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要打“苏联牌”，斯大林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王明在私下里散布：毛泽东是精通孔孟之道的人，他只能用孔孟的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法去治国办事。毛泽东只能成为苏维埃运动的人物，他的马列主义理论不够，不能成为党的领袖。言下之意只有他才是党的领袖。
蒋介石密友张群突然对日强硬
从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９日的学生运动，到全国抗日呼声的高涨，连国民党内元老及黄埔、ＣＣ系中的许多人也都要求抗战，或至少“剿共”、抗战并重。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表示：对日容忍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欲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如果用尽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这个侵害……我们一定做最后之牺牲。蒋介石在会下也放出话来：共产党可以取得合法地位，但红军必须消灭（即党可存在、武装不能有）；与此同时，他让陈立夫（ＣＣ系）、邓文仪（黄埔系）四下活动，秘密接洽共产党……
当蒋介石接替被刺伤的汪精卫担任行政院长后，马上任命最能领会他精神的张群为外交部长。
张群与蒋介石早在保定军校和日本留学时就情同手足。这些年来，张又一直在蒋的身边。如今，既要改变以往一味退让的屈辱姿态，又不马上一刀两断，这个精妙的外交火候，蒋介石确信：只有张郎可为。
张群在“威”与“屈”的掌握上，自少就经历了一番磨炼。
保定军校招生时，他父亲给了他６０块银元。到了北京会试时，张群遇上一个难题。原来清政府规定，凡是会试录取的学生，必须由北洋武备各学堂督理段祺瑞召见；而在召见时，必须先行请安礼。请安礼须屈膝下跪，以示恭敬。监考官在事前就将此事叮嘱会试的学生。张群就觉得屈膝下跪有失自己的尊严，因而坚决反对。
他对监考官说，假如非要行这种请安礼，那我宁愿弃考回乡。张群的监护人急了：
“这怎么可以呢？而且你若弃考，那连你回乡的旅费都没有，你还是将就一点吧！”
张群心想，反正现在还不知道能否录取，暂且答应了再说。考试那天，张群一看课目有国文、数学和理化三科，心想我只要两课交个白卷，说什么也不会录取我。
就在国文题上信笔发挥一通。也怪了，这一通宏论反而使他榜上有名，眼看就要被段祺瑞召见。张群又找监护人说决不请安。监护人一半劝，一半逼，把张群推向殿堂。段祺瑞驾到，被录取的学生一个个被点名前去拜见段大人。轮到张群时，监护人手里直出汗，他知道张群有时脾气很倔。果然，张群被呼到名字时，只向前走了几步，点了点头，没有屈膝，更没有下跪，连鞠躬都没有。左右的人连喊两声：
“请安，请安！”张群马上回答：“我从来没有请过安，不知怎么做。”
看到张群如此胆大无礼，周围的人都极度紧张。段祺瑞瞪大眼，喘了几声粗气，食指弹了弹，让张群过去了。事后，张群很得意，跟人说：“我想那时当政的旗人已非常担心汉人的反抗，遇到我这样的血气方刚的青年，与其将我除名，不如把我收到军校加以训练。所以我能进保定军校，也许是因为我的倔强反抗才得到。”后来清政府计划送一批青年赴日留学，军校怕他在校惹事，借机让他出国去留学。
张群两次得益于“倔强”。
在１９３６年的对日外交中，他再一次“倔强”起来。
这种“倔强”，有他秉性的基础，更有当时形势的逼迫。几年来他的“亲日”
名声在外，其时的“亲日”已经和“卖国”一样臭不可闻，而卖国的下场已有前车可鉴：汪精卫和唐有壬相继被刺，自己也被“锄奸团”列入暗杀名单……他不能不换一副面孔。
１月２１日，广田在东京重申“三原则”，还说中国政府“对以上三原则表示了赞成的意思，到了最近更进一步提议，根据以上“三原则”举行日华亲善提携的谈判”。张群闻言色变，立即命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言人于次日严正宣布：
“广田外相演说中国业已同意，殊非事实。”
随后，有吉明被日本方面调回国去，改派有田八郎为驻华大使，与中国续谈中日关系。这次会谈没用翻译，没有第三者，是以直接交谈的方式进行的。两人都对谈话内容极端保密。有田八郎又是那一套，要中国首先承认“三原则”。张群当时给他一个下马威：“调整中日邦交的最正当办法，就是从东北问题谈起，第一步至少有限度，即先行设法消除妨碍冀、察、内蒙行政完整之状态。”
有田愣着，不眨眼，他疑惑张群为何一反常态，而且根本没有商量余地。会谈自然没有任何进展。
会后，《朝日》上海分社社长白川威海和南京分社社长宫崎世龙，马上采访张群。张群还是不冷不热，一问一答：
问：关于中日关系进行具体调整时，是召开像南京会议那样的会议，一举解决好呢，还是通过普通的外交交涉好呢？
答：即使召开会议，事前的磋商，做好准备工作，也是必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与有田大使的会谈确实令人高兴。互相坦率地、毫无顾忌地谈出各自的看法，非常好。今后也应以这种态度进行讨论，如果需要开会就开。总之，中日关系的调整，不是必须开会或绝对不能开会的问题。
问：学生运动以及民众普遍的反日情绪，看来比记者在日本时想象的要激烈得多。在这种形势下着手调整日中关系，不是白费力吗？是否等时机更为成熟时为好呢？
答：我不同意这种意见。如果中日两国互相以诚意调整国交，相信不仅会使学生，也会使民心安定下来。如今抗日风潮发展到这种地步，即使国民政府进行镇压，也很难奏效。这种情况，在任何国家都是一样的。因此，一方面努力在对排日运动进行强压的同时，如能在中日两国间进行有诚意的交涉，会有平息抗日风潮效果的。
问：如果以南京为对象进行国交调整谈判，不是会益发刺激已决议反对日本“三原则”的西南派的感情吗？
答：那要看日本方面的态度如何。如果日本总是欺侮中国，那么不仅西南派，全中国国民，即使推翻南京政府，也要反对的吧！如果日本真正成为安定东亚的势力，就应以光明磊落的态度，尊重中国的主权，遵守不干涉内政的主张。以广田首相的所谓不威胁、不侵略的外交政策对待中国，中国的人心也会平静，各种问题也一定能够解决。
问：贵国常说希望日中国交在和平平等的立场上进行，这种平等是什么意思？
答：去年底的五全大会上，蒋委员长也主张这一平等的外交原则。我想进行中日外交方面的商谈时，必须按此精神。比如，始终以武力使人屈服的态度，是与平等相反的。说不定日本的真意不是这样。直至今日，中国国民从日本对中国的外交中，得到这种印象，也是事实。
问：关于华北问题，日本始终尊重中国的主权，负责当局不是经常这样说吗？
答：对此，如果是王阳明的言行一致就好了。
蒋介石仰望着日耳曼人的天空
与日俱增的焦虑，使蒋介石集团与德国方面开始了多次交涉。
１１月７日，张群在召见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时，特意问道：“贵国是否已和别国政府就建立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共同战线而达协定？”
在中国人的眼中，陶德曼的长相与希特勒没什么两样，尤其是那一边倒的头发，凶恶的眼神，和希特勒式的小胡子。他坐得笔挺，只是脚喜欢抖动。对张群的问话，他十分肯定地摇头吐气，只是从另一个角度答道：“德国认识到，目前布尔什维主义的危险特别严重，为了免受其害，德国已经同意大利达成反共谅解，现在正在设法与别国政府达成相同的谅解。”
陶德曼从张群那里出来，一路上捏着烟斗抽得嘴发苦，费神地想：到底要不要把真实消息告诉中国？他只有请示国内。三天后，德国外交部电示陶德曼：目前不能把与日本的谈判告知中国政府。一旦有了结果，将尽快电告您如何通知中方。
蒋介石还是不愿看到德日“拉起手”，就派财神孔祥熙出面，再做最后的努力。
他没找陶德曼，而是秘密会见在华的德国大军火商汉斯·克兰。克兰在当时虽没有任何官衔，却是“无冕之王”。他与国防部长布隆堡、经济部长沙赫特等德国高层人物关系非同一般。孔祥熙希望通过克兰直接向德国政府的决策者，传递中方的极大忧虑。孔祥熙熟悉财道，对政治也不陌生，最善于以经营之道解释政治利益。他试图使德国人相信：“日本政府试图统治整个中华帝国亦即亚洲，从而对欧洲造成威胁。日本是一个工业国，需要广大的原料产地和工业品市场。因此，日本总有一天会成为德国最强大的竞争对手。”
克兰优雅地喝着茶，像欣赏一件古董似的欣赏着穿着长袍，抖着袖子的孔祥熙。
孔祥熙很着急，不时掀一下长袍的下摆：“我们感到费解的是：在反共方面，德国为什么从各国之中选择日本与之结盟？日本是我们最大的敌人。为了阻碍中国的发展，日本在中国各省制造动乱。而中国却已经进行了五年的反共流血作战，在此过程中做出了数百万人的牺牲。”他想将商贸中的“货比三家”的法则运用到国际关系中去，可德国在中日之间的权衡，更看中“弱肉强食”的陈规。
孔祥熙最后的话不啻是一种威胁：“如果德国确实已同日本结盟，那么德国将因此而四处树敌。中国希望以各种方式与德国合作，并能在各个方面襄助德国；但也将因德日结盟而被迫同德国疏远。”
德国看不起中国这个“富足的穷人”。
焦虑不安的蒋介石只有自己亲自出马，在德日正式签约的当天（１１月２５日），通过克兰，给德国防部长布隆堡急电：“绝密。请以我的名义询问布隆堡元帅，德国防部对德日协定持何态度，并请他给我明确答复。”
第二天，布隆堡就发回复电，安慰蒋介石：“德日协定仅涉及合作对付共产国际在世界上的颠覆活动，该协定并不针对他国，绝不影响中德之间的友好关系。德国与中国之间建立在互相援助基础之上的合作，将一如既往地继续下去。”
蒋介石放下电文又拿起，拿起又放下，仍然心存疑窦。
２７日，奉蒋之命，外交部责令驻德大使程天放向德方进一步探询：一、除已公布的协定外，是否尚有秘密协定书？二、协定文字意义含混广泛，难免有涉及第三者利益之处；三、亚洲国家参与欧洲特殊集团，从此恐益多事；四、中国深信能以自力防共，无待他国协助；五、希望德日协定不提及中国任何利益。
２８日，张群召见陶德曼，按蒋介石的意思，就德日协定提出质疑：德日协定中所称第三国，究指何国？中国是否在内？议定书规定缔约国对国内或国外直接或间接之人云云，应采严厉措置，范围广泛，究何所指？是否包括在中国从事共产主义活动之中国人或外国人？
陶德曼被张群连珠炮似的发问，弄得很不愉快，笼统地答道：“奉本国政府令，向中国政府说明，德日协定旨在成立一种防共之制度；绝无干涉他国政治之目的。”
宛平城不寻常的预感
初夏的太阳照在雄伟的卢沟桥上，桥柱上的石狮子都好像在喘息一样。宛平城里有几株白杨，肥厚的叶片在空中闪动着白灼的光。无数的鸣蝉正在力竭声嘶地苦叫。到了晚上，天色时常阴沉，苍穹不是被云层遮蔽着，就是蒙上一层半明半暗的烟雾。只有中日两方哨兵的枪口和刺刀闪着寒光。
自１９３６年以来，爱国热情高涨的二十九军官兵，时常与驻北平的日本驻屯军发生摩擦，战争如弓在弦上，一触即发。日军曾在喜峰口、罗文峪几次和第二十九军交过锋，尝过被大刀队斩杀的滋味，也不敢过分嚣张，只是得寸进尺地多方面做试探性的进攻。在政治上更是采取软硬兼施的阴谋手段。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听从蒋介石“忍辱负重”的意旨，严格控制着摩拳擦掌的部队，不愿和日本人过早进入僵局。所以，中日军官之间的宴请和联欢之类的事很平常。
这一天，冀察绥靖公署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盛大宴会，招待日本华北驻屯军驻北平部队连以上军官，由驻北平二十九军团以上军官作陪。同时还邀请了当时仍在北平的遗老遗少、社会名流如吴佩孚、张怀芝等人参加。谁知这十桌酒席竟成了“鸿门宴”。
酒至半酣，一个日本军官腾地跳到一张空桌上，唱起了日本歌，接着又有两个日本军官上了桌子，跺着脚咿咿呀呀地唱。一一○旅旅长何基沣看不下去，随机应变，也上了桌子，唱了一首黄族歌，李文田副师长也上去唱了一段嗓音粗厚的京剧黑头腔。随后日方又出来两人，一人上桌唱歌，一人桌下舞拳，继而舞刀。宴会厅空气顿时紧张起来。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附在一一四旅旅长董升堂耳边，问：
“事急矣，你是打拳呢？还是耍刀？”
“先打拳，后耍刀。”董升堂说着跳到席位的中间，打了一套八卦拳。二十六旅旅长李致远心情激动，也在酒席前打了一套学生时代学的花拳，就想表示一下中国军人不可欺。打完拳下来，李致远一看日本人又在耍“倭刀”，怒气一下升至脑门，招呼他的传令兵：“去，坐我的小汽车，到永增厂，把我定做的那把用最好的钢打成的柳叶刀，取来！”这时董升堂也已耐不住火气，不知从哪找来一把西北军习用的大刀片来，在席间劈了一套刀法。他刚做了一个收势，李致远的“柳叶刀”恰好取到，他立即脱下皮靴，换上传令兵的布鞋，拿过刀来劈了一趟“滚堂刀”，搅得宴会厅呼呼生风。
他入座后，几个日本军官又过来口口声声“李武术家”地喊，举着酒杯和他斗酒。酒杯用的是小饭碗，酒是中国花雕和日本啤酒。李致远到厕所中吐干净酒后，回来再喝。就是一个念头：顶多不过一个死，反正不能在日本人面前丢人！这时日本人不劈刀了，日军顾问松岛将武装带捆到头上，前头打一个结，赤膊上阵，把大酒壶放在头顶上，将点燃的纸烟，口叼三支，鼻孔中塞上两支，两个耳朵各插一支，肚脐眼上按一支，他弄得几处同时冒烟，又可以同时不出烟。这些，没人和他比试。
他们又提出要笔墨纸张写大字。这可难不倒中国人，不用军人出面，吴佩孚等名流大笔一挥便占了上风，尤其是吴的“醉笔”龙飞凤舞，在场的无人可及。
这时，日人又出一招，将宋哲元抬到酒席前，喊着号子往上举，又有几个日人将秦德纯也举了起来。中国方面的旅团长们，生怕有诈，不约而同地把日本边村旅团长拽出来，也照样把他举起来，抛上去再接住，另一些人也把松岛举起来。一时席间空气异常紧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宋哲元看势不好，立即讲了几句话，边村也讲了几句话，表示今天的“联欢”很好，应当“互相友善”。二十九军的军官们一个个雄赳赳、气昂昂，心怀愤怒地走出了怀仁堂。
他们都有种预感，北平城迟早要出事。
中国军人小心躲着摩擦
宋哲元本是一个纯朴厚重的爱国将领，处在蒋介石授命“忍辱负重”与日本人威逼的双重压力下，精神极度苦闷。他对副军长秦德纯说：“日本种种无理要求，皆系我国主权领土之完整，当然不能接受；可日方时常无理取闹，滋扰无休，确实使我痛苦万分。日方系以我为交涉对象，如我暂离平津，由你负责与之周旋，尚有伸缩余地，我相信你有适当的应付办法。因此我想请假数月，暂回山东乐陵老家，为先父修墓，你意见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