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书记处１２日复电：贺、顾所改各点太不成话，其企图在于欲使我党放弃独立性，而变成资产阶级政党之附属品。关于此点，我们必须坚持自己立场，绝对不能迁就……
当晚，周恩来约见张冲。像往常一样，他虽然一肚子火，但讲起来特别是当着他还信赖的朋友讲起来时，仍然很克制：“由于贺衷寒横生枝节，一切都有根本动摇的可能。我希望你以原提条文电告蒋先生，否则，只有请你回南京见蒋说明此间的事。”
张冲低锁眉宇：“此等反复，太不够格。”
周恩来坐下来，看到张冲一副着急的样子，反而安慰他：“我只是说明我党不承认贺案，对于两党团结救国，拥护蒋委员长的根本方针并没因贺案而有所动摇。”
他略带几分讽刺地说：“偌大两个党，又经过这么多曲折才坐下来，岂能因贺衷寒一纸空文给搅散了！历史会原谅我们稍稍耽误了会儿。”
一个月来，张冲与周恩来朝夕相处，频繁接触，对周恩来的敬佩又多了几分。
这一番话，使他颇受感染。他提议：“我一个是无能为力的，我们五个人是不是再坐下来谈谈？”
周恩来很坚定：“我看西安没什么可谈的，我只有见蒋再说了。”
蒋介石打出康泽这张牌
３月下旬，周恩来飞抵杭州，准备同蒋介石直接会谈。会谈前一天，周恩来在上海通过宋美龄将中共中央书记处的１５条意见先交给了蒋介石。
３月的杭州已洋溢着早春的气息，在冷冷的感触中已经有几分暖意。春风湖上，艳李妖桃，花云如织。蒋介石下榻的楼房面临西湖，又有一园的竹子，看着湖光山色，宛若仙境。他在西安事变中跌伤的腰已能挺直，他脱去了钢架背心，顿觉轻松。
周恩来进来时，他起身迎到门口。
周恩来观察着蒋介石，注意到对方的心情变化。问候之后，谈道：“中共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才谋求同蒋先生和国民党合作，因此，那些‘改编’、‘投诚’等用语则难以接受。”
蒋介石嘴角挂着令人难以捉摸的微笑，表情也是不阴不阳，神秘莫测：“我承认中共有民族意识，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几个月的和平运动影响很好。由于国共分家，致使十年来革命失败，军阀割据，帝国主义入侵，我们都应反省过去的错误。”
“中共反对各省的倒蒋分裂活动，但南京方面应该给以机会，提高他们对抗日民主的认识，以便实现和平统一。”
蒋介石摇摇手：“不必谈与国民党合作，这只是我与你们之间的事。希望中共这次改变政策后，与我永久合作；即使我死后，也不要分裂，免得因内乱而造成英、日联合瓜分中国，因此，要商量一个永久合作的办法。”
周恩来不失时机地提出：“共同纲领是保证合作到底的一个最好办法。”
蒋介石立刻说：“那就赶快回延安去，商量合作与纲领问题。”
周恩来问：“有什么具体办法吗？”
“没有。”蒋介石很快显出疲劳神态，“你们中共先商量。”
周恩来就势将中共的几点合理的具体要求陈述：一、陕甘宁边区须成立整个行政区，不能分割；二、红军改编后须达四万余人；三、三个师以上必须设总部；四、副佐政训人员不能派遣；五、红军学校必须办完本期；六、红军防地要增加……
蒋介石已经显出不耐烦，但极力忍着：“这些都是小节，容易解决。中共在几个月后可以参加国民大会、国防会议；行政区可以是整个的，但须由中共推荐一个南京方面的人来做正的，副的以下均归中共，并由中共自己干，我不来干涉；军队人数嘛，我不同你争，总的司令部可以设，我只同你们联络；粮食接济定额设法解决；即使永久合作的办法尚未肯定，我也决不再打。”
蒋介石意外地爽快，反而使周恩来多了一份戒心。从对蒋介石多年的了解中，他知道蒋介石能把野心雄图和诡谲狡诈两两结合，他可以是头狮子，又是一匹狐狸；可以是鹰，也可以是蛇。现在，蒋的意图已经渐渐显露，他要的是承认他为唯一领袖，其余的自然可以放宽一些。
在西湖谈判中，张冲鞍前马后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周恩来为了表达对张冲的真诚谢意，特请潘汉年为他俩照了一张合影。
３月３０日，周恩来携带同蒋介石联络所用的密码飞抵西安，４月初，返回延安。
在西安，另一个重要人物康泽正在四处活动。他拜会了宋希濂、关麟征、李默庵，又来到贺衷寒处。他们喝着酒，各为各的心思徘徊叹息。一个叹明星高照，可望不可及；一个说万事缠身，终日不得闲……
康泽突然压低声音说：“老头子打电报叫我速去庐山，让我也参加即将与共党的再度会谈，叫我这个一直跑外的人去是何意图？”
贺衷寒往椅背上一靠，摆出一副无所不知的样子：“这还不清楚？你是领袖手中的一张王牌，现在用得着你搞的那一套了。”
“不懂。”在黄埔老大哥面前，康泽无比谦恭。
受到鼓励的贺衷寒摇起椅子：“他让你扮演一个不左不右的中间派，然后把你打进共军里去，特别是跟周恩来那样的人物接触，摸清他们的底牌，要不怎么叫别动队？”
康泽脸上荡起一种备受重用时才有的微笑。
５月间，康泽到达庐山牯岭。去见蒋介石的时候，他遇到坐到会客室里的张冲。
两人寒暄之时，蒋介石出来了。他把两份文件交给康泽：一份是中国共产党的宣言稿；一份是中共军队改编后的若干问题。蒋介石指着第一个文件说：“这个宣言稿，我交给邵力子先生看过，他说没有什么意见。你拿去研究一下，看有什么意见没有？”蒋介石又指着第二份文件说：“这些问题，都谈了一下，有的可以；我拿红蓝铅笔打了问号的，还有点问题，你拿去一道研究一下。”
康泽小心地收好文件。
蒋介石盯着康泽：“你以后就参加国共谈判。现在周恩来他们已经到南京来了，你和立夫先生、张淮南一道去和他们谈。”
康泽和张冲告辞出来，一路闲谈。张冲说：“这个谈判，我和立夫先生一道参加很久了，我把这经过和你谈谈。”
康泽说那很好。
于是，他们一路走一边谈。主要是张冲介绍情况：“我跟立夫先生从去年起就参加了谈判。我去年不曾亲自去陕北，与中共负责人洽谈，共产党要保留他们的军队，老头子原只答应改编三个团，以后增加到六个团，九个团，现在已经说定了，编十二个团，六个旅，即三个师。立夫先生还秘密地到莫斯科去过一次。”张冲最后说，谈判事情多半是陈立夫负责接头的，他知道得最清楚，我们一道去南京和他谈谈吧。
康泽说他还要去汉口一趟，然后转回南京。一天半之后，康泽如约来到南京，找到陈立夫府上，张冲已在座。康泽拿出文件，陈立夫逐条解释说：“一、关于边区辖境问题，委员长说过，多划一两县、少划一两县没有多大关系；二、关于边区隶属问题，不给它隶属于行政院，要它隶属于陕西省政府，不然，他们就要直接找行政院的麻烦；三、关于边区主任的人选问题，他们要求于右任、张继和宋子文三人中择一任命。”
对第三个问题陈立夫没有表态，马上转到第四个问题：“释放政治犯的问题，要他们开出名单来，等他们开来之后，我们借口向全国调查，可以任意拖延时间。”
康泽附和：“对，用这个办法难共产党一下。”
第五个问题，是办报。陈立夫坚决地说：“这不能准他们。”
临分手时，他们三人约定：以后在和周恩来谈判以前，我们三人先见见面，把预备谈的问题，先商量好对策。
蒋介石从牯岭回到南京后，叫康泽来见，并在康泽修改过的文件上批了一个大大的“可”字。
康泽出门的时候，又遇上张冲。张冲邀他：“我们一道到姚副主任家去一趟吧。”
姚琮，是军委会办公厅副主任。没有想到，他们踏进客厅时，中共方面的重要人物周恩来、朱德和叶剑英都住在姚家。康泽顿时显出不自然，一般不说话，周恩来问他时，他回答得总是简而又简，笑也笑得很勉强。吃完午饭便悻悻而去。
第二天，康泽又被蒋介石召去。蒋介石布置：“你去准备一批副职人员，从副师长到副连长；还有行政人员，从行政专员到县长、区长，将来派到陕北去。”
康泽立即从南京赶到星子海会寺，在“特训班”和“别动队”里挑选了所需要的一批人员。选定之后，恰好蒋介石又到牯岭，他就领着一批人去见蒋介石。蒋介石心思不在这上面，只简单地勉励了几句，便打发他们走了。从蒋介石的只言片语中，康泽已掌握了蒋介石的腹案：中共改编后三个师之上不设指挥机关，只设一个政治部来统辖，准备要周恩来来任这个政治部的主任，康泽任副主任。
康泽问：“毛泽东、朱德怎么安置？”
蒋介石伏案批阅卷宗，头也没抬地说：“要他们出国到苏联去。”
庐山谈判陷入僵局
６月４日，张冲陪同周恩来到达九江。庐山北麓的莲花洞前，已经备好几乘轿子。张冲指了指轿门，请周恩来入轿。周恩来摆摆手：“用不着。我们步行上山吧，顺便还可游山逛景。”
轿夫们为难地互相看了看，握住轿竿不知所措。周恩来回头笑笑：“你们就跟着走，脚钱我会照付的。”
周恩来、张冲在前面走，轿夫们抬着空轿跟在后面。在好汉坡，张冲擦着额上的汗珠说：“你的体力比委员长好多了。”
“他年纪比我大嘛。”周恩来也走出了汗，他脱掉中山服外套，架在左胳膊上。
那年周恩来离４０少一岁；蒋介石比５０多一岁。
周恩来被安排在牯岭镇河东路９４号仙岩饭店。这个住处在南昌起义前，李立三、邓中夏、张太雷与苏联顾问鲍罗廷等人都住过。周恩来在各个房间走动了一遭，想起十年前的八一南昌起义，心里不免百感交集。张冲从蒋介石那里回来，告诉周恩来，蒋委员长要接待来庐山的许多要员，要他稍等几天。周恩来对蒋的怠慢，只在齿间咬了咬，没有多说。
８日晚上，周恩来由张冲和戴笠陪同，来到蒋介石下榻的１２号别墅。有了“西安事变”的“教训”，蒋介石这次特意把戴笠带来，对庐山周围的三万居民作了调查，凡有嫌疑者一律请其下山。康泽的别动队集结待命，每日出操的号声脚步声相闻，一派草木皆兵之势。
蒋介石穿着灰色长袍，面带微笑，站在石阶上迎候周恩来。宋美龄和宋子文也站在路边，笑脸相迎，把周恩来请进楼下的会客厅。稍事寒暄，蒋介石先问起中共对时局的估计。
周恩来扼要地说明：“自‘九一八事变’以后，民族危机严重。帝国主义现在进入特种萧条，为了缓和国内矛盾，正在逐步重新瓜分世界。中国首当其冲。日本的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反抗的怒潮，所以蒋委员长在西安能够表示赞成团结抗日，就能取得全国的谅解，才能很快返回南京，绝不是别的什么原因。”
蒋介石不愿重提西安事变，哼哼几声又问：“你们认为日本会动手吗？”
周恩来回答：“具体日期很难预料，但从历年来国际侵略势力的逐步进展来看，是步步逼近了。估计日本的大规模进攻已迫在眉睫。所以许多政治问题，应该尽快解决。”
“我提过，”蒋介石在内心里控制着谈判的进程，不想过早接触实际问题，但对周恩来答中有问不能回避，“开放言论，释放政治犯，毛先生不至于认为我没有诚意吧？”
“委员长的态度有大的进步，但是半年内还是发生不少事件，影响不好。”
“我这半年在老家养伤，好些事情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大好的事呢？”
“委员长或许不清楚。希望以后不要发生不利团结抗日的事就好了。”周恩来列举了几件事。
蒋介石唉声叹气：“哎，有些事情很难说，我受了伤以后检点不周到，不过张学良……不久以后就回去了，不必担心。杨虎城自己要求出国，别无他意。
他是我党的老同志了，会照顾他的。北平陶希圣、杨立奎还打人？很不对！我一点都不知道。王以哲是个理想的抗日先锋，可惜！双方打起仗来，难免发生误会……”
第一天的会谈成了空谈，没有任何结果。周恩来心里烦躁，不爱多说话。上庐山之前，他就接到洛甫、博古、毛泽东的来电，要他力争办到，边区政府九人名单能通过；红军要设个总司令部，总司令是朱德；副总司令是彭德怀；至少保证有四个师，一师师长林彪，二师师长贺龙，三师师长徐向前，四师师长刘伯承；政治部制度照旧，增加红军防地……
这些问题都很棘手。他已从交谈中发现蒋介石大有食言的可能，完全不像杭州会谈那样随和了。要蒋接受比杭州会谈更高的条件，实在是难上加难。他浓黑的眉毛轻轻挑了几下，默默无语地站在窗前，窗外细密的雾如雨丝一般，遮蔽了整个山头。什么鸟在树林里高一声低一声地啁啾……
房门被轻轻推开，蒋介石的侍卫送来一篮水蜜桃，说是从蒋的家乡空运来的，请周先生品尝。周恩来让卫士把桃子分给其他人，自己仍坐着沉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