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嘴上起泡，历代从西北进藏的军队还没有成功的先例。进藏部队断粮时已有不少人浮肿，吃了印度大米，浮肿的人更多了……
毛泽东在访苏途中的决定开往莫斯科的国际专列还没出境，严寒已使车头喷出的雾气凝重得久久不散。毛泽东主席要去月台走走，警卫随后给他披上大衣。只走了几步，他就有些鼻塞声重了。以后他便不再下车，端坐着，望望车窗外的皑皑白雪，弹弹烟头上长长的烟灰，喃喃自语：“西伯利亚……千里冰封呵，西藏大约也如此吧……”
这仅仅是开国后的第二个月，访苏途中，毛泽东的思绪从满洲里到达喜马拉雅山，像一条对角线斜跨中国版图。西藏问题萦怀于心。远的不说，就在建国前两个月，以摄政势力达扎为代表的西藏地方政府噶厦中的少数亲帝分子，与英国人、印度驻拉萨总领事理查逊暗中勾结，想乘人民解放军尚未抵藏而国民党政权又面临崩溃之时，把西藏“独立分化”出去……而与十三世达赖失和、久居青海的九世班禅，却在共和国成立的当日，给毛泽东和朱德发来了拥戴电。由于历史、宗教和国际反动势力的插手，西藏问题一开始便错综复杂，而又迫在眉睫。
毛泽东在隆隆的车声与不断抖落烟灰露出的荧荧火光中，翻看着带来的西藏材料，构思给中央的信件：“为不失时机地解放西藏，打击帝国主义侵略扩张野心，促使西藏向内向转化，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越早越有利，否则，夜长梦多。”
信函很快转达解放军副总司令、西北军区的彭德怀。
彭德怀焦虑到了极点。因为在毛泽东出访前（11月23日）已经给他下达过进军西藏的电令：……西藏问题解决应争取于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就现在情况来看，应责成西北局担负主要的责任，西南局则担负第二位的责任。因为西北结束战争较西南为早，由青海去西藏的道路据有些人说平坦好走，班禅及其一群又在青海。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出兵当然不只是西北一路，还要有西南一路。……打西藏大概需要三个军，如何分配和何人指挥现在还难决定。但西北局现在即应于藏民干部准备问题及其他现在即应注意之问题做出计划……接到电报后，一向果敢，打过不知多少大仗恶仗的彭德怀却望而止步了。他也没有害怕困难的经历，也没有掩饰心情的习惯。他发脾气了，周围的人踮着脚尖走路，躲着他的目光。他在叫联络部长范明调查后，更加坚信，历代从西北进藏的军队还没有成功的先例，在这样仓促的条件下，我们又有几分取胜的把握？
毛泽东的信电灼热烫手，彭德怀嘴上起泡。他在房间里背着手来回不停地走，于12月30日据实禀告：
中央并报毛主席：……从于田、和田翻越昆仑山至西藏边境黑河由盐湖需行17天，纯小路，骡马不能通行，人烟稀少。据闻由黑河由盐湖至拉萨骑行需要40天，一说需两个月。从南疆入藏是为困难，飞机飞越昆仑山亦需特种装置。另哈什噶尔经浦犁、帕米尔高原东腹道驮马可行，唯须经印度境内，东行入藏。北路好走，但因政治限制，故不可能。……如入藏任务归西北，须在和田、于田、玉树屯兵屯粮，修筑道路，完成入藏准备，需要两年……在莫斯科的毛泽东，因为和斯大林的想法没有沟通，精神不愉快，对着苏方的联络员发了一通脾气，说你们把我叫到莫斯科来，什么事也不办，我是干什么来的？难道我来就是天天在这里吃饭、拉屎、睡觉吗？英国通讯社还造谣说，斯大林把毛泽东软禁起来了。毛泽东接到彭德怀的电报，连连看了几遍，心事重重。彭德怀经过调查的东西他相信不会错，由西北入藏不可能，只有从西南进军了。可是刘邓进驻西南，立足未稳，目前又忙于剿匪……但西藏的国际地位极其重要，必须解放，只有有劳刘邓贺了。1月2日凌晨4时，当警卫撤走第二个丢满烟头的烟灰缸时，毛泽东伸了伸懒腰，把拟好的电报稿交秘书火速发回国内。
电报是给中央、彭德怀，并转发小平伯承贺龙的：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和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我意如果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争取于今年4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10月以前解放西藏。为此，建议：［甲］、请刘邓贺三同志于最近期内（例如1月中旬）会商一次，决定入藏部队及领导经营西藏的负责干部等项问题，并立即开始布置一切……毛泽东也觉过意不去，在电报最后，特为赘了一句：西南刚才解放，西南局诸同志工作极忙，现又给此入藏任务，但因任务重要，且有时间性，故作如上建议。这些建议是否可行，请西南局筹划电复为盼。
邓小平选择了张国华将军
重庆曾家岩。刘伯承和邓小平接到毛泽东的电报，来回传阅了两遍。刘伯承把手插在袖管里，邓小平则不停地抽烟。这两位二野的最高领导人，平时看起来好像把职务安反了。刘伯承比较“文”，休息时也是手不释卷，依在一块石头上能看上两小时。有人戏称他是“老妈妈”，当然是仅就外表而言，其“川军刘伯温”“独眼战神”之称早已闻名遐迩。邓小平则是一股英武之气，目光如电，对部下要求严厉。他和战士打牌、顶牛、掰腕子，刘伯承就拿本书往他旁边一站，眼睛全盯着书，好像要感受那股气氛。按现在的话讲他俩还真是“黄金搭档”。
现在俩人也有点犯难：派谁出兵西藏呢？
二野的部队的确不少：3个兵团，9个军。可目前已经占领西康省会雅安的，不是二野的老部队，而是贺龙的第六十二军。从地理位置和经济、时间上看，最合适的是这个军。但他俩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最艰苦的工作还是由自己的部队来执行妥当。他们又将自己的9个军一个个拨拉，认为第十军的战斗力最强，派他们去合适。遗憾的是军长杜义德身体近来很差，进藏困难。
“让‘地主’去吧！”邓小平烟抽得舌头发麻，忍着把烟头揿灭，挥赶着烟雾，说了一句“怪话”。
刘伯承被说糊涂了，忙问：“谁？”
“张国华。”
刘伯承欣喜地笑了：“我也正在打他的主意，好，就叫他去。”
刚满15岁参加红军，经过长征，曾与10倍于己的蒋介石部队周旋，战功赫赫，又有开辟新区丰富经验的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怎么又成了“地主”了呢？
这要从十八军的干部队伍说起。这个军有相当数量的老红军和抗战勇士，还有不少做过地方工作的干部，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南京解放后，需要一批干部去接管，但多数部队还在打仗，抽不出人。刘邓决定由各军随营学校来接管南京。
在部署会上，当十八军随校政委林亮说到该校人员有4500多人时，全场哗然。
邓小平政委也怔住了：因为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其他各军随校人数的总和。有人小声窃窃：“张军长如此富有，真是个‘地主’！”遂决定接管南京的任务由十八军随校单独承担。虽然后来又有变化，随校编入五兵团去贵州征粮去了，但张国华“地主”的绰号却不胫而走，连邓小平说到干部问题时，也要开玩笑地说：
“十八军的干部不必补充，张国华是‘地主’嘛！”
可这时的“地主”差不多已归了地方了。张国华正带领他的部队开辟川南新区，大批干部已被派往川南各地担任县市领导，政委谭冠三已喝过十八军的送行酒，就要去自贡市当市委书记了，张国华也已就任了川南行署第一任主任。部队在进驻防地，1月5日，传来了刘邓首长的电令：十八军就地待命，张军长及各师主要领导干部速来重庆。
张国华一惊，立即意识到：任务有变！
他驱车火速赶往重庆。一路琢磨：是去哪里呢？云南？是四兵团的地盘；西康？十八兵团已经进驻；打台湾？有三野，看来十有八九，是要去西藏，因为只有那一片空地了……他的估计没有错。一到曾家岩，刘邓就把毛泽东要二野进军西藏的情况说给张国华听。在这期间，刘邓也觉得十军军长不去西藏，而让十军部队受张国华领导去西藏，弯子不好转，已明智地作了决定：让张国华在二野所有部队中任意挑选3个主力师，组成3万人的一个军。
刘伯承见张国华不言语，问：“你的意见如何？”
张国华陷入深思。他很清楚，这样组成的军战斗力不成问题。可是进藏不只是打仗，更多的是政治斗争，这对一支不熟悉的新军来说是最让人担心的。可他自己的十八军思想弯子也不好转。本来要去贵州，刘邓考虑十八军过江以来跑路最多，吃苦最大，中途又让十八军改进天府之国的川南。官兵们对此尚未尽兴，又要来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从风和日暖的天府之国到冰天雪地的神秘兮兮的西藏……但他还是信任这支归建二野以来一直跟随他的老部队。他下了决心，便仰起头，目光直视刘邓：“我还是想带十八军担负进藏任务。”
刘伯承以目光征询邓小平的意见。邓小平转而问张国华：“你觉得有没有把握？”
“问题不大。”
邓小平看了一下刘伯承，刘伯承笑而不答。邓小平知道他也同意，指示张国华：“那就这样定了。我们马上报告中央。你还有什么困难吗？”
“现在还没有想到。”
刘伯承叮嘱他：“有困难要说话。全二野都会支援你们。”
张国华走后，刘邓马上给远方的毛泽东发电，毛泽东也立即复电：完全同意刘邓1月7日电之进军西藏计划。现在英国印度巴基斯坦均已承认我们，对于进军西藏是有利的。按照彭德怀同志所称四个月进军时间是从5月中旬（我前电写成三个月是写错了）只要刘邓贺加紧督促张国华及十八军等部，在时间上是来得及的……
1月13日，刘邓要接见十八军军师干部，4天前，刘伯承先期接见军长张国华和政委谭冠三、副政委王其梅等军的领导。“小平同志有个重要会议，让我先问同志们好！”刘伯承操着一口四川话，依次握手。张国华第一个站在他的面前。
刘伯承扶了扶眼镜：“你没得40岁吧？”
张国华挺起的胸脯往回收了一下：“36啦！”
刘伯承满意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好嘛，很年轻嘛。36岁属兔的，兔子灵活，跑跳很得行，特别是爬山。”
张国华笑了：“已经开始走下山路。”
“下山？还早得很呢。”他又握着谭冠三的手说，“这里除了我和你，他们几个都是三十来岁的年轻人嘛。朝气蓬勃，手脚灵活，又都是红军时期的，准备叫你们挑重担子。”
“请司令员下命令吧！”军领导们异口同声地说。
刘伯承敛起笑容：“这次是交给你们一个非常重要、非常艰巨、非常光荣的任务。党中央毛主席决定十八军担任解放西藏的任务。”
张、谭等都表示坚决完成任务。
刘伯承点点头：“好，很好！共产党员就要有这股子劲头，这就叫做党性。”
15日，刘伯承再次用他那幽默的四川话说道：“你们都很年轻，是进军西藏的各路诸侯。西藏这个地方非常特殊、敏感，历史上一些帝王将相多次用兵，有的翻了船，损兵折将，有的不战自退。我们是人民的军队，要处处体现出王者之师，仁义之师的形象。”
邓小平又从西藏的历史与现实的比较中进一步阐述。他说西藏是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均有其特殊性，政策性很强，解放西藏有军事问题，但军事与政治比较，政治是主要的。从历史上看，对藏多次用兵未解决，而解决者亦多靠政治，如唐朝和番，以后用兵均未成。在宗教问题上，有其相当力量。达赖是其中有力量的，但其力量不会很大，要团结达赖、班禅两大派，要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军事政治协同解决，必须解决补给之公路。我需相当兵力，但力量过大，则引起以后问题不好解决，兵力确定入藏3万人，力求精干，补给线上1万，加强兵站线。为什么要十八军干？邓小平望了一眼张国华，笑了：“主要是干部问题，你们是地主大户嘛！”
许多转业干部重新拿起枪
去西藏的消息传开，刚从战场转入和平的十八军像开了锅，逃兵数量猛增。
严重的一个班只剩下班长、副班长，急得连长指导员夜里不敢睡，轮流把门。营团领导天天晚上追问当天逃兵数。对于拍着胸膛无条件接下任务的高级将领来说，更是有苦难言：这支打日本、打老蒋的光荣部队，即使在挺进大别山那样艰苦、那样残酷的环境中也没有发生过逃兵现象。似乎是一夜之间，这支队伍变了！
最急的当然是军长张国华了。
他本来就年轻气盛，打起仗来连后退都是少的，如今看见有人开溜，气得虎眼圆睁，嘟起薄薄的嘴唇，双手打着膝盖骨，恨得直跺脚：“这些兵为什么要这样坏？去，把他们都给我抓回来！”
下面的干部就等军长这句话。所以命令一出，“抓兵队”四面出击，一会儿就绑回来一串逃兵。憋了一肚子气的连干部有的就抽下了皮带，先是噼里叭啦敲桌子，没有效果就去逃兵背后、屁股上找突破点……最使张国华痛心的是干部队伍里也出现了“逃兵”。本来他最欣赏的原十八军炮兵营政委、后提升为52师一五四团副政委的刘结挺（即“文革”中在全国都留有恶名的刘结挺、张西挺夫妇），第一个向他和谭政委提出身体不好，不愿进藏。张国华拿信的手都抖起来了。眼睛闪闪地像烧着了什么东西，都不知道该用什么办法去解恨了。说实在的，本来他很喜欢刘结挺那副文静的样子，又有知识，聪明能干。他已经准备要提升他当政委了，并已兼任了宜宾县委代书记。张国华气得话说得不知是问还是答：“这刘结挺太坏了，想不到他这样坏！他为什么会这样坏？我这一辈子不想再见到他！”
“不！”谭冠三也气得七窍生烟，接过话头，“他不去就这么便宜他？给我把他捆来！不去？我把他捆到西藏！我到哪儿，就叫马把他拖到哪儿！”老将发火了。说他老，其实他也不过四十过二，也是正当气盛。
刘结挺是给捆回来了。可张国华思考再三，觉得进藏是件光荣的事，不能让这些人败坏十八军的名声，规定凡是逃兵一律不准去藏，就地转退地方。新生的共和国和军队的历史，把“荣誉”两个字浇铸得十分鲜亮，大多数人还是把荣誉看得比生命重要。另外地方也特别看重历史，“思想有问题的人”是不受欢迎的，今后翻身都难。于是开过小差的人们急了，生怕被裁减，给自己或后代留下抹不掉的污点。所以表决心、写血书的人纷至沓来，干部们又转过来做安心留在地方的工作……逃兵还是一个不要。
毕竟以事业为重的人多。像参谋长李觉就是在得知部队要进藏后主动放弃大城市生活，向老首长刘邓提出归队的。
军长做出的第一个牺牲
动员会的时候，人们好奇地发现台上的张军长怀里坐着个不满三岁的小女孩。她是张国华的第一个孩子难难。张国华与樊近真1946年6月结婚，33岁才得子，自然视为掌上明珠。孩子天真可爱，也不怕人，见爸爸在台上讲话，她戴着个扇形小帽，站起来向台下敬礼，翘着小嘴说：“叔叔，阿姨，我给你们唱支歌！”说着就依依呀呀唱起来。台下的人都欢喜地鼓起掌。此刻张国华把孩子带进会场，一方面是疼爱，另一方面也有“背女出征”的味道。人员坐齐后，他把孩子交给旁人，站起来继续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