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掐指一算：“我的电报1月3日到北京，恩来准备5天，1月9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11天，1月19日到莫斯科，1月20日至月底约10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2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你们看怎样？”
莫、米没有意见，提议在此期间，毛泽东可以出外游览一下，晋谒列宁墓，去列宁格勒、高尔基城等地去看一看，还可以看看兵工厂、地下电车、集体农场等处，毛泽东愉快地接受了。
临睡前，毛泽东问随行的汪东兴：“二层除陈伯达和你住的房子外是否还有空房？”
汪东兴回答：“有，还有一间主房。”
“这间房留给恩来总理用，等总理一行来莫斯科后，你从二层搬下来，把你的房间让给总理的随行人员住。”
“照主席的意思办。”
这天夜里11时，毛泽东就周恩来赴苏参加谈判给中央起草电报（见《毛泽东书信选集》及《师哲回忆录》）：
中央：
（一）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昨1月1日决定发表我和塔斯社记者谈话，已见今日（2日）各报，你们谅已收到。（以下叙述与莫洛托夫、米高扬二人谈话经过，略）（二）你们收到此电后，请于5天内准备完毕。希望恩来偕同贸易部长及其他必要助手并带必要文件材料，于1月9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不是坐飞机）来莫斯科，由董必武同志代理政务院总理。对外不要发表，待周到莫后才发表。
（三）以上是否可行，5天准备时间是否足够，是否还需多一二天准备时间，有无叫李富春（时任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或其他同志同来协助之必要，均请考虑电复。
毛泽东
1月2日下午11时
第二天早晨4点，天还蒙蒙亮，毛泽东觉得昨日电报还有遗漏，就起身又写了一份电报：
中央：
昨日下午11时电谅达。恩来同志出国来苏须在政务院会议正式通过，并报告此行系为谈判及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旧条约比较在旅大问题上可能有部分的变更，但具体内容尚待谈判，为防御日本及其同盟者的可能的侵略这一目标及承认外蒙独立则仍为新约的基本精神）、贷款协定（我们提出的要求是3万万美元，分几年付支，我们所以不提较多的要求是因为在目前数年内多借不如少借为有利）、民航协定（有利于建立自己的航空工业）及贸易协定（和苏联确定易货范围对于我们确定发展生产的方向是有利的，同时亦有利于和其他外国订立通商协定）。此外还应约集政府委员之在京者开一座谈会作报告。在两次会议上，应指出这一行动将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废除旧约，重订新约，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
毛泽东
1月3日上午4时
写完电报，毛泽东仍和随从们一起到院子里散步，精神特别好，和大家有说有笑。他背着手，用脚摩挲着积雪，开心地说：“今天《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我的《答塔斯社记者问》，现在那些不知去向的人应该明白了。”
晚上，工作人员在整理床铺，毛泽东坐在椅子上抽烟，感叹道：“我们来苏联快一个月了，时间过得真快。恩来总理正在组织20人左右的代表团来莫斯科，我电告他们还是坐火车来较为安全。”
周恩来搬到毛泽东楼上住
建国后的周恩来是最忙的人。究竟忙到什么程度？与他最熟悉的人如廖承志、陈赓等，经常是追到厕所里让他批文件；而周恩来自己常常是正在主持着一个会议，却在讲话间隙批转另一个会议的要点；按聂荣臻的说法是：这是他们一生中最繁忙的时期。“毛泽东、周恩来同志那里经常叫我去汇报、谈话或开会。
这些会议大多是在晚上进行，而总参谋部的工作在白天，这样我休息的时间就很少了。每周总有几个夜晚不能睡觉，更没有什么星期天和节假日，这也是当时我特别劳累的一个原因。”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尚且如此，共和国的“大管家”就可想而知了。
周恩来接到毛泽东关于让他赴苏谈判的电报后，立即调集人员组织代表团。
代表团成员计有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中央贸易部部长叶季壮、东北工业部副部长吕东、东北贸易部副部长张化东、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赖亚力、大连市委书记欧阳钦、工业部计划处长柴树藩等人。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正在湖北老家探亲，周恩来打电报把他召回。他到北京后，出国制装也来不及了，就在旧货摊上买了两套旧西服，一件大衣，一顶高加索帽子，就随周恩来一行登上火车。在火车上，周恩来就与毛泽东取得了联系。
周恩来与毛泽东配合到这般融洽，也是经过近20年的亲身体验的。
在世界上共同执掌最高权力的人们中间，恐怕很少有像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人在性情上那样截然不同。他们的年龄只相差5岁，属于同一代人，但是不同的出身和生活环境使他们养成了不同的气质。毛泽东为人果断、有魄力，周恩来处事慎重谦让。毛泽东质朴而直率，周恩来文雅而机敏。毛泽东幽默风趣，常用讲笑话的方式说明问题，周恩来则更喜欢摆事实讲道理，以阐明自己的见解。毛泽东会一时兴起断然采取行动，而稳健的周恩来却在采取行动之前总是深思熟虑地权衡轻重，审度利弊。
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是南方人，但是他们的出身很不同。毛泽东出生于堪称鱼米之乡的湖南韶山一个中等水平的农民家庭。他很熟悉农村，深知土地的价值。
大多数湖南人都爱吃辣椒，毛泽东也不例外，他把吃辣当成一种“挑战”，笑称“不辣不革命”。他从童年时起就得下地帮助父亲干活，在家里点着油灯断断续续读了一些书，后来才进入省会长沙的一所正规学校。以后他到了北京，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图书管理员，有机会读了更多的书，他酷爱读书，基本上是自学成才的。他在青年时代从未离开过中国。
这与周恩来大不相同。周恩来祖籍是浙江绍兴，他的父亲是旧官吏，自己是家中的长子。他出生时，家道已中落。周恩来在天津南开中学读过书，后来先后到过日本、法国和德国学习，在欧洲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因此，周恩来早年就受到外国的影响。人们把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不同性格比喻成“湖南辣椒”和“绍兴黄酒”，也不无道理。
尽管周恩来发自内心地信服毛泽东，自己心悦诚服地做毛泽东的助手；也尽管周恩来在建国之初，号召青年学习毛泽东，“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但是他还是客观地说明毛泽东历史发展的过程，他希望热情单纯的青年人知道毛泽东不是“天生的圣人”，“不是神”，“毛泽东也是封建社会农民家庭出身的一个孩子，也曾经迷信过，也曾经读过古书，也曾经研究问题开始只注重一个方面……”只是因为后来他把马列主义在中国这块土壤上用活了，才得到中国革命如此伟大的胜利。如今回想起来，在建国之初，大部分人尤其是青年人开始崇拜毛泽东，欢呼“毛主席万岁”之声四起的时候，冷静地评价毛泽东，坚持“发展”的说法，的确不易；从另一方面也说明毛泽东与周恩来相处得自然真诚，相互间并无戒心。
从历史上说，20年代和30年代初，周恩来在党内的名望高于毛泽东，在社会上也是一位更有名气的共产党人。但是，在同蒋介石长期斗争的过程中，特别是在保卫根据地、反“围剿”战役中，周恩来开始认识到，只有毛泽东能使红军重整旗鼓，扭转局势。从此，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杰出才干深信不疑，服从他的领导，自己甘愿做他的助手，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他们相继走完人生里程。
在这期间，毛泽东参观访问了列宁格勒等地，返回莫斯科的第二天，即接到周恩来从新西比尔斯克打来的电话。他们谈了一会儿，因传音不好，毛泽东听不清楚，改为到了乌拉尔的斯维德洛夫斯克再通话。这次他们在电话上讲了一个多小时。毛泽东把自己的活动、愿望以及将要签订的条约内容都讲了，并征求了周恩来的意见。
1月18日下午，王稼祥大使来见毛泽东，询问道：“今晚10点，我去接周总理，看主席还有什么事要我办的？”
毛泽东缓缓说道：“代表团的接待工作已同苏方谈好，全部由他们安排，我们这里的人员就不要动了。”
王大使建议：“苏方安排代表团住在莫斯科大旅馆，他们给周总理安排了一个别墅，可能要去住一下为好。”
毛泽东没有多说什么：“那等总理来后，与他商量再定。”
王大使谈完，即告辞去安排接站事宜。
周恩来一行于1月20日到达莫斯科，车站也有仪仗队迎接，只是规模比迎接毛泽东时小了些。开始周恩来就住苏方安排的那间单独别墅里，只是离毛泽东住处较远。周恩来一到莫斯科，就来见毛泽东，交换情况，商量如何开展工作。
过了一天，周恩来提出搬到毛主席这边来住，方便一些，这正合毛泽东之意，当即指示汪东兴：“你去把房子调整一下，给总理一行准备房间。”
周恩来就搬到姐妹河斯大林别墅，住到毛泽东为他留的二楼的空房间。汪东兴则由二楼搬到一楼，把房间让给周总理的随员住。周恩来很快投入谈判的准备工作，不时让随员将有关方面的材料送来，并询问一些具体细节。
晚上，当周恩来来到毛泽东的房间，议定谈判中的几个问题时，毛泽东想到另一个问题，就是代表团成员的纪律。在毛泽东刚到莫斯科时，就发生过陈伯达不请假外出的事，毛泽东当面批评了陈伯达。毛泽东不希望再发生此类问题，所以特意向周恩来提出：“要向代表团的所有成员宣布纪律，我看主要有这样三点：
一、所拟文件不能遗失，当然也不能泄露出去；二、个人不能私自出去会客，有事要请假；三、日常生活中要是有困难的话，可以找李富春同志解决，不能向苏方接待部门伸手，索要东西。”
周恩来记下了要点，回屋后即召集代表团所有成员，宣布毛泽东所说的三条纪律。
毛泽东再次把斯大林的话头交给周恩来
1月22日，克里姆林宫里再度灯火辉煌。中方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及陈伯达，缓缓走进叶卡捷琳娜大厅。厅里古色古香的陈设使初次到来的人们感到惊讶。这里有18世纪豪华的家具。圈椅、躺椅上都刻有叶卡捷琳娜二世名字的花纹。墙上贴着绿色波纹壁纸。镶在厚厚的镀金框子里的古画、瓷器、银制餐具。当斯大林从那扇高大镀金、雕着木刻画的大门走出来的时候，他那身元帅服显得光辉夺目，他中等偏矮的个子，头发花白，消瘦而略显土色的面孔带着倦容。中国领导人站起来，微笑着向走到跟前的斯大林握手。斯大林走到行列的尽头，然后又走回来。他那柔软的高加索皮靴走在厚厚的地毯上，一点声音也没有。他坐下来，看着毛泽东和周恩来，说话声音小，说得很慢，带着格鲁吉亚人所独有的口音：“今天我们两国领导人开始举行正式会谈。”
毛泽东点点头：“斯大林同志曾谈到过中苏关系问题是否以条约形式固定下来。现在新中国成立了，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我们也认为中苏两国的关系以条约形式固定下来为好。条约的内容应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的合作。”
斯大林说：“我同意谈条约问题，还有中长铁路问题、旅大问题、贸易问题、借款问题、民航合作问题等，都需要谈。”
毛泽东略表不同意见：“中长铁路问题、旅顺大连问题可以写在另一个协定中。”
斯大林从一个特备的烟盒里抽出一支烟，点燃了它，然后慢慢吹灭火柴，眯缝着眼看着前方：“中苏条约应是一个新的条约，对《雅尔塔协定》可以不管它。旅顺问题的解决办法，一个是限定归还，在对日和约缔结后撤兵；一个是现在撤兵，但过去的条约形式暂不变更。”
毛泽东掐灭那根没抽完的烟，思忖着说道：“我们同意前一个办法。”
斯大林继续说：“大连问题由你们中国自己解决。”
斯大林又一次掏烟时，把烟盒向毛泽东扬了扬。毛泽东举了举桌上的烟盒，笑了笑，又正色说道：“中苏条约中涉及的许多具体问题，我提议双方委托几位同志具体去谈。中方由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去谈，苏方由你指定。”
在毛泽东和斯大林交谈时，周恩来没有插话，只是此刻身子朝前挪了挪，颔首等待斯大林的答复。
“愿意接受你的建议。”斯大林朝毛泽东轻轻点了一下头。
后面的会谈便由中苏两国外长周恩来与维辛斯基牵头，在双方小班子中进行。
斯大林似乎有些急。在此期间直接三次打电话给毛泽东。前两次是师哲接的，第三次由孙维世接，因意思表达不够明确，斯大林又把正在克里姆林宫帮周恩来工作的师哲叫到自己的办公室，要师哲把他的话再译一遍给毛泽东听，问问毛泽东到底还有什么打算和意图。毛泽东一听也急了，不知斯大林三番五次询问是何因，他不客气地让师哲将他的话译给斯大林：“我没有什么意见！有意见都在周总理那里。他不是正在克里姆林宫谈着吗？”
斯大林怏怏不快地放下电话，抓起烟斗……
苏方首先拿出一份条约草案，这个条约是以1945年8月国民党政府代表王世杰和苏联政府在莫斯科签订的条约为基础草拟的。周恩来把这个情况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立即做出反应：“把我们起草的条约马上译成俄文交给苏方，他们拿的那个草案对我们无效。”
第二天，周恩来和王稼祥、陈伯达、李富春来到毛泽东的房间，讨论充实条约文本内容。毛泽东提议边讨论边译成俄文。于是，几位懂俄文的官员伍修权、师哲、戈宝权、徐介藩都被召集来，就在毛泽东住的一层的一个房间里，用最快的速度将他们讨论的文本译成俄文，并打印出来。原先的文本叫“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周恩来建议加上“互助”二字，毛泽东很赞成，笑着喷了一口烟：“友好嘛，是相互的，不能一厢情愿，或者有来无往嘛。”
中方的草案于24日当天就交给了苏方。
旅顺大连、中长铁路的协议草案，由周恩来单独领着人制定。基本告一段落时，周恩来来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没什么意见，但从脸上看另有心事。果然，毛泽东推开桌上一大堆文件，对周恩来说：“我们还要搞一个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们已经宣布过旧中国与外国签订的一切国际协定、条约一概不予承认。但外蒙古独立是一个例外。外蒙古独立是国民党政府办理的，但是我们尊重蒙古人民1945年的公民投票，他们一致拥护独立。现在双方政府经过谈判确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苏联也表示支持中国这一立场，同时也希望蒙古发表声明表个态。”
周恩来点头称是：“这样做比较好。”这件事的引起是：美国方面对中国两大领袖亲临莫斯科，与斯大林秘密会谈十分不安，一面猜度，一面由国务卿艾奇逊散布谎言惑众，说苏联要将中国北部合并，中国要收回外蒙古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