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指示滕代远：“为做到高度保密，各地党政负责干部，不要进站迎送，除非主席特别召见的。”
斯大林惊讶地擎着烟斗：“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要完成个什么事情，请周恩来来干什么？
毛泽东担心共和国得不到承认
这一天，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被正式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这个任命反映了全党的愿望。在一年前，华北局第二书记薄一波向刘少奇、朱德汇报工作时，谈到经济工作，三个人一时都不知如何搞法。
朱德却胸有成竹：“快啦！咱们的周恩来同志快来了。他是个管家的，管这一个家。他会把这个事情办好。……他这个人，历来是管家的，是个好管家。”这一点，毛泽东也是心里有数的。
但是，对于新中国的成立，毛泽东还不知道世界将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尽管他从不惧怕挑战，但毕竟心中没底，他担心一个新生婴儿的第一声啼鸣，会招致袖手旁观和冷眼嘲笑的尴尬。这一天，他代表人民政府向全世界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当天下午，周恩来又以外交部长的名义，用公函向各国政府发去了这一公告内容。
这一天的世界似乎出奇地静。意料之中而又不愿看到的是：这一天没有一个国家有回音。
直到第二天，眼见日头偏西，月上枝头，世界还是静悄悄。月亮越升越高，仿佛要给这一天打个句点时，21时45分，从苏联传来一个惊喜！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代表苏联政府，照会电告周恩来：
“苏联政府决定建立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苏联带头承认了新中国！
周恩来拿着电报，迅速来到丰泽园，向毛泽东汇报。
中南海总的面积约有1500亩，仅水面就占去700亩。如果绕着红墙走一周，得走上十几华里。从周恩来居住的西花厅，到毛泽东居住的菊香书屋，中间要经过怀仁堂、居仁堂（中央军委办公处所在，1959年被拆除），步行需要十多分钟。
毛泽东仔细看着电报，他的心情是复杂的。他是一位不容易忘却昨天的人。
在关键时刻给过他帮助的人他记得一清二楚；对于需要帮助而没有提供帮助的人物，他也不会轻易忘记。他是记恩也记“怨”的人。斯大林是个伟大的人物，但他在中国革命的几个关键时刻却有损于中国共产党；不说他的代表性人物王明对中国革命的破坏，也不说斯大林是否有“划江而治”的主张；但说一年前，当国民党政府仓皇逃出南京，西迁到成都又折到广州，败局已定时，只有苏联驻华大使跟随国民党政府到成都又折到广州，当时连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都拒绝跟随国民党政府逃跑而留在了南京！
历史竟同折返跑一样，一个最后割断与蒋介石政府联系的国家，当它回过头来却成了第一个承认毛泽东政府的国家。
不管斯大林以往的功过是非，现在，苏联毕竟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它的举动，将带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响应。高瞻远瞩的毛泽东最为看重的也毕竟是现在与未来。
他轻轻地吸着烟，又让烟雾自然而然地从嘴角溢出，像是要让每一支烟充分发挥它的作用。他已经不像年轻时猛吸猛吐的样子了，尽管他常常戏称“吸烟也是一种体育锻炼嘛，这是在做深呼吸运动”。他评论道：“人逢七十古来稀，斯大林同志在他将近七十大寿时，在这个近黄昏的年龄，还是给我们带来了曙光。
恩来，你应该回电表示欢迎。”
周恩来已经起草了回电，他将回电递给毛泽东：“主席，我准备明天一早即照会电告葛罗米柯，并互派大使。新中国的第一位大使由王稼祥同志担任，你看是否合适？”
毛泽东访苏的进程加快了
照会葛罗米柯的电报中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深信苏联政府具有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今天又成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友邦，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此感到无限的欢欣。我现在通知阁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热忱欢迎立即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11月的一天，毛泽东打电话把周恩来等领导人请到了自己的住处，正式商谈出访苏联、会晤斯大林事宜。
“恩来同志，我看现在我到苏联去一趟比较合适了。”毛泽东征求着周恩来的意见。
“今年是斯大林同志70寿辰。他60寿辰时主席不是在延安为他写过祝贺生日的文章吗？”
“一晃10年光阴，弹指一挥间哪。”
“12月21日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和政府领导人都要到莫斯科去为斯大林祝寿，主席选择这个时候去苏联很合适。”
“那好，但我去主要就是祝寿，有关双方商谈、协定、签约之类，还得请你这个政务院总理出面。”
“主席可以先在苏联好好休息一段时间，恢复恢复，有关中苏双方商谈的具体工作，我到苏联后按主席的意见和政治局的决定去办。”
毛泽东把一份审阅的电报交还周恩来：“有关我访问苏联的具体准备工作，请你委派有关同志办理，主要是文字材料和礼品。”
“礼品正由杨尚昆同志办理，他准备再征求一些了解苏联同志的意见，保卫工作由汪东兴和罗瑞卿同志负责，力争做到万无一失。”
“我要亲自找汪东兴谈一谈。国际形势比较复杂，我看此事暂不宜告诸新闻部门。你是否与我一道同行，我看还是征求一下斯大林的意见。”
“同意，委派王稼祥同志去苏联做大使，也请主席签发任命。”
通常人们说毛泽东只抓大略方针，是不准确的。只是他不像周恩来那样事必躬亲，样样都管；一般都是定出大略方针后，只抓住其中一两件事，带动其他，即他后来常常说的“抓典型”。
现在，在出国前，他亲自过问两件事：安全和礼品。
他把中央警卫局局长、并兼任毛泽东的卫士长汪东兴找来，说明此次出访的安全问题。警卫局（开始叫警卫处）住在勤政殿往东的政事堂，这里有许多房子空着，作为接待兄弟党内宾之用，胡志明主席就在这里住过。汪东兴一进屋，毛泽东就开始布置：“新中国刚刚成立，社会情况很复杂，这次出访苏联一定要保密，不要作宣传。沿途的警卫工作你去找聂荣臻（中央军委代总参谋长）、滕代远（铁道部部长）、李克农（外交部副部长）和罗瑞卿（公安部部长）同志商量着办。”
关于礼品问题，委托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办理。杨尚昆在苏联呆过，知道苏联人需要什么。为了保险起见，他又征求其他人的意见，选定了几样最能代表中国民族特色的礼品，计有湖南湘绣被面30条；枕套60个；江西景德镇青花瓷器一套；南丰蜜橘1000斤；冬笋500斤；还有浙江的龙井茶、贵州的茅台酒和上海的名烟等。毛泽东也向江青做了一些调查。因为前一段江青在苏联养病，出席过斯大林为刘少奇举行的酒会。那一次，30来岁的江青正渴望着出人头地，所以在斯大林面前毫不怯场，非常得体地说了一句祝酒词：“我为斯大林同志的健康长寿举杯，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幸福！”这句话正中一个近70岁老人的下怀，它给了斯大林很深的印象。他在还礼的时候，嘴里还在念叨那句话：“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我的健康竟然就是你们的幸福！”他回味着这句话，使得刚才推让了半个小时刘少奇都没有喝酒而有些冷场的宴会厅重新热烈起来。
所以毛泽东也愿意听听江青的意见。
江青挺直腰杆，提的建议与众不同：“应该带一些山东特产，比如大白菜、大葱，潍坊的大白萝卜……”
参加讨论的人都笑起来，以为江青是开玩笑。她见大家不理会，便将目光逼着毛主席：“礼品嘛，就是要带些能表明我们国情的东西，最好只带农产品和手工艺品。”
大家一见江青较起真来，都敛起笑容，也把目光转向毛泽东，等候裁定。
毛泽东拔下烟嘴，点点头：“礼当送其需，苏联现在是冰天雪地，我看也缺少新鲜水果和蔬菜。”
于是，在中共中央的电报档案中，留下了毛泽东一段很有意思的电文（转引自曹志为：《毛泽东两次访问莫斯科》）：
山东分局：
斯大林同志今年12月21日七十大寿，中央决定送山东出产的大黄芽白菜大萝卜大葱大梨子作寿礼。请你们接电后于三日内（即12月4日以前）购买每样5千斤共2万斤，由中央派飞机到济南接运。飞机于12月4日到济南，请注意时间。你们采购上列物品（大黄芽白菜大葱大梨大萝卜）时请注意选择最好的。中央。12月1日下午5时。
临动身的前一天，毛泽东再次召集警卫人员宣布出访纪律：“一、此次出访为秘密行动，对外不宣传、不带记者；二、沿途各地可允许当地党政军领导人来车上看望，其他人不要来；三、在中国境内沿途不下车，也不准向地方要东西。”
周恩来着重准备赴苏谈判的有关条文。
与此同时，中央还向已到莫斯科赴任的王稼祥发了电报：
稼祥同志：
我们已请柯瓦廖夫（在中国帮助工作的苏联专家总负责人）通知斯大林同志，请他决定毛主席去莫斯科的时间。我们认为毛主席可于12月初动身去莫斯科。至于恩来同志是否应随毛主席一道去莫斯科，或于毛主席到莫后再定恩来是否去及何时去，此点亦请斯大林酌定。中央。11月9日。
当时中共中央对两位领袖的安排是：给斯大林祝寿后，毛泽东就在苏联休养，如果签订条约的话，则由周恩来随后去办。
周恩来关注毛泽东安全的每一个环节
一贯谨慎的周恩来，对毛泽东出访的安全问题丝毫不敢大意，他把在红军时期就负责中央安全的现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叫来，让他和铁道部长滕代远具体部署路上的安全问题。临行时，周恩来专门交代：
“奇清，我们的国家刚刚解放，对隐蔽的国内外反革命分子，还没有来得及彻底清扫，这次你随毛主席先行，我随后就到。在路上你们要百倍警惕，防患于未然，绝对保证毛主席的安全。”
精明强干的杨奇清肃穆地点点头：“请总理放心，我一定尽我最大的努力保证主席的安全。”
铁道部滕部长到来后，周恩来和他交谈起来：“我已与罗瑞卿和杨奇清谈过，沿途的保卫工作由他们会同总参谋部做安排，铁路上的保卫工作可要由你唱主角。”
滕代远从衣兜里掏出笔记本，摊在面前的茶几上，汇报说：“我们研究制定了一些具体部署，请总理审查。”
“你说说看。”周恩来使劲按了按太阳穴，听滕代远往下说。
“首先，要纯洁内部，对沿线铁路职工进行严格审查、调整和清理，参加专列工作的所有人员，必须是政治上绝对可靠的党、团员，不允许留一个可疑分子；沿线各站的值班人员，必须经过党委的逐个审查，确保政治上可靠；同时要求各级党委的负责干部深入基层，坚守岗位，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
周恩来嗯了一声，补充道：“可以概括为这样几句话：党委挂帅，全党动员，绝对保密，精心部署，分段负责，及时检查，严密保卫，内外结合。”
滕代远记下总理的话，接着说：“还有一点就是整顿设备。我们已对全路一切设备，尤其是直接与列车运输有密切关联的车、机、工、电等，进行了大检查、大检修、大保养，并指定专人负责，严格交接班制度，使设备始终处于良好状态，消灭一切可能发生的技术事故，从物质上、技术上为主席出访做好充分准备。”
“专列的安全检查工作做得怎样了？”
“已由铁路局逐辆车厢做了检查，并请部队派工兵用雷达扫瞄推测有无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然后实行封闭。派部队24小时警卫，凡上车人员，必须持有特许证，验证后方可上车，最后由铁道部派人验收合格后方准使用。”
周恩来稍一思考，说：“这一两天，你抽个时间陪我到机车厂看一看专列。
主席要在车上待几天几夜，一定要安全舒适才好。”
“请总理放心，”滕代远进一步说明，“这是我们接收的国民党高级列车，又加以全面改造，专为主席外出准备的。”
“床是软的还是硬的？”周恩来想到一个细节。
“软床。”
“不行。你们不了解主席的生活习惯。他是从不睡软床的。可以把软床换成一张藤床，这样既有弹性又平直，以减少旅途疲劳。这件事你要亲自落实一下。
还有什么？”
铁道部长继续汇报：“我们在列车编组方面采取了一些特殊措施，为了迷惑敌人，防止敌特发现后中途破坏，拟以同时派出3组列车通过。3组列车的顺序可随时调换，使敌人无法确定专列的实际位置。”
“这一点好。”周恩来满意地颔首，“兵不厌诈嘛。”
周恩来最后指示滕代远：“为做到高度保密，各地党政负责干部，一般不要进站迎送，除非主席特别召见的，首都出发时，中央领导同志也不进站送行。”
在与罗瑞卿、杨奇清、滕代远谈话的空隙，周恩来又布置另一位“反特高手”，在上海特科工作时就令敌生畏、人送雅号“鬼巷居士”的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全力侦破潜伏敌台。据侦察获悉，台湾保密局拟派专人潜伏大陆，配合华北土匪，在毛泽东访苏前后，组织暗杀活动。现在可疑目标“万能潜伏台”已被严格监视，只等一网打尽。
一块汉字碑所引发的联想
12月6日，毛泽东、陈伯达、汪东兴、师哲、叶子龙、陈秉承、沈剑心、李加吉、田树彬等一行，由中南海丰泽园出发，到北京西直门火车站，准备登车去苏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聂荣臻和李克农等领导人，也同到车站送行。
为了抵御西伯利亚的寒冷，卫士们提议为毛泽东做件呢子大衣，但他坚决不同意做，只同意做了一件呢子斗篷，戴了一顶皮帽子。他和送行的人一一握手，而后转身登上9004号专列。他站在车门口，又回身向送行的人挥手。周恩来似乎意识到什么，向前走了一步，同毛泽东一起上了车。
在车厢里，周恩来介绍说：“代远、瑞卿和奇清同志随你到满洲里，这几位是老熟人，用不着介绍了。还有两位同志，一位是铁路公安局的副局长冯纪，一位是保卫处长任远，也是一路护送主席到满洲里，要不要叫过来认识一下？”
毛泽东含笑作答：“是不是刚才在车门见过的那两位？已经认识了嘛。”
周恩来环视一下车厢的陈设，试了试床的软硬程度，站起身来：“主席还有什么指示？”
毛泽东脱去大衣，摘下皮帽，拢了拢头发，坐下开始吸烟，缓缓吐出烟雾：“恩来，家里的事情有劳你们了。”
周恩来伸出手，和毛泽东握了握：“主席，请一路保重。家里的事情，我们会随时用电报向你请示的。”
“好，我们在莫斯科见！”毛泽东用夹着烟的手向下车的周恩来示意。
周恩来又回身打了一次招呼。
列车缓缓起动。
专列挂了20个车皮，分为前卫车、后卫车和主列车。前5节前卫车坐了50名士兵和一些铁道工作人员；后5节后卫车也有50个士兵担任警卫，还有一车皮白菜萝卜大葱及山东大梨。中间10节主列车，除餐车、行李车外，便是毛泽东和官员们的公事车。毛泽东的公事车里有4个房间，前面一间为会客室，第二间是毛泽东的卧室，后面两间由汪东兴、叶子龙等人使用。陈伯达和师哲共用一节公事车，滕代远和罗瑞卿共用另一节公事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