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曹寅、李煦密折启奏此事，康熙钦派劲旅前往，消除了盐贼。
康熙肯定密奏折的作用。认为靠亲察、密奏胜于一时的带有偶然性的私访。他说：朕曾经查找史书，见唐明皇游月宫、宋真宗得天书，此皆好事狂妄书生的伪造，岂可以当真实之事而相信呢？又说宋太祖、明太祖皆有易服微行之事。这是开创帝王担心天下人作弊，向外有意的宣传罢了。此等事朕断不行。如果此行，举国臣民，以及仆隶，未有不认识朕的，不但无益，而且有妨大体。况且欲如天下事，关键不是在这里多下功夫。
但是，密奏并不一定就可靠，隐恶扬善者有，但诬陷他人的人也大有人在，借密奏想巧取功名利禄的人也有。正如康熙所说：密奏也并非容易事，稍有忽略，即为人所欺，关键在于做皇帝的对其认真鉴别和正确掌握。
作为一个皇帝，要做的事就是用好官、管好官，其他事务都可以不管，那样就会国泰民安了。康熙帝就是明白了这个道理，紧抓吏治这个纲，把国家社稷引向了太平盛世，导向辉煌。
7．针砭积弊，针针见血
由于事关利害，官场弊端是最高统治者最为担心的心事，统治阶级队伍是否纯洁、高效，直接影响着国家机器正常运转，这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所以在处理此类事情时，都要慎而又慎地做决定。康熙帝结合多年的政治生活，为当朝的官场总结了八条弊端，给后世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为政之道在于得人心，吏治不清，民生不遂。所以康熙皇帝始终把吏治这一条悬挂心间，他为此屡下谕旨，纠参弊端。
早在康熙四年三月八日，刑科给事中杨雍建上疏说：国家未治理好，都是因为群臣未能尽职。以往部臣惟以推诿为卸责，而没有办实事的意思。督抚官惟以蒙蔽为养身处世之方，而没有实在政绩。部一级的大臣有推卸责任的人，明明本部应议的事情，或请求和别的部门同办，或下达给地方督抚，不肯直接处理。还有一些案件的处理，因为一个人的口供未到而更待另议；一事的处理，因为一时文卷的小错误而重复审查。至于地方利弊，民生疾苦有关的问题，则不愿意研究纠正，甚至说已经过臣部题定在案，不用再议。未曾从公出发认真讨论，看其利害得失，然后提出执行的方案。真不知道满汉堂司各官员，一天到晚都在干些什么事？督抚们蒙蔽之事，民苦于差徭，额外的私征，所在多有，却未听说有提建议性意见而便于除掉积弊的人。官吏横征暴敛，有司搜刮民财，皆为家常便饭。当考核官员时，都说称职，而竟没有三等以下的官民被免职的。平时参劾官员，只是州县中的一、二个小吏，不及地方大官。臣恐徇情容隐之事，在所难免，而对百姓的事则漠不关心。请皇上严格要求内外大小官员，实心办事，力图称职，苟有不称职者，立即罢免。
这位刑官的建议，让康熙感到非常的欣慰，于是他多次下令纠正官场的不正之风。
官场的第一项弊端是：办事拖拉，不行速结。十二年五月十日，刚满二十岁的康熙帝对吏部说：国家大小事务，在朝廷内由部院负责，在外由督抚负责。其事情重大繁难者，本应该及时处理；如平常容易办的事，理应速办，以清积案。近见内外各衙门所报告的事情，有将易结的事迟延不结，等到日期临近才打报告，必然误事。自后必须快办，不许拖拉。
十六年八月二十三日，康熙帝再谕吏部，重申其令，并责成督察院详定处分办事拖延的各官的条例，规定各项事件，严立限期，违者申饬。
官场弊端其二是：当面不说，背后乱说。十八年十月三日，皇上谕九卿科道等衙门说：近来诸事办理，你们都不负责任，遇着难处理的问题，就装作不知，或托言他事，或说有病，不到会议。在部办事，或推诿不肯列名，或有过推到下属，意图侥幸，如果应当坐罪，如何推脱得了？更严重的是，讨论问题，一言不发，等散会后则乱发议论。每言我的意见如何如何，而某某官员不同意，朝廷不采纳，不批准，这难道是臣子应该做的事、说的话吗？至于部院衙门官员，也多半是苟且偷安，不求上进之辈。嗣后你们有意见，必须提在当面，不可背后乱讲。正确与否，自在朕身，不由你们。
官场弊端之三是：三五成群，互相交往。二十七年二月，康熙帝和大学士等官谈话，严厉批评朝廷官员们不恪守职业，实心办事，而是偷闲自便，拉拉扯扯，吹吹拍拍，拉群结伙，营私舞弊：今日在朝廷的诸臣，自大学士以下，有职有权的官员，全都不忠于职守，只知道早早出得衙署，偷安取闲，三五成群，互相交结。同年门生，互相攻击陷害，商谋私事，徇庇同党，图取贿赂，作弊营私。种种情形，朕确知已久。你们皆朕委任过的官员，凡是遇到会议，自当各抒己见，共同商量。当有一、二个人发言在前，其他人遂附和于后，雷同草率，一意诡随。开会研究，如此态度，国是何凭？这都是因为打不开情面，结党纳贿所敛。必须痛加省改，才能始终如一，尽力尽心。
弊端之四：议政大臣，不出一言。二十九年九月十二日，康熙帝曾对议政大臣们有感而发地说：
听说在前线的议政大臣及在朝廷的议政大臣当中，在开会时，竟然有人静坐在那里不出一言，与木偶没有区别。讨论各种事情，必须各抒己见，才能解决问题，如果大家都一声不吭，那么开会讨论还有什么意义？
彼此挟仇，阴行诬陷，这是官场第五弊端。四十一年闰六月十二日，著名大臣勒德洪的儿子品行不正，隐瞒自己所犯过的错误，不知改过，被给以其革职处分，这件事给了康熙许多感触，他对大臣们说：凡人彼此记仇，暗中诬陷，实在是可怕。急躁之徒，只不过对人的一时加害。能害就害，不能害就罢。阴险之人，一时不能害人，以后必然想方设法、转弯抹角地设计害之，其行为尤为报毒。这些人最终不会有好下场。朕听政四十余年，凡是这样的人，断不能欺朕。
弊端之六者：部院习气，极其不堪。四十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康熙在和大学士的谈话中曾说：现在部院衙门的习气，极其不堪。一切公事，堂官推给司官，司官推给下级官员，皆不留心办事。部院官员应当廉洁奉公，为国为民，勉励不怠。朕都不怕劳苦，朝夕和诸臣商讨政事，你们可以贪图安乐吗？
官场弊端之七是攀高结贵，恣意妄行。五十四年二月三日，康熙对大学士们说：朕发觉在各省工作的地方官员之中，有的是大臣子弟，有的是大臣保举而升位的人，他们依靠父兄及保举大臣的势力，更或凭借师生关系，在地方上恣意妄行，胡作非为，督抚们都不能约束。即使是清官，也应该谨慎行事，怎么能自以为清廉而偏避固执呢？你们大学士要会同其他官员详细讨论一下，如何处理此辈，拿出个处理意见。后来，经大学士等人讨论，议定：在外地方官员中，倘有徇情不法之徒，堂官、督抚一并议处。康熙批日：从之。
官场的第八个弊端是：年老糊涂不问政事。大约在康熙执政的中期，当年随着太祖太宗以及从陇入关的大臣们，都已经上了年纪，逐渐变得年老多病，有的甚至离开了人世。活着的人也已气息奄奄，朝不保夕，虽然还在参政，却早已没有了当年的那种少壮勇气，办事拖拉，糊涂推诿。康熙对此感到非常的不满意。五十六年三月十六日，已经六十四岁的皇帝对大学士等官员说：目前大臣们所经办的事，功则归己，过则诿之年老糊涂。为人臣者，在官一日，当尽一日之心，怎么可以年老糊涂推诿呀！今日之国家大臣俱系年高发白之人，朕亦年高。今天你们以年老糊涂推卸责任，如果朕也以年老推托，或者会招致事理不顺，诸位官员能答应吗？
综上所述：办事拖拉，不行速结；当面不言，背后乱说；三五成群，互相交结；议政大臣，不出一言；彼此挟仇，阴行诬陷；部院习气，极其不堪；攀高结贵，恣意妄行；年老糊涂，不问政事等八个方面，基本概括了康熙朝官场的情态，也充分说明康熙重吏治、为民生的宝贵思想。针对上述不同情况，康熙制定了相对应的政策和措施，有效制止了此种弊端的蔓延和传染，使其政治生活的品质得到了改善。
8．禁抑诸王特权
清代的八旗制度是在封建农奴制社会条件下产生的。八旗内部很自然地保留有原来的农奴制生产关系，尤其是八旗奴仆与其主人，一般旗人与旗主之间存在着严格的隶属关系。到康熙时期，清兵入关已二十年，满族社会政治经济已发生很大变化，八旗制已逐渐显露出它的落后性，并与封建君主专制体制发生矛盾，因此需要不断地调整和改革。而改革的重点，则在于削弱八旗贵族原来过大的特权，使八旗各级组织及广大旗人都效忠于皇帝，为提高和巩固皇权服务。
首先是严禁诸王府恃强垄断贸易。由于诸王府属下商人及旗下官员家人往往“妄称显要名色”，霸占河路、船只、关津等，从而把持贸易，骚扰地方。康熙于五年正月规定：以后如有此等奸棍，仍然指称王、贝勒、辅政大臣及内外大臣名色，招摇肆行者，地方官务必严察拿获送部，从重治罪。如地方官仍瞻顾徇情，不加缉捕，或别经发现，或旁人出首揭发泄露，将其不行辑捕官员以重治罪。
康熙十八年八月，鉴于前令收效甚微，又明确规定：凡有此类事件发生，将原犯就地立斩示众，该管官员革职，如果系宗室公以上、王以下家人，则分别罚银七百至一万两。仍交宗人府从重议处，该管家务官俱革职；讯地文武官员不行查拿者也一律革职。
其次，严禁诸王及旗下大臣勒索本旗所属外任官员及干预地方事务。康熙七年（1668年）三月，鉴于在京八旗大臣往往派人往各省旗下官员衙门，借名问候，多索财物；又挟持请托，颠倒是非，扰乱地方政务的情况，特规定以后地方各官遇有此等奸棍，应该立即捉拿奏闻，将主使之人究出从重治罪。十九年十月，康熙还专门令吏、兵、刑三部与都察院会议讨论，制定了《旗下人出境干预处分则例》，规定：旗人私往外省地方，借端挟诈，嘱托行私，侵扰百姓等情弊，系平民，枷号三月，鞭一百；系在官之人，革职，鞭一百，不准折赎。失察佐领罚俸三个月，骁骑校罚俸六个月。差遣家仆之人如无官职鞭一百，有官职革职，差去之仆枷号一月，鞭一百。
第三，议处犯罪诸王，削爵撤佐领。康熙在平定“三藩”过程中，先后派出八名亲王、郡王、贝勒担任大将军，对协调前线指挥应该说有其积极意义。但康熙认为，其中只有个别人尽力王事，绝大多数表现不好，有的“观望逗留。不思振旅遄进”，“坐失事机”；有的“干预公事，挟制有司，贪冒货贿，占据利薮”；更有“多方渔色，购女邻疆，顾恋私家，信使络绎”；“尤可异者，新定地方，急需安辑，乃于所在攘夺焚掠，种种妄行，殊乖法纪”。因而在战后宁南靖寇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扬威大将军简亲王喇布、定西大将军贝勒董鄂、安远靖寇大将军贝勒察尼及贝勒尚善等五人被削去爵位，奏命大将军康亲王杰书被罚俸一年，只有安亲王岳乐、信郡王鄂扎立功受奖。
康熙所指诸王、贝勒罪行应该说确有实事，给予处罚也是应该的，但明显过重，八人中有二人受奖而有六人受罚，明显有借机削夺其势力的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