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他从大陆的广播中，了解了共产党对“白皮书”的态度。毛泽东以新华社名义发表的社论，措词强硬：“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是马歇尔下台以后的继任者，他继续执行并且发展了杜鲁门政府的敌视中国人民的政策。这次发表的白皮书中，他承认支持蒋介石集团阻止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同时叫嚣坚持侵略中国，亚洲各国和反共反苏的政策。美国侵略者对中国和其他国家极可能有更露骨的侵略行为。
白皮书与美国侵华政策和重要执行人之一司徒雷登在这个时候回国并非巧合。美帝国主义妄想以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来代替蒋介石政权，阻止中国解放，具体组织这个阴谋活动的就是司徒雷登！”
听了这些话，蒋介石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美国忸怩作态反遭骂，偷鸡不成蚀把米，美国与中共闹翻当然对他有利；惧的是，还没站稳脚跟的中共竟不怕遭来报复，完全不理会美国的飞机大炮原子弹，既然中共连美国都不放在眼里，岂能容忍他蒋介石兴风作浪？在这种悲喜交加的心情下，他命令手下人特别是秘书曹圣芬特别留意大陆的动向。众人退下，他又和蒋经国交谈起来，问道：“共产党为什么对美国不服帖？美国有原子弹，为什么他们不怕这个？”
蒋介石知道儿子在留俄期间对共产党有过研究，所以要他回答这个问题。
蒋经国沉吟一阵，缓缓答道：“他们的看法不同，拿毛泽东的话来说，就值得注意。民国三十五年8月间，毛泽东曾经在延安接见美国记者斯特朗，谈到了原子弹问题。美国记者问如果美国用原子弹对付苏联，他怎么看法？毛说：‘原子弹只是一只美国用来吓唬人的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其实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大概现在还是这个意思。”
蒋介石不以为然：“纸老虎的说法不是毛泽东的发明。我在黄埔的辰光，经常听到广东人讲‘纸老虎’这个词。外国人还说过广东军阀是纸老虎。现在的问题是，如果美国真的动起手来，共产党绝非对手。我看只要三次大战爆发，局面是会好转过来的。”
蒋经国不好扫父亲的兴，随便附和着，随后就道出自己心中的不安：“不过共产党的看法还是不同。毛泽东在去年，大约11月份，有过一篇文章，说代替德意日法西斯的地位而疯狂地准备新的世界大战的美国，反映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极端腐败和濒于灭亡的恐怖情绪。”
蒋介石皱起眉头：“我不懂这是什么意思。你讲讲你的理解。”
蒋经国解释说：“他的意思是要中国人不必怕美国，恰巧是美国怕中国人。不管他列举的事实是否对头，我倒觉得毛泽东的话也有道理，我们也可以从中找到对付美国人的办法。美国人对付好了，再回头对付中共就容易了。”
蒋介石沉默起来。不管怎么说，儿子的看法的确别出心裁，而且某些东西与他骨子里是一样的，那就是：对美国不能一味服从。
蒋介石又问起蒋经国：“外国有什么批评？”
蒋经国回答：“英国最积极，意思是要在外交上承认新的中国，并在自由平等基础上与它建立全面的商务关系！”
“投机！”蒋介石狠狠地咬了一下牙。
蒋经国继续说：“英国的态度不必去理会。现在的问题是怎样继续获得美援。
依我看，白皮书可以成为掩护美国继续援华的反共计划书！弄得不好，本党真有给它一棒打昏的趋势，我希望父亲注意广东的发展！姓李的很可能利用白皮书不受台北控制，搞什么第三条路线单独争取美援。”
这时，俞济时及时送来香港方面的密报，报告上写道：香港流传消息，一般认为美国在这时候不顾本党在美人员的奔走呼吁，决定发表这个指摘本党文件，此举固系为答复援华急进派之打击，为美国本身对华政策辩护，但其中强调“苏联援助中共”一点，则预为强化援华政策找理由。中共抨击白皮书不遗余力，见者称快。
此点本党堪作参考。一般传说：自胡适、甘介侯、宋子文等先后抵美以后，本党人员在美活动确系无孔不入。顾维钧、甘介侯奔走于国务院及国会之门；宋子文及一些武官、特工等奔走于魏德迈、陈纳德以及其他美国军人之门；孔祥熙等则与美国财政部及财界联络；于斌专在反共教会方面下手；胡适及大使馆参事陈之迈则向美国教育文化界插足。中美上层活动结果，有几项一般认为为众所共知：一、6月底，参议员诺兰、麦加仑等21人致国务院，严厉攻击它的对华政策。纽约传言蒋夫人为取得反共议员签名，每一个名字曾花几千美金；二、同时，共和党领袖杜斯、范登堡等指摘杜鲁门的对华政策不遵行两党路线；三、7月4日，反共工会“自由贸易委员会”声明要求积极援蒋，反对承认北平；四、7月6日，美政府中人为本党及霍华德记者布置了一个呼吁美援的会谈……蒋介石看着密报，心头一松，透了口气，又布置蒋经国：“这些还不够，要让美国人公开声明支持我们，或者，我以我的名义发表……”
蒋经国急忙劝阻：“爹爹，今日之事，对内只有钳制李宗仁，对外抓住美国人，千万不可表示什么，以免不可收拾。”
美国曾想把台湾从中国分离
美国的“白皮书”发表后，白宫人士在密切注意中国方面的反应。因为成文仓促且内容冗长，一发表便发现许多不妥。美国国务院六名打字员一齐动作，将“白皮书”按照修改意见重新打字，所改之处，对蒋谴责的语气大见缓和，并将一些攻击蒋介石某些内亲的词句也给匆忙删除。美国专栏作家皮尔逊对这种突然更动的内幕作了报道，称其改变来自艾奇逊和国防部部长约翰逊之间的龃龌。约翰逊与孔祥熙一向要好，主张继续积极援助蒋介石。当艾奇逊自巴黎回美，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上讨论对华政策时，约翰逊的主张获得了压倒优势。他主张在新中国周围建立一个“防卫地带”，包括日本、台湾、菲律宾，加上暹罗、缅甸、印度及华南的一部分，而在东京做“白色太上天皇”的麦克阿瑟也有电报回国支持这与新中国为敌到底的做法。
皮尔逊的“内幕”无疑夸大了美国国务院与军方间在援蒋问题上的差异，但国务院把“白皮书”中骂蒋的句子冲淡了一些则是事实，这不能不引起红色中国领袖们的警惕。
而美国也特别关注着毛泽东的反应。
8月13日以后，他们陆续收到了北平的广播，美国总统立即召集白宫要员，商量对策。杜鲁门小口地抿着咖啡，一小节一小节地啃着毛泽东的文章。国务卿艾奇逊说：“毛泽东果然不同，借用新华社的社论方式还击，分明是瞧我们不起！他还把我们美国当做纸老虎？”
杜鲁门骄横地说：“用不着动用联合国会员兵力，我们便可以把他逼回延安！”
但是很快有人作了反驳，举出毛泽东的老家湖南长沙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省主席程潜投奔中共，还有南方许多省份纷纷起义，不能再拿旧眼光看待毛泽东。要让毛泽东重回延安，简直是说梦。
陆军司令也说：“我上个月去福摩萨（台湾），陈诚还说长沙没有关系，国民党已有重兵守卫。说长沙虽然四面受敌，但依然不失其屏障衡阳的价值，万一长沙失守，衡阳就失去屏障，中共就可以直扑广西。”陆军司令还说道：“我当时就告诉他们，1944年日军的行动值得参考，当时日军南下衡阳，便经柳州而下桂林，更由桂林直扑河池、独山，如果不是国际局势微妙，日军可以直下四川！所以国民党如要保持广西、贵州，必先巩固衡阳，因此长沙非守不可。”
艾奇逊颇有同感：“前几日我同他们的大使也谈到这个问题。据蒋介石的意思，长沙、衡阳是东南和西南的枢纽，长衡如失，东南西北的陆上交通将随之中断，影响之大，非言可喻。我说我们当然也支持你们来一次猛烈反击。据蒋介石在台北对高级将领说话称，长沙之战如果国民党获胜，那就是过去一年来的第一次胜利，意义重大，可以藉此挽回颓势。还有，长衡之战，是东南各省与西南各省能不能联成一气的关键所在，影响深远。此外，蒋介石认为长衡之战是国民党有无实力抵抗共军的试金石；如果获胜，美国便会刮目相看。蒋介石还这样说：现在已有两亿中国人在中共统治之下，这两亿人之所以不能起来反抗中共，完全是因为国民党节节败退的缘故，如果他们能在长沙之战中取得胜利，那么那两亿中国人必能揭竿而起，配合蒋介石的军事行动，使蒋介石收回所有土地。”连艾奇逊也不相信蒋介石的话：
“言犹在耳，但长沙的坏消息又一次证实了蒋介石不是我们理想的朋友。”
陆军司令继续他的话题：“我在台北目击蒋介石的军队有两大危机，恐怕不但长沙之战他要吃亏，西北西南之战他将继续吃亏，连未来可能发生的台湾海峡之战他都会吃亏。”
杜鲁门不同意陆军司令的“吃亏论”：“我们无论如何不能等待中共攻台湾，我们必须对台湾先入为主，最好在蒋立足未定，在中共尚难预料到台湾的情形下守住台湾，待机反击。在目前要挽回中国局势是不可能的，否则我们不会发表白皮书。”
艾奇逊说：“听北平对白皮书的抨击，显然他们是满不在乎的样子。我想我们今天的要务是怎样取得主动，这是一大课题。”
杜鲁门又想起刚才陆军司令说的话，追问道：“你说蒋介石的部队有两大危机，是什么？”
陆军司令回答：“很简单，已经退到台北的部队害还乡病，如果养而不用，眼看会超过兵役年龄，变成胡子兵，这是一；兵源大缺，台湾人对国民党没有向心力，这是二。有此两大危机，我担心我们对福摩萨如果观望不前，难免有变！一旦台湾宣布同北平合为一体，我们就非常困难。”
杜鲁门直摇头：“你们的观察有参考价值，但你们的担心是多余的。台湾对日和约还没签订，现在还不能是中国的，这一点我们倒有办法。”
艾奇逊又提到新华社社论中的一些观点：“北平似乎对我们如果要踢开蒋介石也有准备，且不在意。他们认为我们的目的就是继续干涉和侵略，岂有此理！我们是在帮助一个国家，怎么能叫侵略呢？”
杜鲁门烦躁，不愿在字面上浪费时间：“共产党的目的是用抨击引起中国人民对我们的仇视。我们可以找一千条理由、一万条理由出兵中国，而且深信必能胜利。
我们的原子弹无人能阻挡！但是我们不能不顾忌舆论，不能将华人的仇恨拉到我们身上。我们目前缺少的就是这个。至于蒋介石，那不出兵也能让他滚蛋！但很明显的事实是，我们当前的敌人是共产党，是领导红色中国的毛泽东，而不是蒋介石！”
接下来，他们又研究起援华专款，这一大笔钱、一针强心剂当然是要注进蒋介石的肌肤的。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对外关系史上的一个新时代。如果说在这之前，美国当权者尚可观望、等待，那么面对人民共和国这个现实，他们不得不决策了。艾奇逊、司徒雷登等人认为正在不断取胜的中共十分“傲慢”，应当利用承认问题挫一挫中共的锐气，提出了承认新中国的种种先决条件，处心积虑拼凑不承认新中国的“统一战线”。10月12日，艾奇逊在给各驻外使馆的批示中表示，美国目前不想承认中国，说中共政府的成立是长期以来预料中的事，不必理会它的紧迫性。杜鲁门政府一方面坚持敌视新中国，另一方面，却又要作出某种姿态不表明它是中国人民的朋友。这既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传统特色，也是当时美国敌视政策中的另一个侧面：分裂中苏的战略所需要的。1949年10月26日和27日，艾奇逊召集他的主要远东政策官员和顾问开会，就实施这一战略达成了一致意见。美国统治集团预料中苏关系将产生“严重的紧张”，但是在中苏分裂变成现实之前，美国在制定对华政策时仍应把中共是苏联工具作为“基本出发点”。他们认为中苏分裂将主要由苏联的行为和中国内部发展导致，承认与否并不是促进中苏分裂的王牌。
但是美国不能转移中国人对苏联“帝国主义”意图的视线，要尽量使自己的政策有别于苏联。同时美国对中国的敌视不能“超过”对苏联的敌视，必须把主要的攻击矛头对准苏联。总之，为了达到分化中苏的目的，美国需要耍一点政治手腕，在“大棒”和“橄榄枝”之间寻求一种微妙的平衡。这种意图在中国的联合国代表权和台湾问题上多次明显地表现出来。
美国也曾想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为此，美国曾一度回避与以蒋介石亲信陈诚为首的台湾当局打交道，等候李宗仁用亲美派孙立人取而代之。可是，台湾很快处于蒋介石的铁腕统治之下，台湾成了蒋介石残兵败将的“安全岛”。美国想撇开蒋介石在台湾建立亲美政权的打算只是一厢情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