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两人同车前往。蒋看了觉得还合心意，就说：“多盖几栋小房子，可以请老先生们来住。”此处林木葱郁，曲径通幽。蒋介石一时兴起，叫人搬出熟食菜点，吃起野餐来了。可是过了几天，张治中忽然接到一张手条：“老鹰岩房子，不盖可也。”但工程已经动土，他找何应钦商量，还是把它盖好了。蒋也并未说什么，不过为着敬老尊贤，以后让给林森主席住了。
蒋对张治中越来越放心，放手让他去处理一切事务。关于军事方面的人事问题，按惯例，凡是团长以上、特种兵在营长以上的任免，必须经委员长核准。张治中做主，和何应钦商量决定，凡是由铨叙厅报上来的，他只把少将以上的呈上候批，其他的，都由张批上“奉谕照准”，再签上自己的名字。这种处置，对蒋的职权也顾到，同时又减轻了蒋的负担。还有一次出去，有四个人坐一辆军用三轮车，内有一人是着便服的，被蒋看见，他当即命令：“把那个人抓来！”侍从副官奉命去办了，回来报告经过，蒋当即批示：将那个搭三轮车的人枪毙！副官看了，吓了一跳：为这点小事至于枪毙吗？他急着来找张治中。张治中看了批示，说：“我负责任，把这张批示交给我吧。”张就在原批示后面又写了一行字：此人有无死罪，应交军法执行总监部依法审讯。同时，张治中电告军法总监：“这不过是委员长认为一辆三轮车不能坐四个人，搭车的又是老百姓，一时动了气，并非了不得的事，顶多问问，关几天也就够了。有什么事我负责任。”到第三天，宋美龄忽然请张治中去，一见就问：“文白兄，听说委员长要枪毙一个人，这个人是遗族学校的学生，并没有犯罪呀！你想想办法，好吧？”张治中笑着把办理经过说给她听，宋美龄也满意地笑了。
张治中胆子也是越来越大。在一次军事汇报会上，张治中痛切地指陈各方面的高级干部思想保守，惮于改革，不求进步，充满了畏难苟安的习气，毫无创造进取的精神，一天天腐败下去，认为如此下去，前途不堪设想。言辞激烈、尖刻，举座为之瞠目。蒋介石也认为他说得过分了，皱着眉头赌起气来：“大家都这样，我有什么办法？我只有一个人，决心累死算了！”
会后，何应钦对张治中说：“文白先生，你何必说这样多？”
张治中没有何应钦那样的涵养，仍是直来直去：“我实在忍不住了，不能不说。”
陈诚——“陈腔滥调”，“诚者斯言”
在侍从室，张治中和外面的将领接触最多的，要数陈诚了。
在黄埔时代，他俩并没有什么交谊。以后陈诚多在外带兵，张治中办校，会晤的时间也不多。“八一三”那次战役，外面有一种流言，说两人之间意见重重，隔阂很深。又有人说，陈诚在大本营里，对张治中作战方面多有指谪和批评。这些张治中并没在意。但在张治中到湖南以后，尤其是长沙大火，陈诚正住在长沙，以为张瞒了他，曾打电报给蒋，表示消极。
张治中到侍从室以后，几次战役，他在陪都，陈诚在前线，两人常常打长途电话，一打就是几十分钟，有一次打到７０分钟，拿电话筒的手都酸了。一来二去，两人打熟了，互相有了认识。两人在忠“君”尽职上颇为一致，自然而然滋长了感情，渐能说些内心话了。陈诚从恩施给张来了一封长信，内有一段勾起张的无比同情：弟自问一无所长，惟于主义与领袖，窃慕古人所谓忠义耿耿、公诚自矢之义，不避嫌怨，不计毁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因此开罪各方，负咎多矣！独吾兄能不见责，反以此相勉，真令人衷心感激也！关于个人行止，屡蒙关注逾恒，推许之厚，尤为铭感……
这是因为张治中曾屡次向蒋进言，主张陈诚仍回中枢担负重要任务。陈诚在信中接着感慨道：……然就过去弟在中央服务之教训而言，不仅对此深有感慨，亦且极为恐惧。近接渝中友人来函，有云：“夫以中央机构之多，人言之杂，私人利害之丛脞，一议之兴，众口阻之，一事方举，多方挠之。益以萎靡之人心，模棱之态度，善良者无辅，强梁者得逞，贤者势孤，不肖者比周，积习已深，来头甚大，非一朝一夕一手一足所能挽救。”真所谓慨乎其言之！总之，以今日一般人对于主义认识之不足，遵奉之不诚，实行之不利，正如吾兄所云“观念未能尽同，步趋亦不一致”，殆为必然之结果。吾兄又云：“兼之领袖之宽大，总长之持重，以致有应做之事不能做，应解决之问题不能解决。”诚为经验之谈。本来宽大持重，均为吾国吾党一贯之盛德，且亦自有其苦衷，在吾人非不知之；但今日全国人心所仰望于领袖与总长者，已不止于此，而为更进一步的必要之措置，换言之，即更须“于宽大中求核实”，“于安定中求改进”，方能收取循名核实计日程功之效……
陈诚常把张治中的来信给别的朋友看，说他真够朋友。两人见面时，陈诚还开玩笑地说：“大家都认为你骂我，我看骂得很公道！”
不过，他们私人感情虽好，甚而主张内部改革的意见也很接近，但在对中共问题上，却始终无法一致。张治中一贯主张联共主和；陈诚则一贯地反共主战。
主政湖北的陈诚，提出有名的“三大公开”，即人事公开、经济公开、意见公开。
这话原是黄埔军校时邓演达说的，后来国民革命军师长严重将此话付诸现实。陈诚是邓、严的属下，深受熏陶。严重看重陈诚的才能，在当年的日记中就写过：“营长陈诚来谒，畅谈两小时，将来救中国必此人也。”陈诚遵循“三大公开”，标榜廉洁政府，先后枪毙了几名贪污犯。这在国民党贪污成风、官官相护的情况下，不能不使人有“石破天惊”之感。他谈及官吏贪污，往往怒目横眉，颇有必欲除之而后快之慨。他公开揭露过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的女儿胡木兰早年在广州包揽市区粪便大发其财的臭史；也公开骂过孔祥熙。第六十一师师长钟松因其部队在淞沪抗战时伤亡惨重，抚恤数量大，曾下了一道手令，命令每连空缺五名。国民党军队内吃空缺是常见的事。这件事传到陈诚耳朵里，他不顾钟松是他同学又是同乡的私情，将钟松关押入监，自此钟与陈势成水火。
陈诚致力于省政，每天都要忙到夜１２点以后才就寝。第二天早晨，５点钟就起床，很快赶到办公室，长此以往，侍从人员有些吃不消，但又不敢明言，后来他慢慢发现了，就说：“你们青年人早上可以多睡一会，不能和我比，只要不睡得太晚就行，６点半可以吧？”中午午睡，他只在藤椅上闭眼十几分钟，很少超过半个小时。他既不抽烟，也不下棋，唯一爱好的是在晚上临睡前，临摹岳父遗留的柳公权的字帖，注意修心养性。他对部署的意见一般也能接受。如他爱作长篇讲话，往往让大家在灼热的太阳下站上一两个小时。有人利用他的名和字，作了个幽默的对联：
上联为“陈腔滥调”，下联为“诚者斯言”，横批为“辞不多修”。陈诚知道后，并未生气，只是说：“很好，以后我少说两句就是了。”
同时，他对反共一直抓得很紧。他在湖北搞白色恐怖，抓共产党的嫌疑犯，搞“感化教育”。有一次竟把第十救济区的一个话剧队十几个进步青年一网打尽，连带有婴儿的母亲也被抓进牢里。
他与叶挺来往频繁，很想把叶挺拉进他的反共营垒。
叶挺系保定军校六期毕业，一度留校工作，当过陈诚的区队长。大革命时期，二人又共过事，陈诚对叶挺深为敬重。叶挺自１９２７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分裂后，一直蛰居国外及香港，抗日救国是他从“九一八”以来梦寐以求的愿望。抗战开始，他报国情殷，即与陈诚取得联系。陈诚欢迎叶挺速来武汉，共商抗战大计。叶挺到达武汉，陈诚竭诚款待。最初，陈诚建议叶出任国民革命政府职务，叶一时未决。后经周恩来多方考虑，建议为了国共两党更精诚密切地合作，应该将十年内战时期遗留下来的问题加以解决，这就是１９３４年１０月红军长征后，南方湘、赣、粤、浙、闽、鄂、豫、皖八省和其他地带的红军游击部队集中改编为抗日武装之事。在国民党政府的地方官吏看来，红军游击队的存在，是他们的心腹之患。蒋介石起先想委派自己的人去改编这支队伍，但又估计共产党不会同意。听陈诚说叶挺愿意出面，蒋介石认为叶是非党人士，在国内有威望，正好可以利用他来收编游击队。于是，在没有征得中共中央正式同意的情况下，就宣布“由委员长核定”，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中共中央得知此事后，由于对叶挺的政治态度和立场还不十分清楚，对叶当军长一事一时难以定笃。叶挺也希望得到中共中央的同意，如果不赞成，他仍可辞职。洛甫、毛泽东表示：叶挺是否愿意恢复党籍或完全接受党的领导，而不受国民党的干涉，并是否愿意来延安及八路军总部接洽一次？叶挺对此完全接受党的领导，并愿到延安当面汇报。
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２１日，蒋介石在南京会见了叶挺及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蒋介石说：“南方游击队不能照八路军的办法办，延安提出的干部名单我不能同意。八路军拒绝点验，南方游击队必须派人点验，按枪支的多少决定编制，不能由共产党委任师长、旅长。”
叶挺力争：“现在大敌当前，先改编部队开赴前方作战要紧，其他人事问题容易解决。”
蒋介石不依：“这不行！这些游击队能不能开到前线打日本还是个问题，我估计他们是不会调开的。”
叶挺仍想说服蒋介石：“把游击队改编起来可以增加抗日力量，对安定后方也有好处。”
蒋介石反而火了起来：“如果再敢扰乱后方便是破坏抗战，我要剿的！你们决不能留在后方。”
叶挺碰了钉子，又向蒋介石要求拨给新四军军费，蒋介石没有应允。叶挺站了起来，愤怒地说：“我当不了这个军长，请予辞职！”
蒋介石这才说，具体事可找陈诚商量。看来，皖南事变的根子早已埋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