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战犯，人们的心理是复杂的：国民党军队涂炭人民，尤其是“白公馆”、“渣滓洞”等处弥漫的血腥，真是十恶不赦，杀了也不解气。
杜聿明根本没有想到自己的女儿致礼还活着，他更没有想到女儿后来嫁给了杨振宁博士。
“特赦”的酝酿过程
1965年7月20日正午，骄阳照在沉雄的机场上空，一片白光亮得让人睁不开眼。410号专机缓缓停在跑道上。当李宗仁走下机舱时，他看到了涌动的欢迎人群。周恩来身边站了一大批国家及各部门领导人、民主党派负责人及著名民主人士。李宗仁百感交集，两行热泪不由夺眶而出。最使李宗仁始料不及的是，上前来与他一一握手的竟有他的旧部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廖耀湘等，虽然在海外他也曾看到中共释放战犯的报道，他误以为这只是一种宣传，即使释放，这些旧时的罪人还不早就销声匿迹，或者去了香港台湾，最好的结局也不过贬为平民百姓，颐养天年。共产党的监狱总不是天堂吧，十来年下来，不死也该瘦一圈了……可是他们不但活得壮壮实实，而且同各方名人知士平起平坐，竟重现出当年的风采！
思绪波澜起伏间，周恩来将一位瘦小个子、戴眼镜的人物推至李宗仁面前，李宗仁似曾相识：这不是末代皇帝么？他怎么也来了？周恩来在一旁笑着介绍：“溥仪先生新生了。你看他五十多岁了，不像吧？”
李宗仁话似哽咽：“不像，不像……”
以后的岁月里，李宗仁每言及此，都要感叹一番：“纵观上下几十年，纵横五大洲，历史上在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政权能够这样？不但把一位末代皇帝保存下来，改造成了新人；而且末代的总统也万里来归。这只有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新中国才能做到！”
和溥仪一样关押在监狱里的战犯们是怎样获得新生的呢？
周恩来又花费了怎样的心血？
解放之初，昆明、抚顺、北京等地，关押了大量国民党战犯。
1950年春天，周恩来召集公安部长罗瑞卿和司法部长史良前来中南海，说有要事相商。到他俩坐定，周恩来告诉他们，今年2月间，他随毛泽东主席访苏期间，与苏联订立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那条文早已公布了。在会谈中间，中苏双方还商定，被苏方俘获的日本战犯、伪满战犯，继续押在苏联已经不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既已成立，理应把这些家伙交给中国作为主权国去按照自己的法律进行处理。毛主席考虑得很周密，决定这件事不对外公开，以防移交期间发生种种不测。
罗瑞卿嘴角露出微笑。他是个直率、性格活跃的人，他希望能将这些罪大恶极、血债累累的战争罪犯，予以审判，量刑处置，既能大快人心又能提高新生的人民中国的威望。
具有深刻洞察力的周恩来，仿佛透视了兴奋的罗瑞卿和沉默的史良的内心语言，特为郑重其事地宣布了政策：“我们把这一批战犯罪犯接收关押起来，进行改造，要做到一个不跑，一个不死！将来也可以考虑一个不杀。”理由是：“民族之恨、阶级之仇，是不该忘的。可是今天，形势不同了。别说杀掉一个，一百个也容易得很嘛。我们还把他们改造好，让他们变成新人，变成朋友。这对我们国家、民族会有长远的意义。
“ 我完全有信心，我们能把他们改造好。”
周恩来又从《共产党宣言》最后那句话讲起，说，共产党人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自然包括这些战犯。我们的统战政策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有利于民族和人民，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旧中国的西太后、袁世凯以及蒋介石都不能容人，因为他们都是封建统治者，他们只代表少数人的利益，所以不会“大公无私”，胸怀宽阔，高瞻远瞩。
两位部长注意到，周恩来对“一个不杀”没有明确，总理是用了“将来”二字，因为时机尚未成熟。
转眼到了1956年年初。这年1月30日，周恩来在政协的一个工作报告中提出：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当天，周恩来在陆定一起草的《为配合周恩来同志在政协所作的政治报告的意见》上批示：政协会后，可放十几个战犯看看。这是中央准备特赦战犯的重要信息。
3月中旬，周恩来根据毛泽东主张的对国内战犯“一个不杀”的原则，具体说明了这一决策的意义。周恩来说完对日本战犯的处理后，把话题转到国内战犯：“对于国内战犯的处理，也可以有两种设想，一种是判刑，甚至判死刑，当然也要按其罪行来判，这是他们罪有应得，是合理的。但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若设想一下，大陆上的战争结束已经6年到7年了，国内人民过上了和平的生活，战犯的罪行已经成为过去，又经过6年到7年监狱生活的改造，他们也已经起了变化，这时就可以考虑到底是不是要杀他们。杀他们是容易的，杀了他们，他们就不能再起积极作用，只能起消极作用，对台湾产生消极影响，使他们觉得战犯的下场总是要杀的，增加了恐慌，这不符合我们的政策。”
关于战犯，人们的心理承受是复杂的，又有些矛盾：想起国民党军队涂炭人民，尤其是想到“白公馆”、“渣滓洞”等处弥漫的血腥，真是十恶不赦，杀了也不解气；可是，这些高级战犯，高高在上，并没直接欠下血债。可是又有人会问：没有上面的命令，具体执行的人敢如此暴戾恣睢？
于是出现了两种意见：有人主张立即全部释放；另有人主张逐步释放。周恩来赞同后一种意见：“虽然前一种意见处理起来简便，但工作不完满，收获也不大，一下子轰动一时，过去后就没有下文可做了。我们要影响台湾，还是一步一步地来做好。所以照罗瑞卿部长提出的办法，先放小数的试一试，看看效果。”
周恩来想到仍活在台湾穷途末路的蒋介石，不免有些讽刺意味：“在押的国内战犯总数是926人，你如果都送去台湾，台湾是不会接受的，很可能有一部分人还要被蒋介石杀掉。这批人中，将官有460位之多，现在在台湾，连孙连仲都开饭馆子，我们送去那么多的高级将领，蒋介石哪里能养得起？蒋介石消受不了！相反的，蒋介石越是穷途末路，他狐疑鬼猜的事就特别多，他会想我们送一个人去都是有鬼的。他什么都怀疑，送去那么多的人会送死的，我们让他们去送死，也不对。因此，我们对国内战犯的处理要分步骤进行，要研究让他们怎样去影响台湾。”
问题的确有些复杂。连一向举重若轻、大气磅礴的毛泽东，在此事上也很慎重。他的顾虑来自人民：“目前马上释放，时机尚不成熟。放早了，老百姓不那么清楚，我们也不好向老百姓说明，还要过几年，老百姓的生活更加过得好了，我们再来放……不讲清楚这个道理，一下子把他们放掉了，人家就不了解，也没有这个必要。”（见《党的文献》廖心文：《周恩来与特赦战犯》）
大政方针是定下来了，具体步骤还得小心翼翼。
再生之狱
也是在1956年，毛泽东宣布集中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党、政、军、特战犯，对他们进行加速改造。于是公安部门到全国各地监狱、劳改单位挑选被俘战犯中武官军长一级、文官省长一级、特务将官级共200多名，集中到北京战犯管理处，即通常所说的功德林。
功德林在北京城西德胜门外，原是一座庙宇，清朝末年被改造成监狱，军阀时期，这里是著名的全国第二模范监狱。新中国成立后，公安部接管了这座监狱，改名为北京战犯管理处。
这400多高级战犯中，不少人是黄埔生。而黄埔生是靠蒋介石栽培的，这些人“效忠校长”的信念即使在战败之时，也没有泯灭过。
一期生杜聿明可以算得上是蒋介石的宠将。国共双方三大战略决战，他参加了辽沈和淮海两大战役，实际指挥了一个半，可见蒋介石对其的倚重。在淮海战役中，他指挥的几十万大军全军覆没。他想化装逃跑，可跑不出解放军布下的天罗地网。绝望之时，他拔出手枪，对准自己的脑袋企图自杀。幸亏跟随他的副官眼疾手快，把手枪夺了下来。他当了解放军的俘虏。解放军没有认出他时，他谎报是第十三兵团的军需，叫高文明。可他连十三兵团六大处处长的名字一个也写不出来。他深知罪大恶极，系中共权威人士宣布的43名罪犯之一，被查出后，必死无疑。与其被处死，不如先自杀，为蒋介石尽忠。他乘警卫人员离开之机，拣起一块石头往脑袋上乱打，顿时血流满面，不省人事。幸好看守人员及时发现，送到卫生处抢救，才免一死。
为了防止他自杀，一段时间里不得不给他带上沉重的脚镣手铐。
国民党第十四兵团中将司令宋希濂兵败大渡河畔，最后被解放军四面包围，走投无路。他觉得被解放军俘虏可耻，拔出手枪准备自杀。警卫排长一把夺下手枪，才没自杀成。
好像是事先统一口径，宋希濂也说自己是一个军需官，叫周伯瑞。
当他被指认出是宋希濂后，他认为没有生还的希望了，时刻准备着死。及至被带到乐山县城时，解放军的随军记者要给他照相，他极为反感，决心捣乱。当记者对好镜头，准备按动快门时，他突然转身扭过头去，不让对方照。如此反复四五次，气得记者没办法。宋希濂当时想：反正你们把我抓来也难以活命，还照什么相？如果报上一登，人家看到我们这些人的狼狈样子，昔日的声威岂不荡然无存？要死也要死个骨气，决不能丢这个脸！
廖耀湘，这个指挥着国民党军队五大主力中两支的第九兵团司令官，兵败后化装成商人，想逃出去。眼看跑不出去时，也想到了自杀。可自杀连手枪也没有了，准备天黑后在一棵树下吊死。幸亏第二十二师副师长周璞苦苦相劝，才打消了这个念头。
洛阳城里，邱行湘举起过手枪……
襄阳城中，康泽也曾将手枪对准了脑袋……
但他们一个也没有死成。不是因为自己犹豫，就是被忠实的部下们阻拦。
把这样一批“死硬派”改造好，可能吗？
共产党面临着一个新的难题。
毛泽东、周恩来似胸有成竹。
按周恩来的具体部署，管理人员向集中到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200多名国民党高级将领宣布，可以与家属自由通信，可以接待来访亲友。管理所组织他们成立学习委员会，学习党的政策，开展讨论，一步步地清理思想；组织他们到东北各大工业城市以及天津、武汉等地参观，让他们亲眼感受一下社会主义建议的伟大成就。一些身体好的还被安排到北京远郊五云山参加劳动。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委托原国民党将领及爱国民主人士张治中、程潜、邵力子、章士钊、傅作义、蒋光鼐、张难先、郑洞国、侯镜如等先后到功德林看望，施加影响，加快他们改造的步子。
张治中、邵力子这两位周恩来黄埔时的同事，更是惦念他们昔日的学生。几位黄埔一期生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刘嘉树、韩浚、周振强等人，知道两位老师要来，早早地就盼开了。虽然他们身为囚犯，思想也时时飞出高墙，他们也惦念昔日师长。当周恩来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准备出席万隆会议时，他们听说因台湾特务机关事前的阴谋破坏，飞往万隆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机上人员全部遇难，功德林里的黄埔生以为他们敬爱的周老师也在机上，全都哭了，就连陈长捷、梁培璜这两位非黄埔生，也流下了眼泪。后来，真相大白。周恩来没有乘坐这架专机，台湾特务的阴谋没有得逞，这些年近半百（有的已过半百）的人又像孩子一样破涕为笑；尤其是宋希濂，天真得不好意思起来。
来到功德林的张治中见了这些学生和部属，一时颇为动情：“诸位都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同学，和我风雨同舟，相处多年。公谊私情，都很深厚，我是很怀念诸位的。”
他这一说，几位久居囹圄的学生也流下泪。
张治中今天是要转达中共对国民党战犯的宽大改造政策：“毛主席和周总理都交代处理你们诸位的政策，对你们一律宽大，进行教育改造，而且是认真耐心的教育改造。给你们明辨是非，认识真理，重新做人的机会，能够继续为国家民族做出贡献。你们所犯的过错和罪恶，绝大部分是受旧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造成的，对历史影响造成的罪恶只要认识到了，而且彻底悔改，便既往不咎，一律宽大处理。”
张治中环视一下周围：大家的目光都看着他，听得很认真，他继续说道：“听说诸位在学习上，很多都能实事求是，认真检查批判过去的罪恶，向党和人民认罪，决心和过去划清界限，这种态度是很可贵的。可以断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包括你们在内，有着光明的前途。”
张治中自然说到以往黄埔的历史：“我们过去是拥护和响应孙中山先生民主革命的号召，而投身黄埔军校的。曾在正确的革命道路上作过奋斗，但不幸后来走上了歧途。今天新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首先取得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了。国内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生活显著提高。全国上下出现政治清明，团结一致，各业各界发达兴旺的气象。孙中山先生所未能达到的弘誓大愿，在共产党领导下俱已实现，有的甚且过之。作为一个中国人，从全局和长远观点着想，我们获得的是光荣伟大的新中国，试问还有别的什么可以比这更宝贵呢？”
战犯们不由啧啧交谈起来。原先最顽固的杜聿明此时的感触也最深。他发言说：“我对于抗美援朝中，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的豪情壮志，感到无比兴奋和敬佩。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确实站立起来了。我被俘后，原来潜伏在身上的多种疾病复发，危在旦夕，是共产党费大力抢救，真不啻活死人而肉白骨。这种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我深铭肺腑。”说着，他掏出小手绢，擦拭着无法控制的泪水。
“这事我听说了。你得的结核病，需要特效链霉素，我国还不能生产，美英对我国封锁、禁运，它们的药质量好，可运不进来；只能用苏联生产的，可性能又不好，政府派人用黄金到香港和澳门去购买的。”张治中说的这些情况，可能杜聿明还是头一次听说。
杜聿明感激万分：“共产党真正乃我再生父母！我一定好好改造思想，争取新生，争取立功赎罪，报答党和人民恩惠！”
杜聿明带头一说，会场里气氛顿时活跃起来，战犯们争着说自己最深的感受。张治中很高兴他的学生们能有这样大的进步。他请一旁的邵力子先生讲话。
邵力子虽然已经76岁高龄，身板却很硬朗，记忆力也特别好。在场的许多人他还能喊出姓名，说起黄埔的旧事，他也是一清二楚。他向学生们简要介绍了国共最后一次和谈的情况：“当年文白先生和我们几个人来北京参加两党和谈，共产党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作了很多让步，国民党完全可以接受。无奈当局无和平诚意，坚持顽固立场，致使战火又燃，给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失，国家元气更伤。
傅作义将军、程颂云（程潜）毅然响应共产党的号召，或接受和平改编，或领导起义，是十分明智和顺乎民心的行动。我们黄埔一期同学中，郑洞国同学在长春和平投降，陈明仁同学在长沙和平起义，是识时务的俊杰，应该成为我们的黄埔同学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