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华站起来，传达毛泽东的指示，他学得惟妙惟肖，包括毛泽东用手缓慢一劈的动作。他讲得很快，提了一连串问题后又低声说了几句，看来，这才是他自己要说的主要的几句话：“事关重大，影响深远。我的决心是：准备干掉他1300人，根本不要考虑伤亡，1300也好，2300也好，打一个补一个，始终保持四个大团满员。”将领谈论战斗预想时，总会感到格外地欢愉，即使在下命令：“为了加强指挥，我们都可以下去，必要时，副司令员可以到团里去加强。”他再次环视会场，话语里充满了鼓动性：“现在是非常时期，一切都要围绕打仗，一切服从前线，把自己担负的责任落实下去，负责到底。现在北京就看我们的了，是共产党员表现的时候了！”
毛泽东相信前线指挥员：“让他打嘛！打不好重来！”
张国华于19日进入前方指挥所麻麻。
战前，指挥所的气氛是紧张的。他有时专心研究地图，有时离开地图踱着步子深思。“慎重初战”是个很不好驾驭的车头。初战必胜又是最起码的要求。与印军毕竟是初次交手，它是“太极派”，还是“少林派”呢？估计不会有国民党的主力强，但也不能估计过低，要猫当老虎打，像对付国民党的中等部队。当时上级有一种意见，为了慎重，只打敌其一点，吃掉敌人一个营。这是个很保险的方案。张国华考虑再三，吃掉一口营，不痛不痒，要吃就吃它一个旅！
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另一位领导时，另一位领导浑身震了一下：“这太冒险了！万一……”
还有一位领导不无担心：“现在仗要打大了，是不是战役发起时间向后推迟两天，以便部队做好充分准备？”
张国华没有表态：“看看部队准备情况吧。”
阴法唐政委代表新组建的四一九部队师团两级领导再次进言：“张司令员，战役发起时间不能推迟！”
“理由呢？”张国华不露声色。
“我一万多人进入战场，在森林里隐蔽了一天一夜，不动烟火，再推迟两天很容易暴露作战意图。那时再进攻还有什么突然性！”
张国华一拍桌子：“不再推迟，要让敌人还没穿裤子就当俘虏。”
两种意见反映到中南海。有的领导也认为张国华是冒险。毛泽东不喜欢墨守成规，把另一种意见的文稿推到桌子另一边，颇有愠色：“他是前线指挥员，让他打嘛！打不好重来！”
方案定了，干部会上，他激越的声音把出击前的喧闹压下去了：“现在当面敌人不是1300，而是2500，准备打它3000，如再增援就按它5000打。3至5天解决问题，不要怕伤亡，准备伤亡2000，要打得好，打得快，速战速决，务必全歼。打起来不受‘麦线’约束，但要报告中央。打不好是前边的人负责，补给不好是管后勤的人的责任。哪个搞不好，要追究哪个人的责任。打不好，消极说法是未完成任务；积极说，是不够共产党员条件。”
会后他毛泽东布置，要多准备些猪肉，要把各团电影组组织起来，把军区文工团调来前方，以励士气。
10月20日7时30分，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解放军的炮火铺天盖地地向入侵克节朗的印军阵地倾泻，到9时30分，印军的第一个据点被攻下。到晚上8时多，克节朗战役即告结束。张国华耸耸肩，笑了：“这样容易取得的突然性，我当兵33年，还是头一次！”
23日，中央致电称赞：“作战部队在高原严寒的困难条件下，斗志昂扬，艰苦卓绝，勇猛作战，干脆地歼灭了敌人。”军区前指刚刚收到这一鼓励电，还没来得及转发，又收到中央收回该电的通知。张国华心口一紧：出什么事了？等他收到第二份电报时，心中的疑团还是没有解开。后一封电报只比前一封电报多了两句话。一句是“捷报频传”，另一句是颇带感情色彩的“中央、军委极为高兴”。为什么又收走前封电报呢？张国华估计，看这口气，很像是毛主席亲自加的两句话，毛泽东的高兴溢于言表，他希望电报能更大地鼓励前线士气……是的，一定是的！
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张国华指挥的两次战役和一些零星战斗都取得了胜利。歼敌三个旅，生擒包括王牌旅长达尔维和另一名准将旅长辛格，共毙、俘敌7000余人，占整个中印边境反击战战果的80%。中方作战部队也付出了代价，伤亡1460人。重要的是，在和平时期取得了作战的经验。战后，许多战斗骨干被输送到其他部队。1963年，张国华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为中央警卫团抽调了12名参加过战斗的连排长。
毛泽东的结论是：撼山易，撼解放军更难
1963年2月，张国华回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秘书通知他，主席要亲自听他汇报。张国华有些发怵：“叫别人汇报吧。”
“不行，主席点名要听你讲，说你一直在前线，最有发言权。”
张国华心里忐忑不安。他知道主席听部下汇报时，最喜欢插话提问，即兴发挥。他生怕哪个细节疏漏，对答不妥……也只好加紧准备汇报提纲。准备完了，他还觉没把握，就把提纲送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审阅。罗秘书长在上面批了几个字：“此件看了，很好，请照此向中央工作会议汇报。”
2月19日下午，汇报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当他走向怀仁堂讲台时，那安然自若的神情忽然间又变得紧张起来。好像所有的目光都向他射来，对着他笑。
他朝左边一看，又朝右边一看，自己的座位竟被安排在两位主席———毛泽东和刘少奇中间。他也记不得是怎样走到自己座位上去的。只记得人在太紧张时反而抛弃了一切杂念。他开导自己：麦克风又不是机关枪，怕什么！反正是我亲身经历的事，就照直说。
他谈到有些部队参战太仓促时，毛泽东果然插话说：“那个五十五师，从青海的西宁出发，用卡车送，就是在路上动员的，差不多一到就打。一三○师在四川是个生产部队，放下锄头就上车，一到就打，就在汽车路上做动员工作，很仓促。”毛泽东一指张国华说：“就是你这个将军也是临时派去的嘛。”
毛泽东鼓励张国华继续说。当他说到“这场斗争是一场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时，毛泽东又愉快地插话：“要注意军事，只搞文，不搞武，那个危险。各大区、省委的同志都要准备打仗，要练兵，每年要有8个月。”毛泽东侧过脸，笑眯眯地望着张国华半开玩笑地说：“你也是书记嘛！一打仗，你那个病也就好了。”毛泽东磕磕烟灰，又补了一句：“当然有病还是要治的。”
张国华接着说：“中央军委和总部在作战中的每一重大转换时节，都给我们做了及时、具体又详尽的指示……”
毛泽东插话：“我这次是参战了的。还有少奇、总理、小平……”
张国华汇报说，这一次打近仗多，毛泽东说：“要注意近战、夜战。对帝国主义，我不相信近战、夜我搞不你不赢。在朝鲜战场上美国人怕近战、夜战，怕手榴弹，怕拼刺刀，怕几十公尺或者一百公尺这样的射击。”
张国华：“在交通运输上，我们是依靠土法，依靠自己，依靠群众。没有空军支援，靠地面；没有公路，靠人、畜；没有体积小、重量轻、有营养的干粮，靠糌粑……”
毛泽东：“在这一点上，他是现代化，我们是原始化。但革命的原始化战胜了反革命的现代化。”
最后，毛泽东高屋建瓴地评价中印边境之战：“打了一个军事政治仗，或者叫政治军事仗。这一仗，至少可以保持中印边境10年的稳定。”
历史完全证明了毛泽东的预见。事实上，从1962年至今，四十多年了，中印边境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局面。这个局面的取得与这一仗有着密切的关系：没有这一仗，是难以维持这么长的和平稳定的。
不久，罗瑞卿将参战部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情况向毛泽东详报。毛泽东若有所思：“过去岳飞说过，‘文官不要钱，武官不怕死，天下太平矣。’‘饿死不抢粮，冻死不拆房。’前两句有片面性。那时金兀术说，撼山易，撼岳家军难。我要说，撼山易，撼解放军更难。”
将军们面临非同战争的风暴
1965年，中央决定，西藏工委从9月1日起，改为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张国华任第一书记。正当张国华踌躇满志建设西藏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西藏和内地一样，顿时一片混乱。从城镇到农牧区乃至边境地区，到处都在“造反”。他们也揪住张国华不放，各种帽子已经戴到了13顶，他发高烧好几天了，白天应付造反派，晚上到医院打针。一个好心的医生把情况报告周总理。周恩来极度关注西藏局势，也关心着张国华。他指示童小鹏：“小鹏啊，通知空军，派个飞机把国华同志接到北京。”
张国华还没到，驻京办事处的造反派就得到消息，闯到樊近真家里，逼问着：“总理说了，张国华要回来了，你把人交出来！”
樊近真气不打一处来：“你们是听的广播，我也是听的广播，我也不知道他在哪！”
造反派没有找到人，气急败坏地走了。夜里2点多，张国华才推开北京的家门。樊近真还没睡，一见张国华脸肿得厉害，往床边一坐就起不来了。问他吃点什么，他说别忙了，要弄就弄点稀饭吧。樊近真见他的脚也肿得跟馒头似的，说洗洗脚能消肿。可他怎么也脱不下毛裤，孩子们也来帮着脱，可腿肿得根本脱不下。张国华喃喃说道：“我已经4个月没脱衣服上床了……”正换着毛裤，周恩来来了电话，让他到京西宾馆去。张国华从床上坐起来，一看表已经5点多了，说总理打电话总有事，不用休息了。
他出门刚上车，另一辆小车在门口戛然而止，车上的人下车来急急走近张国华，贴近他耳朵窃窃：“先到人大会堂。”他到了人大会堂，才知是毛泽东接见他们18个将领。
接见以后张国华又去京西宾馆。两天以后他让党秘书打电话，叫樊近真也去，谈谈西藏驻京办事处运动情况。
周恩来把大区和省市一些靠边站的领导集中到京西宾馆，加以保护。可造反派不顾警卫战士的阻拦，仍然冲击宾馆，要揪斗宋任穷、谭启龙、江华、江渭清、张体学等人。有时强行把人抢走。傅崇碧再指挥部队把人夺回来。周恩来对冲击京西宾馆很恼火，为了保护这一大批人，指示立即修围墙。京西宾馆现在的围墙就是那时突击建成的。但造反派仍在院外围得水泄不通。
张国华正在会上汇报西藏情况。中间樊近真出来，在楼道里走动，正巧总理也出来解手。平时总理遇见她总要和蔼地问候几句。可这次总理手扶着腰间，直瞪瞪地朝前走，满脸憔悴，眼里布满血丝。樊近真鼻子一酸，掉下泪来。她在内心喊道：“这文化大革命还有个头没有！把总理累成这样……”当时外界正盛传“二月逆流”，张国华被划在贺龙的圈里，周恩来本人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回到座位后，说：“不要分两次汇报了，一次吧，我还要到主席那儿去谈。”
3月初，张国华要回西藏。周恩来拉住他：“要解决四川问题，你是西藏的书记，也是西南局书记之一，你留下听听吧。”以后凡是四川问题，总理和叶帅总要拉上张国华，征求他的意见。当时四川因为刘结挺、张西挺投靠了康生、江青，林彪又在那里找军队的代理人，使四川问题变得异常复杂。周恩来和叶剑英商量，让张国华去四川任职。报到毛泽东那里，也得到同意。这件事林彪很不满意。黄永胜马上表现出冷淡。在一个食堂吃饭，遇见也不和张国华及家人打招呼了。
毛泽东伤感：再也见不到张国华了
1967年5月，张国华奉调四川任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周恩来和他保持密切联系。有事直接打电话。攀枝花钢铁基地的领导被纷纷拉下马，总指挥徐驰被害得左眼完全失明。周恩来还是重新任命了他。周恩来要通张国华：“你要保证徐驰同志这次来渡口能行使领导职权，还要保证进渡口的汽车不再被红卫兵阻截！”
张国华没有二话：“总理你放心，进渡口的汽车，我要派解放军护送，看谁还敢截！”
后来四川省委改选，张国华又担任了革委会主任，省委第一书记。这“四个第一”可把林彪线上的人气坏了，刘、张也嫉恨心头。于是一只罪恶的手在幕后开始动作：
一天早晨5时，张国华被一声巨响惊醒。他问陪他住的儿子小原：“枪响？”
小原白天做了个老鼠夹子，放在饭锅旁，就说：“可能是我的老鼠夹子响。”
“是吗？”张国华半信半疑。
“爸，明天你还要接见，再睡一会儿吧。”
张国华没有再睡，起来四处看了看，对小原说：“不是你的老鼠夹子。”
儿子抬头一看，父亲手里捏着个亮晶晶的子弹头，呼地爬起来，查看弹迹。
子弹是从窗玻璃打进来，穿过父亲床上的蚊帐，打在小原的床架上，又折到沙发把上。小原吃惊又庆幸：如果父亲当时不是躺着，只要抬头一点点就会被枪击中……白天邓少东副司令和小原去窗外查看，发现在对面山上一棵桃树杈上架着一支步枪，院里的哨兵和起来做饭的炊事员都说看见一个穿天蓝色衬衣的人早晨在山上晃了一下。谁说了一句：“保护现场！”可是再上山去时，现场已被人破坏。
周恩来知道这件事，叫张国华不要在那里住。同事们也劝他离开。
张国华喷着烟。“我不能动。”他说，“我一离开，周围的同志都不稳定。”
原来他住的军区大院5号楼，几个副职也都围着他住在这个楼上，心里踏实些。
张国华轻轻咳着：“没事。就是打着我，我个人算什么！”
副司令邓少东劝他：“那就挪挪房间吧。”张国华淡淡一笑，也没同意。
1972年，正当张国华领导四川人民清算林彪反党罪行，由于过分劳累，竟在2月21日主持解决四川大学问题的会议上，猝然病发，倒在会场上。党中央闻讯，立即派出专家小组抢救。专家小组在周总理的具体安排下，连夜飞往成都，但未能奏效。不满58岁的张国华再也没有起来。
悲痛中，传来周恩来的三点指示：一、国华同志的工作由李大章代理；二、查清死因；三、骨灰送到北京。
原准备2月24至26日送骨灰回京。正赶上总理秘密访问越南。周恩来一到越南，就和驻越大使王幼平伤心地说：“知道吗，国华同志死了。”
王幼平是张国华的老战友，大吃一惊。周恩来说起详情，边说边流泪，说到后来，连总理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两人相对而泣。
一直等到3月11日，总理回到北京，张国华的骨灰才运到北京西郊机场，周恩来从正在忙碌的与尼克松会谈中抽身亲往机场迎接。周总理一生只去机场接过两个人的骨灰，除了张国华，另一个是他极为赞赏的陈赓大将。寒风中的周恩来接过张国华的骨灰，伤心得不能自持，潸然泪下：“中央正要重用他的时候，他却过早地走了……”一旁的其他领导人也都为之惋惜，恸哭出声。周恩来和樊近真在机场留影，小声暗示她不要回四川：“生活上的问题我会安排的。你在北京检查身体，有事到京西宾馆，让秘书告诉我。”
不久中央召开解决四川问题的工作会议。周恩来询问毛泽东是否接见干部。
一般情况，毛泽东总是满足地方干部的愿望，但这次却执意不从，他拍了一下沙发把，神色黯然，许久，叹了一口气：“不见了，再见也见不到张国华了！”
张国华在藏17年。这17年，是西藏变革时期最经磨难的时期，也是张国华人生最辉煌的17年。多数将领都走进和平生活，而他却没有离开过艰难困苦。
刀枪之战刚刚结束，又陷入“文革”的灾难，一生不得清闲。然而历史记住了他。他的事业溶进了佛光里的皑皑白雪。僧俗各界至今仍在怀念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