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杰是中国著名的军事家，曾任陆军大学校长多年，和国内各派系很多军事将领都有较深的渊源，向来受蒋介石猜忌；又担任过驻苏大使，对苏联同情；在解放战争中，杨杰曾联络西南地方势力反蒋，是当时“民革”的发起人之一，近来又在昆明策动卢汉起义。他到香港，是准备经过香港前往北平开第一届政协会议的，可惜晚离开了一步。在后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周恩来提议把杨杰当做一个缺席代表，主席团向“民革”和杨杰将军的家属发了唁电。
杨杰的死，深深地刺激了卫立煌。香港不是避风港，这之后他深居简出，只在家中读书阅报，从中了解大陆的事情。
卫立煌仍是顾虑重重。“民革”的同志了解到卫与蒋的关系已经决裂，过去在抗战中与八路军合作得也不错，便征求他的意见：“民革”可以介绍他到北京参加人民政协会议，共商国是，建设新中国。但卫立煌谢绝了。他认为现在还不是去北京的时候。像他这样一个背着失守东北黑锅的国民党将领去北京，必然成为一件引人注目的新闻，而蒋介石正可以把他自己打败仗应负担的全部责任推卸到卫某身上，这样反给了蒋介石以反宣传的口实。卫立煌郑重宣布：“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将来一定要回新中国，等等再说吧。”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卫立煌闻讯后十分激动，特地买了几瓶好酒，自己低斟浅酌，也不管自己是不是“战争罪犯”，拿起笔就起草了一份电报，通过香港的中共组织，发到北京向毛泽东主席致贺：
北京毛主席：
先生英明领导，人民革命卒获辉煌胜利，从此全中华人民得到伟大领袖，新中国富强有望，举世欢腾鼓舞，竭诚拥护。煌向往衷心尤为雀跃万丈。敬电驰贺。朱副主席、周总理请代申贺忱。
卫立煌
江（即10月3日）
寓居的日子度日如年。卫立煌担心蒋介石的暗杀，处处小心。有时在家实在烦闷，就携带夫人和子女出外散散步。听见道旁人指指点点：“这不是卫立煌吗？”他连忙拉着孩子走远，嘴里说道：“不要回头，一回头反叫人认清了。”直到回到寓所仍惊魂未定。
六年过去了。解放军收复了浙江沿海一些岛屿，美国政府公然出面干涉，与台湾订立了所谓“共同防御条约”，企图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1955年1月24日，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发表了《关于美国政府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声明》，揭露美帝国主义的阴谋。卫立煌看到这个消息，并看到香港一些国民党报纸不但污蔑声明本身，还对大陆报纸报道的张治中、傅作义、蔡廷锴等人发表的谈话加以攻击。
卫立煌当着一些朋友的面说：“是非自有真理，我在香港也要发表和张治中同样的意见，我奉了谁的命呢？没有谁要求我这么说，我的话完全是出自一个中国人的内心话，爱国的中国人就应当这么说，解放台湾，完成统一大业有什么不好！”
在香港的中共地下党闻知此事，来和卫立煌见面，支持他的爱国行动，鼓励他仗义执言，同时告诫他，香港并不是自由讲话之地，如果愿把这些意见公开发表的时候，卫本人必须藏匿起来，不然定会遭蒋帮特务的迫害。询问他：发表文章以后是否返回大陆？
此事传到北京，周恩来赞同卫立煌发表文章同时返回大陆的办法。周恩来认为卫立煌的爱国心思很好，现在是回来的时候了。恐怕韩权华不同意，周恩来和邓颖超找韩权华的六姐韩循华来商议。此时正好邓颖超的秘书生病请假，由一个1948年进燕京大学读书的女青年韩德庄代理。这个韩德庄是韩权华的侄女，周恩来就叫韩德庄执笔给卫立煌写信，说是姨父曾在太原结识的朋友叫她写信的，请姨父和姨母回来。
卫立煌一见信上写着“太原结识的朋友”，顿时联想到是周恩来。太原前线几次接谈的情景历历在目。长期以来，他时时刻刻都在注意“太原结识的朋友”的消息，只要有关他的报道，他都要仔仔细细地读几遍。现在周总理请他回去，那再好不过了。
来洽谈的香港中共人员问韩权华：“有顾虑吗？”
韩权华直言不讳：“有。我觉得我们已经成为无所作为的人了，不如流落香港，了此残生。”她担心：“我们现在的地位，无论对于哪一方面说来都不好。对于台湾来说，是撤职查办在逃的犯人；对于大陆来说，是没有归案的战犯。”显然她对将卫列入“战犯”有看法。倒是卫立煌想得开：“不要紧，革命不分先后，这些都会发生改变的。”
韩权华还是有想法：“在生活上我也有顾虑，在大陆上是不劳动者不得食，人人劳动，我一直有病，我怕到了那里劳动不了。”
来洽谈的人笑了，告诉她大陆所谓“劳动”的实际情况，这才慢慢解开了她的思想疙瘩。卫立煌希望立即成行：“我愿意用我的余年报效国家，我要革命，别的什么也不想。”
3月15日，卫立煌一家秘密回到广州，立即受到中共华南局书记陶铸和华南局统战部部长林李明的欢迎。卫立煌立即发电报至北京，向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报告他已经回来了，同时将预先准备好的《告台湾袍泽朋友书》交新华社发表。
4月5日，正流连于太湖美景的卫氏夫妇忽然接到北京的电话，说周总理有要事即将出国，想在临行前会见卫立煌及夫人。他们立即离开美丽的无锡，当晚搭车北上。一路上，他们兴奋异常。卫立煌就要见到“太原结识的朋友”，现在的一国总理；而韩权华的心情更为激动，她要见到的是她青年时代的老同学邓颖超：这世界竟是这样的小呵！
第二天上午，火车到达北京时，中央一些领导亲自到车站迎接。下午5时，周恩来将他们请到中南海家中，一边吃饭一边交谈。周恩来详细地询问了他们的健康状况、回来的经过，与卫立煌谈起了两次国共合作的旧谊。邓颖超和韩权华重叙往事，小饭厅里不时传出朗朗的笑声。听说周恩来第二天就要动身出国参加第一次亚非会议，还腾出时间和他们长谈，后来知道周恩来是刚刚动了手术还不到一星期，他们更是感动。
在周恩来出国期间，邓颖超亲自过问卫立煌夫妇的住房、生活、参观等各方面的安排。周恩来从万隆会议一回来，又和陈毅副总理宴请卫立煌，席间，陈毅还专门谈到为何当时将卫列入战犯名单……6月，卫立煌从北京饭店搬到政府为他们安排在北京东单麻线胡同的新居，周恩来又抽时间专门来看望他们。卫立煌先后担任了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民革中央常委，讨论国家军政建设问题，到南北各地视察访问。
他在《回到祖国大陆以后》的文章中写道：“我虽年逾六旬，但自觉较过去更为年轻。今后我当致力于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负祖国人民的关切和厚望。”当是他的肺腑之言。
1956年4月16日，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酒会，欢迎来我国访问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周恩来向伏罗希洛夫介绍了卫立煌。伏罗希洛夫笑着对卫立煌说：只要我们团结一致，我们就是无敌的。
周恩来总理说，国共两党过去已经合作了两次。
毛泽东紧接着说：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
卫立煌对此深觉荣幸：中共两位最有权威的领袖是当着他的面，公开提出“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这么一句意义深远的话。
1958年5月以后，卫立煌得病，先是咽不下东西，后来突转心肌梗塞，住入医院。周恩来和朱德都一再到医院去看望他。到了卫立煌病重说不出话来时，周恩来握着他的手鼓励他同疾病作斗争，卫立煌的神志还是清醒的，两眼流下了热泪。
1959年隆冬，严寒使卫立煌又染上了肺炎，使他一病不起。最后两天，朱德，这位继周恩来之后，他又结识的共产党朋友，一直陪伴在身边。1960年1月17日，64岁的卫立煌与世长辞。时值大寒季节，西伯利亚有一股较强冷空气南移，北京降雪。
公祭大会由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主祭。原来周恩来正在上海忙于公事，为了这个公祭大会，他特地连夜乘专车赶回北京，亲自到灵堂来主持。
周恩来给李宗仁带话
卫立煌回归祖国大陆，使得客留美国新泽西州的另一位失意老人李宗仁深受触动。他反复读着卫立煌发表的《告台湾袍泽朋友书》，觉得几年前他任代总统时，是他下令撤除了蒋对卫宅的幽禁，卫才得以逃离，所以卫是受益于他的。连国民党这样一位“五虎上将”的卫立煌都能受到中共领导人的如此善待，我又如何？
他对“和平”一直存有一念。在他由香港赴美国之际，为给日后留下一条回归之路，特意把与他非常贴近的智囊人物、曾任国民党中常委的程思远留在香港。程思远后来回忆说：“我替李宗仁办完一切手续后，他决定把我留在香港，我估计他此次赴美治病是一时权宜之计，最后一定要回到祖国来，可能让我在香港起桥梁作用。”
当周恩来走向世界舞台，出现在万隆亚非会议上，并发表关于台湾的声明：
“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时，李宗仁特别留意。他写信给程思远，嘱其同海外爱国人士交换意见，替他准备一个文件，以便在适当时机发表。同时，他自己也提出了一个《对台湾问题的建议》，提出两种方案，甲案：恢复国共和谈，中国人解决中国事；乙案：美国承认台湾为中国的一部分，但目前暂划为自治区，双方宣布不设防，美国撤退第七舰队。他奉劝蒋介石抛弃个人成见，以苍生为念，毋使内战重起于中国。
周恩来也极为关注李宗仁的动向。他注意到李宗仁态度、立场上的变化，开始做争取李宗仁归国的工作。1956年4月下旬，周恩来授意李济深：设法以你的名义告诉程思远，让他来北京一趟，就李宗仁的问题谈谈。李济深不仅是资深的政治家、军事家，还是李宗仁加入国民党的入党介绍人，他的参与对李宗仁是有影响的。
李济深按照周恩来的意思，当即给香港方面有关朋友打长途电话，让转告程思远，希望他到北京一谈。程思远虽觉突然，但事关重大，经过再三考虑，决定如约秘密北上。
程思远没办任何手续，也不带行李，由专人护送回到大陆。这一行程充满了神秘。4月28日，他到达北京。5月7日晚上，张治中约他到家中吃饭。饭后，张治中说：“明天下午，政协礼堂三楼举行酒会，招待海外归侨，周总理为要见你，也来参加，你最好写一些材料事前由我交给总理。总理说，他1938年在武汉曾经见过你。但是，明天我还是要郑重地向他介绍你。”
次日上午，程思远就写了一份各方对台湾问题看法的报告，交给张治中。下午3时许，程思远到政协礼堂三楼参加酒会，他正和张治中谈话时，周恩来健步走进大厅，虽然过去了十多年，人也胖了一些，程思远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周恩来。张治中正准备作介绍，周恩来却已笑容满面地向程思远伸出手来：“思远同志，久违了，欢迎你回来！”周恩来说：“我们1938年在武汉见过面。”程思远不禁惊奇：事隔18年，他还记得我，真是记忆力惊人。
周恩来又问：“今年多大岁数了？”
“47岁了。”
“身体这样好哇！”
“很好，我在海外常常游水。”
周恩来抱起肘来，细心地问：“你这次来有什么计划吗？”
程思远回答：“没有，我听候总理指示。”
周恩来笑了：“我希望你到各地多走走，多看看。比如东北，那是我们的工业基地，你可以去看看嘛！多看点地方，回到海外就多些材料讲嘛。”
程思远说：“我这次来得很匆忙，不准备到外地参观了，下次再去吧。”
周恩来笑笑点了点头，当场招呼刘斐、余心清、屈武他们，说：你们这几天多花点时间，陪程思远到附近去看看，大家谈谈，谈谈祖国这几年的情况。过几天，我们再详细谈谈。
四天之后，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宴会厅设午宴招待程思远。参加的还有李济深、张治中、邵力子、黄绍、刘斐、屈武、余心清、刘仲容、刘仲华和李克农、罗青长等人。50年代中期，是周恩来政治生涯中又一辉煌时期。午饭前，周恩来显得既轻松又愉快，充满活力。他和程思远交谈着：“今天我同你见面，是建国以来，我们共产党人第三次同国民党人接触。第一次是叶剑英元帅在广东同前中国银行总裁张公权接触，叶帅你见过的吧？”
程思远说：“见过。他当八路军总参谋长时，也是1938年，我们请他在武汉给广西学生军做报告。”
周恩来接着说：“第二次，是我找龙绳武。龙绳武你熟吧？”
程思远知道：“他是龙云的儿子。还有个哥哥龙绳文在美国。”
周恩来说：“第三次就是你了。”
午饭后，周恩来毫无倦色，继续与程思远在客厅里交谈，一谈就是三个小时。
从中国革命和建设、国共两次合作谈到现在国家对国民党人的希望。他特别强调：
我们国家当前的对内对外政策，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为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按照这一方针，我们主张爱国一家，团结对外，以诚相见。过去，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人曾经两度并肩作战，反对帝国主义。我们希望将来有第三次的国共合作。有人说，过去两次国共合作，结果凶终隙末（语出《后汉书·王丹传》，指原先好友，终成仇敌），但是追源究始，责任不在我们。这是事实俱在，有目共睹的。
总理说，从现在起，我们不派人去台湾工作，我们不在台湾内部制造分裂，我们希望台湾全部过来。台湾当局如要了解国内情况，尽可以派人来大陆考察，我们将提供一切帮助，他们不必派特务来进行破坏活动。国民党军政负责人员来大陆探亲、访友、观光，我们将给以各种方便和协助，并保证他们来去自由。
谈到李宗仁，周恩来说：“李宗仁先生去年主张台湾问题由中国人自己协商解决。我看了很高兴。这是李先生在海外心怀祖国的表现。请你向李先生转达，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我们赞成中国的一句古话‘和为贵’；我们欢迎李先生在他认为方便的时候回来看看。”程思远当即表示愿为此加倍努力。周恩来也说道：李宗仁的意见很好，只有一条我不同意，他主张台湾非军事化，这怎么可能呢？就是台湾回归祖国以后，还是需要军队保卫嘛！
程思远回到香港后，花了几个晚上，把回国的经历、感受和周恩来要他转达给李宗仁及海外人士的话，写了一封长信。因为篇幅太长，他分装了几个信封，寄给远在美国的李宗仁。
李宗仁回信表示不快，谓此行关系重大，事前何不相商？并申明他虽提出对台建议，但其中间立场迄今未有任何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