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场里很静，在周恩来检讨完后，多数人都保持沉默。也许他们中的一些人也不明白毛泽东为什么要发这样大的火，周恩来又要做这样的检讨。在弄不清意图的情况下，人们也很难对周恩来的检讨说什么，他们只有听命于毛泽东的判定。所有本着善良愿望的共产党高级官员倒是放下了一颗悬着的心。有人担心反冒进和反反冒进的意见会冲突起来，至少周恩来可能要解释一些什么，毛泽东可能会发更大的火。好在一切都没有发生。一生中相忍为安、顾全大局的周恩来再次将一颗苦果咽了下去。
尽管会议的气氛得到缓解，事态没有继续发展，但是，南宁会议所营造的急躁冒进情绪却在全党急剧膨胀。薄一波对此曾评论说：南宁会议在我们党内是一个转折。全局性的“左”倾错误就是从这个时候迅速发展起来的。
自此，周恩来便处于两难的矛盾状态中：一方面，他要在一般原则上和其他领导人保持一致，表示支持毛泽东提出的争取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构想，并不时检讨反冒进“错误”；而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深入了解中国现状并熟悉经济建设规律的领导者和具体指导者，他要尽可能地坚持稳重与谨慎的立场。
时间转眼就到了1月下旬，北方的天气还是那样冷。当最后的一片晚霞从天边消失，中南海的水面上腾起一层重雾，星星在天空中闪烁了一会儿，也都看不见了。入夜，心情沉重压抑的周恩来依然坐在办公桌前，审阅着送来的一厚叠文件。他戴上眼镜，翻起那本《关于1957年国家决算执行情况和1958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草案）》。这里的内容他早已熟悉，画个圈签个字便送走。可他又摘了眼镜，望着夜色浓重的窗外，思考起来。最后他还是坚持，在文中所写的那句“为了在15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工业产品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一语中的“15年”之后，增写了“或者更多的一点时间”九个字；又在“为了在今后10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句中，删去“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八个字。随之，他的心情少许轻松一点，便走出房门，来到一间旧房子里，和工作人员们打起乒乓球。
当年在国家计委工作的梅行，有一天下午到西花厅办事，看见总理和许明等人打乒乓球，很有些奇怪。梅行知道总理平素日以继夜、日理万机，现在怎么一下子显得“无所事事”了。梅行悄悄问许明：“总理那么忙，怎么有时间和你们一起打球呢？”
许明沉默片刻，反问道：“你难道不知道他现在在经济工作上已经没有发言权了吗？”随后她又补充说：“我们不忍心看着总理一个人坐办公桌前发闷，才找了一间旧房子，放上球桌，让他出来活动活动。”
南宁会议之后，毛泽东亲自掌管了经济大权。他对南宁会议的结果十分满意。但是，他的“不断革命”的理论和“抓而不紧等于不抓”的实践告诉他，只开一次两次这样的会议，是不足以把反冒进“空气改变过来”而成为“大跃进”的空气；只有小会加大会，密密层层地“轰炸”，才能奏效。于是，毛泽东提议在北京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再到成都去开一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他在不同场合向反对冒进的领导人发出警告：以后只能反右倾保守，不能反冒进。虽然冒进错误现在还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但如果要固执下去，看问题的方法不有所改变，到那时也许变成两个指头，并发展到自己搬起石头打自己脚的地步。
毛泽东3月4日到达成都，预计8日开会。毛泽东是第一次到成都，对这里的古迹很感兴趣。会议的前一天，他来到成都西郊5公里处浣花溪畔的杜甫草堂。对杜甫不甚喜爱的毛泽东，还是饶有兴趣地观看了历代不同版本的杜诗集。
最后来到大廨，在一排栏杆前找了一把带有靠背叫“飞来椅”的平盘上坐下。
他吐着烟，四下环顾，忽然站起身，走到这座通堂式的敞厅前，看悬着的一副对联。上联是：“异代不同时，问如此江山，龙卷虎卧几诗客”。他轻声念着，自言自语道：“是集杜句。”看完上联，又看下联，他的脸上露出赞许的笑意：“好联。”第二天，毛泽东又专门派人来此借阅了楹联书十余种，他喜欢这种大气磅礴的诗句。他是以一个政治家的眼光来看待这些诗的。
3月8日，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西南、西北、东北地区各省市委书记到齐。
9日，毛泽东阐明他对反冒进批评的目的：反冒进是个方针性的错误，南宁会议提出了这个问题，有许多同志紧张，现在好了。谈清楚的目的是使大家有共同的语言，做好工作，而不是不好混，我绝无要哪个同志不好混之意。毛泽东点名说到：我觉得恩来同志在1956年11月二中全会上的基本观点就是“成绩是有了，肯定是冒了”这两句话。其实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应该采取冒进。以后反冒进的口号不要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要提。反冒进这个口号不好，吃亏，打击群众。我们没有预料到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它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今后还要注意有人要反冒进。反右倾这个口号为什么不会打击群众呢？反右倾所打击的就是一部分人的官气、暮气、骄气，一些人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这些东西应该加以打击。
25日周恩来再次检讨反冒进的“错误”：“我负主要责任提出的反冒进报告，就是对群众生产高潮泼了冷水，因而不是促进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费，四十条也被打入冷宫，这就是问题的本质。……反冒进的错误主要在于将1个指头当作多数指头，没有给群众高潮撑腰、想办法，而是重重限制、层层束缚。但是，我当时却没有这样认识，以后才逐渐认识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
陈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并检讨了反冒进的“错误”。
毛泽东宣布：反冒进的问题解决了
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一次对全国性“大跃进”进行总动员并对反冒进作正式结论的会议。
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工作报告，对批评反冒进作了结论。报告说：反冒进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1957年的生产建设，特别是影响了农业的发展，形成了“马鞍形”。
会上，党的历史上出现过的那种开展过火斗争的气氛很浓，有不少人在发言中猛烈批评反冒进，觉得这个结论对反冒进的批评还不够，语气轻了，对立面讲得不够，应彻底清算反冒进的“错误”。各地方代表也在会上报告了同地方“右派集团”、“右倾集团”、“反党集团”作斗争的经过。
就是在这种气氛之下，周恩来、陈云等人被安排再次检讨。
16日陈云检讨。他说：“在这里，我要说一下关于1956年发生的‘冒进’
的错误问题，因为这是同我的工作有直接关系的。从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的这一段时间内，我对于我国经过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以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形势估计不足，对于1956年生产高潮的伟大成就估计不足，对当时大跃进中出现的个别缺点，主要是由于新职工招收得过多和某些部分工资增加得不适当，一度造成商品供应和财政的某些紧张情况，估计得过分夸大了……反‘冒进’的错误是看不见和低估当时群众性生产高潮的伟大成绩，是夸大估计了当时财政和市场紧张情况……对于当时财政和市场紧张的错误看法，首先而且主要是我的看法。因此，对于当时反‘冒进’的那个方针性的错误，我负有主要责任。”
17日周恩来检讨。他手里拿的虽然只有几十页稿纸，却显得那样沉重。他把全部稿纸放在讲台上，抬起脸朝台下望了望。熟悉周恩来那张总是洋溢着热情和充满认真神态的面孔的人们，觉得他一下子老了许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