低：“因人格关系，绝对保守秘密。”
董必武捋捋胡子：“你只打个比喻吧！”
赫尔利瞅瞅窗外，将椅子挪近他俩：“他叫你们在前面打，他们在后面打，意思就是要消灭你们。我问蒋，为什么不可以并肩作战？蒋说，无适当人指挥。我说，我去！但我不是指挥，是作两军的连锁。于是，蒋只好起草新的方案……”
晚上，林、董二人给中央起草报告，犯起难来。“你说赫尔利神经正常不正常？”
“难说，真做假时假亦真，我们还是原原本本给中央汇报，请主席、恩来琢磨吧。”
毛泽东、周恩来接到林、董的报告，将赫尔利来延安谈判的问题提交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讨论。周恩来提出，对国民党仍要批评，但可留点余地，不点蒋介石的名字。毛泽东提议开欢迎会，由周恩来介绍情况。
１１月６日，赫尔利得到罗斯福肯定能再次当选美国总统的消息后，便在没有通知延安任何人的情况下，只在临行时，对杜建时说了一句：“我将从延安给蒋介石带来好消息！”便乘坐信使班机自重庆飞往延安。
在机场上，他向罗斯福总统电告：“今天，我要进入共军控制区了，希望总统相信我正在扮演一个真正的无畏的角色。”
像往常一样，盼望着家乡来信的包瑞德照例去机场，接信使班机。在机场，他意外地看见周恩来那熟悉的身影，急忙抢上一步，与周恩来握手。周恩来余光一扫，突然指着机舱门口，问道：“那个身穿考究军服、胸前一大片勋章的人是谁？”
包瑞德转脸去看，不由失声叫道：“我的上帝，他怎没打招呼就来了？”
“他是谁？”
“赫尔利少将，罗斯福总统的特使！”
“噢，是赫尔利将军？”周恩来也有些吃惊，但他很快想到下一步：“先让他待在这里，我去找毛主席。”
包瑞德调转身就去接迎赫尔利，与他开着美国式的玩笑：“将军，您除了平定谢伊族印第安人叛乱的勋章外，什么勋章都有了！”
赫尔利尖尖的灰白胡子一翘，望了一眼荒草漫漫的机场，颇为不满：“怎么什么人也没有？”
包瑞德急忙说：“将军，周恩来将军来欢迎您了！”
“他在哪里？他来欢迎我？”
“他请将军稍等片刻。”
“为什么？”
正说着，公路上腾起一股烟尘。毛泽东和周恩来乘坐着用救护车改装的大轿车来到机场，后面紧跟着一队行色匆匆的士兵。双方握手后，就地进行了一次临时的仪仗检阅。赫尔利异常兴奋，在检阅时，竟异乎寻常地表演起印第安人打仗时的呼喊，情不自禁地跳起了乔克托族的蛇舞。那粗野的吼声令毛泽东大为惊异。周恩来在一旁不得不小声提醒毛泽东：“此人就出生在美国印第安地区，又当过牛仔，所以……”
毛泽东笑了。他们乘上“救护车”离开机场，回到黄土岗下的一排窑洞。赫尔利刚在窑洞住下，就命传令兵去叫戴维斯。戴维斯一到，赫尔利就急乎乎地说：
“这是我带来的一份国共协议草案，我预想毛泽东、周恩来会在上面签字的。我从延安回到重庆，也能使蒋介石在协议书上签字。”
“你有这样大的把握？”戴维斯不信。“事情若像特使先生设想的那样简单就好了！”
“这有什么难？”赫尔利尖尖的胡子、银白的头发和不时发出的吼叫声，很容易使人想起手持长矛向风车进攻的堂·吉诃德。
毛泽东给罗斯福打“收条”
第二天上午，双方就开始会谈。会谈地点在延安南门外交际处。中共方面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美国方面有赫尔利、包瑞德。赫尔利一副四平八稳的样子，说他无意干涉中国内政，只是打算做些有助于最后打败日本人的事情，他拿出一份他起草的《为着协定的基础》的文件，开始宣读。其中有“在中国，将只有一个国民政府和一个军队，中国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地位，并将承认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等语。
赫尔利读完，毛泽东眨眨眼问：“这五条代表了什么人的思想？”
赫尔利说：“是我自己的思想。不过是我们大家制定出来的。我觉得这些条文是公正的，但它不过是提供参考的建议而已。”
包瑞德见赫尔利没有明白毛泽东的意思，提示他：“毛主席是想知道委员长本人是否同意所有被提出的观点。”
赫尔利点点头：“已经同意了。”
毛泽东和周恩来交换了一下眼色，将信将疑。
当日下午再议。毛泽东一路思索着，反复斟酌着各种想法，一坐下便说：“中国必须有一个由国民党、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组成的联合政府，为此应改组现政府，推迟这一改组，将引起国民党政府的崩溃，但委员长却正在阻止这一改组。”
“有那么厉害？”赫尔利摇头，并不停地用手帕擦脸。
“正是。”毛泽东请赫尔利抽烟，自己也点着一支。“国民政府的军队已经没有作战能力了，因为它的１９５万军队有７７９万被用于监视共产党，其所剩部队在近来的豫湘桂战役中落荒而逃；其次，蒋介石的士兵饥寒交迫，许多人体弱多病，以致不能作短途行军。但我们的军队全部投入了对日作战，士兵吃得好，穿得暖，身体健康，因此应改造的正是国民党的部队。”
赫尔利的话变得很不中听：“毛先生，我听你的话，像听中国的敌人的声音！”
毛泽东将抽到一半的香烟一下掐灭，不客气地反驳了一句：“赫尔利将军，我刚才讲的这些话，罗斯福总统、宋子文都曾讲过，难道他们都是中国人民的敌人？！”
“那我可能听错了，是，是中国人民的朋友……”赫尔利胳膊肘支在桌子上，脸涨得通红。“国民政府内部确实存在某些贪污腐化的事实，你毛泽东是真诚希望争取中国内部和平、继续有效打击日本的。不过委员长也是同意在军委会中给中共一个席位。”
毛泽东反应冷淡：“此举毫无意义。”
“不不，这样至少能够让共产党人的一条腿迈进大门！”
“如果一个人双手被缚，即使他的一条腿迈进大门也无济于事。”
赫尔利已经感到，毛泽东决不是一个容易“套”住的对手。好像旅途的疲惫这会儿才浮现，他建议：“明天下午再谈吧！”
苏联人对美国与中共的交谈十分关心，同时又感到不安，疑虑重重。毛泽东已经意识到这点，他从交际处回到家，还没进办公室就打电话要俄文翻译师哲和苏联人孙平到他的住处来。他俩一到，毛泽东就把他同赫尔利的谈话的主要内容告诉了孙平。
毛泽东介绍说，在交谈中，赫尔利非常粗鲁而蛮横地说，中共必须同蒋介石国民党合作，绝不要再打内战。如果打起内战来，中共必不能打赢，对中共没有什么好处。如果中共答应不打内战，那么美国的武器就可源源而来。中国既可恢复经济建设，人民也可安定生活，中美关系自然也会更加亲善起来。如果你们打起内战来，那么美国人就不能原谅你们。他们就会纷纷议论、批评、责难，甚至骂人，难道你们不害怕这种不利于你们的舆论压力？！
接着，毛泽东特别学了一段他严辞反驳赫尔利的话：你们美国人吃饱了面包，喝足了牛奶，睡够了觉，无事可做，天天想骂人，那是你们自己的事；飞机、大炮、坦克、军舰也是你们自己的。我们有的是小米子加步枪，两条腿，两只手，我们自己会处理好我们的事情，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从来就不想打内战。
毛泽东说着，略重的湖南口音抑扬顿挫，音阶又高，好像铁锅里炒蚕豆。他显得异常兴奋，有时手舞足蹈，格格地笑得很开心。
孙平回到住处，立即将消息发往莫斯科。
第三天下午，赫尔利提出毛泽东应立即去重庆同蒋介石见面。“我以美国的国格来担保毛主席及其随员，在会见后安全回到延安。不管毛主席、朱总司令或周副主席，无论哪一位到重庆去，都将成为我的上宾，由我们供给运输，并住在我的房子里。”他请毛泽东在协定书上签字，他自己也签字，并给蒋介石留出签字的空白。
毛泽东说：“我们决定派周恩来和你同去重庆，因为估计对于许多细节，蒋先生会有意见。”
赫尔利也承认：“毛主席，你当然理解，虽然我认为这些条款是合情合理的，但我不敢保证委员长会接受它。”他突然想什么事，向毛泽东一伸手：“您说要对我的此次来访，给罗斯福总统致函……”
毛泽东笑了，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我不会忘，我要给罗斯福总统打收条的。”
毛泽东的所谓“收条”，是要为赫尔利的来访向罗斯福致意。赫尔利知道信的内容后，也是满心欢喜。这也是中共最高领袖向美国总统发出的第一封信：
罗斯福总统阁下：
我很荣幸地接待你的代表赫尔利将军。在三天之内，我们融洽地商讨一切有关团结全中国人民和一切军事力量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的大计。为此，我提出了一个协定。
这一协定的精神和方向，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八年来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所追求的目的之所在。我们一向愿意和蒋主席取得用以促进中国人民福利的协定。今一旦得赫尔利将军之助，使我们有实现此目的之希望，我非常高兴地感谢你的代表的卓越才能和对于中国人民的同情。
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已一致通过这一协定的全文，并准备全力支持这一协定而使其实现。我党中央委员会授权我签字于这一协定之上，并得到赫尔利将军的见证。
我现托赫尔利将军以我党、我军及中国人民的名义将此协定转达于你。总统阁下，我还要感谢你为着团结中国以便击败日本并使统一的民主的中国成为可能而作的巨大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