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二十二年九月，太皇太后要拜谒五台山，因山路坎坷难行，乘车不稳，康熙便命备八人暖轿。太皇太后念及轿夫的艰难，坚持乘车。没办法，康熙就瞒着祖母，让轿夫远远的跟在车后，走到半路，他见祖母乘车艰辛，请改乘轿。祖母为难地说：“已易车矣，未知轿在何处，焉得即至？”康熙答：“轿即在后。”立即令轿近前。祖母见状大喜，抚孙儿之背赞叹不已，说道：“车轿细事，且道途之间，汝诚意无不恳到，实为大孝。”
二十六年十一月，太皇太后病重，康熙帝亲自在慈宁宫侍奉护理，昼夜不离左右，“检方调药，亲侍饮馔”。祖母宁憩之时，他“隔幔静候，席地危坐，一闻太皇太后声息，即趋至榻前，凡有所需，手奉以进”。“三十五昼夜衣不解带，目不交睫，竭力尽心”。
为了满足祖母的不时之需，凡坐卧物品、饮食肴馔无不备具，仅糜粥之类就预备了三十余品，“随所欲用，一呼即至”。祖母屡次劝康熙回宫休息，“少宜自爱”，诸臣亦一再奏请皇帝保重身体，但他不听众臣的阻劝，仍然勉强支持。他对内阁大学士等说：“朕念幼蒙太皇太后抚养教训三十余年，罔极深恩难以报答。今见病体依然，五内焦灼，莫知所措，朕躬寝处何暇顾计？”
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太皇太后病逝，享年七十又五。遗诰劝康熙“宜勉自节哀”，以国家大事为重；命“中外文武群臣，恪恭奉职，勿负委任，以共承无疆之福。”康熙悲痛欲绝，诸王、贝勒、文武大臣等上疏奏请皇帝节哀，并高度评价太皇太后的一生功绩，写道：“伏念太皇太后顺德承天，徽音衍祚。佐太宗文皇帝，肇造丕基，启世祖章皇帝式廓大业。迨我皇上缵承洪绪，手定太平，克享耆年，流光亿祀”。
康熙终生不忘祖母鞠养教诲的厚恩，将祖母葬于遵化昌瑞山南麓孝陵前的昭西陵，并下令将祖母生前最喜爱的新建寝宫五间拆运至墓地，原样重建，称暂安奉殿，并主动提议为祖母上尊谥为“孝庄仁宣诚宪恭懿翊天启圣文皇后”，后人简称孝庄文皇后。
4．谦受益、满招损
满招损、谦受益，这是挂在当今人嘴边，使用率颇高的一句至理名言。康熙帝对此体悟极深。
五十六年，康熙帝对诸皇子及满汉大学士等说：朕之生来并无灵异，及其长也亦无非常。有一次听到讲官讲《易经》丰卦三节时说：骄心一生，何所不止，故圣人急急惕之以忧，以为安者危之状，治者乱之机。康熙闻言，连连称赞说：这所发明极是。满招损，谦受益。圣人之道只在持满而已。在官员中有的人自负才高，写出来的文章不许别人改动一字，康熙认为这种作风是可耻的。他公开声称，自己登五台山时所撰的碑文“结构未能精当”，特请满汉大学士等，“详加修饰，斟酌尽善”，并说：朕所撰文字，有能润色易改者，朕所深喜，不以为嫌。在《易经》六十四卦的乾卦中有“亢龙有悔”一条。从字面讲，亢者为坑，亦可引申为池泽；龙则常被理解为皇帝的象征。亢龙有悔，谓龙陷池泽之中，为劣境所困。对皇帝进讲的章中原有此条，但如此讲给皇帝听，似不吉利，怕有冒犯之罪，所以本讲章注在“不应讲”之例。康熙问明不讲的原因后，提出新的见解。他不将亢字解为池泽，而解为过高，即偏离事物正常发展规律时所发生的不正常现象，所以不应回避，而应正视，从中吸取教训。所以，他对讲官们说：天道亏盈，过高则亢。《易》中所言无非此理，正宜以此为戒，不必避忌。以后《系辞》讲章不分应讲、不应讲，俱以次逐节进讲。康熙的这种谦和态度令讲官们颇感宽慰。
历代凡是有所成就的帝王，大多都教育他人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以图可以让人们达到不自满、不骄傲，为国家、为人民鞠躬尽瘁。而康熙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仅仅教育他人，而且常常也自我反省，公开自责。
四十三年，回顾四十余年百折不挠，孜孜求治，但仍然还有许多事情仍未做好，康熙帝自责地说：清夜自问，移风易俗，未能也；躬行实践，未能也；知人安民，未能也；家给人足，未能也；柔远能迩，未能也；治臻上理，未能也：言行相顾，未能也。自觉愧汗。
有一日读公文，康熙见内阁所拟的谕旨，有“海宇升平”等语，认为太言过其实，指出：今海内虽定，民生未尽悦安，若谓升平，则泰然自足，无勤求上进之心，非朕意也。嗣后谕旨，此等夸张盈满语，勿复拟人。凡见章奏内有“德迈二帝，功过三王”、“道备君师，功过覆载”等语，就及时传谕批评，令其改正。他接着又说：一切颂扬之文，俱属无益。朕见近来颂圣语殊多，表策内亦以此等语铺张凑数，悉应停止。
自二十年至六十一年，凡国家取得重大胜利，或逢皇帝五十、六十大寿，执政五十、六十周年等喜庆的日子，在京的或不在京的全国各地的诸王、贝勒、满汉大臣，蒙古王公及达赖喇嘛等，均请上尊号，约略统计达近二十次，而对此康熙一概都拒绝，并且反复向诸官员们说：若大小臣工，人人廉洁，俾生民得所，风俗淳厚，教化振兴，天下共享太平之福，虽不上尊号，令名实多。如一切政治不能修举，则上尊号何益？朕断不受其虚名也。今吏鲜洁无效，民元康阜之体，君臣之间全无功绩可记，倘复上朕尊号，加尔等官秩，则徒有负愧，何尊荣之有？
康熙六十年三月初四，为庆贺康熙御极六十周年，诸王、贝勒、满汉大臣、文武百官均上疏吹捧，恭上二十字尊号：“圣神文武钦明浚哲大孝弘仁体元寿世至圣皇帝”。这次的尊号字数最多，康熙批驳得也最尖锐，他说：朕所上尊号，不过将字面上下转换。此乃历代相沿陋习，特以欺逛不学之人主，以为尊称，其实何尊之有？且现今西陲用兵，外则官兵披坚执锐，冒暑充寒，劳苦已久；内则人民负重跋涉，换运远道，力亦疲困，兼之被灾之处，民多受累。念及于此，惟当修省图治，加惠黎民，有何庆贺？
这一连串的质问，使那些想奉迎他的奉迎家显得十分难堪。他进一步指出：微贱无耻之徒，谓举行庆典必有殊恩。邀望非分。更有人认为六十六年庆典时，皇上必行宽大，故屡杀屡犯。对此，他断然决定：凡诏赦恩赉等项，概行停止。这所奏庆典无益，不准行。康熙多次拒绝上尊号，始终如一，一直至晚年。
康熙的这种明智和求实的精神，不仅教育文武百官不要徒有虚名，更令诸官员和全国人民深思“满招损，谦受益”的深刻含义，谁理解得更深，把握得更好，就会受益更大。
5．治国为务，实用主义
康熙重经，倡以儒道立国；同时又重史，以古往鉴兴之。但与其说康熙的所为是知识的、学问的，毋宁说是实践的，或是实事求是的。康熙作为一个有着深厚学识的皇帝，其博学的美名和魅力，或多或少遮掩了他实用主义的特点，让人往往看不出来。其实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实用，他的才智才更旺盛，他的学识才更扎实。学和用并非是先后关系，并列关系，往往相互因果，相互促进。正如我们所说的“教学相长”。也可以说是“用学相长”。
康熙帝的实用主义并不为错，这是因为，他首先是作为以治国为务的皇帝，而不是作为理论家出现的实用主义者。这一特点是最完备的体现，当然，首先是在于其一生行为和政治成就上。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在这里看一看他的某些谈论知识的言论，就可知其讲实用、讲实效的特点。对康熙而言，这简直就是他的个性。
譬如，在一次经筵日讲中，在听讲《中庸》之后，他就提出知与行哪个更为重要的问题。作为一种事实本身，这是一个一般理解的政治问题，一种贯穿政治家一生政治行为的风格问题。依康熙的个性和他一向务实的作风，他提出这个问题是必然的。当时讲官叶方霭回答说：“按宋臣朱熹的理论说，以次序言之，则是知先行后；以功夫言之，那就是知轻行重。”
叶方霭的回答可以说是十分聪明，也十分圆滑，什么也没肯定，什么也没否定，实际上是等于把问题又推给了康熙。但康熙却异常明确地说：“毕竟行重，若不能行，则知亦空知……”一下子就把问题讲透了。
康熙的明确态度，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对叶方霭模棱两可的否定，同时还表达了一种相关的政治态度。作为一种政治态度，或作为一种思想与行为的方法，知与行并没有绝对的先后关系，正确地说应是辩证关系。对于个人或政治家的行为，如果没有起码的知识与理论，又何以去实行呢？但凡学来的知识并加以发挥，这样所学才有用，所学的知识也才真正为自己所拥有。如此，行的重要性也就出来了，何况对具体的人而言，要有所成就，那么所行就往往是人所未行的，前人没有经验，人没有现存的知识作向导，一切都只能靠想象，有了实践才拥有一切。
这样一来，行动就是一切。因此，要想成就一番事业，纸上谈兵只能是画饼充饥、望梅止渴，于事无补。有行为也就常常有了一切，这是一般的思想，也是最务实的态度与方法。所以康熙说：“学问无穷，不在徒言，要唯当躬行实践，方有益于所学……”“明理是最要紧的，朕平日读书穷理，总是要讲求治道，见诸实施。故明理之后，又须要讲求治道，见诸实施。故明理之后，又须实行，不行徒空谈耳！”
正是因为康熙有着明确的态度和观念，所以一方面他尊孔崇儒，看重程朱理学，另一方面他又几乎发动了一场真假理学的讨论。因为程朱理学向来说得多、做得少；说得好、做得差。尤其八股取士，朱熹的儒书注释成了功名富贵的敲门砖。而理学家们的表现就更是不敢恭维了，他们终日空谈理学，两眼望青天，坐而论道。或者重复宋亢理学家的陈词滥调，开口格物致知、心性之学，闭口格物定理、性即理也，除了玩弄语言游戏，其实空洞无物，他们甚至阿谀逢迎、吹牛拍马、投机取巧，对此，康熙十分厌恶，所以他说：“凡所贵道学者，必在身体力行，见诸实事，非徒托之空言。”
他尤其指斥在汉族官员中弥漫的这种恶劣风气，说：“汉官内有道学之名者甚多，考其究竟，言行皆背。”不仅如此。他甚至不留情面地批评自己甚是看重、十分倚重的一些文臣。他说：“李光地、熊斌、熊赐履皆讲道学之人，然而各不相合。”意思是说他们口讲大道理，内里各怀私心。又对张玉书等人说：“终日理学，而所行之事全与言背谬，岂可谓之理学？若口虽不讲，而行皆与道理符合，此即真理学也。”
重行轻知，康熙用聪明智慧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诠释，并把它作为考核下属的标准。
6．反对个人崇拜
康熙帝一生访遍全国各地，无时无刻不以民间疾苦为念，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解决一些与民生休戚相关的实际问题。地方官和地方老百姓为了报答皇上的恩情，在皇上的面前或在圣驾过去之后，都纷纷要求给皇上建碑亭楼舍，以作永久纪念。然而，康熙对地方官和老百姓的好意，正像臣子们为他上尊号一样，常常都被他婉言谢绝了。
二十五年十二月，福建提督张云翼报告说：福建提督施琅在泉州天地春地方建立御书碑亭，刻写御制诗，不便行人来往。请皇上定夺。康熙批复说：施琅的做法是非常错的，朕亲自书写诗书送给他，现在他却刻出来显示自己的功劳，炫耀他全家及个人的光荣。在他的家舍附近自然可以，但竖无妨。而在公共场所建立碑亭，就不仅使一个人出入不便，而且使全省文武官员都出入不便，并深感畏惧。招摇过市，沽名钓誉之风理应严加整顿，就从禁止在公共场所建立碑亭做起。
二十八年二月，康熙南巡治沙，访问苏州、杭州等地，发现有建立称颂皇恩的碑亭。康熙帝认为，虽然这些都是百姓们发自内心、自觉自愿的，但如果每个地方都像他们这样干，那就未免劳民伤财了。当他到达苏州松江地方时，百姓因为免了钱粮受益而预立碑，并齐集于行宫门外，献所刻碑文。康熙对此指出：民为国本，休养宜先。之所以免除江南的赋税以及历年的积欠，惟一的希望是让老百姓能够自足有余，以此来满足朕关心人民的愿望。今天看到你们所献的碑文，足见你们的诚意。但考虑到会有不贤的官员以建立碑亭的名义，借机科敛百姓，在此，只好将你们的碑刻还给你们。
大家听了之后，都感激涕零，跪倒在地，一齐反映：全县公举，并无科敛。天心过虑，尧舜忧民之心也难能如此。碑刻特表众百姓一点心意，众民不愿再拿回去。
康熙看到他们是诚心诚意的，便令将碑刻收下，然后说：免去钱粮的意图，是让百姓富足，过上好日子。前已有旨：民间建立碑亭，颂扬德意，虽然是出自人民的心愿，但浪费民财民力。以后地方官员，不能再借端修碑亭，增加百姓负担。
三十六年六月三十日，山西巡抚倭伦上书，修建万寿龙亭，永载皇恩。康熙对大学士们说：何必建龙亭？如果做好事，人民自然会感激称颂。平阳地区地震，人民受灾；大同地区土地不好，人民贫困，有关建立龙亭一事，应下令禁止。朕凡事俱务实际，不尚虚誉。你们应当向他们解释清楚。
四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湖北巡抚刘殿衡，将印刷的御书和建藏书楼的图样让皇上呈览。康熙看过之后对大学士们说：湖北省捐工建楼，实在是浪费。朕车驾巡行，一切所需，从来不取于民间百姓。而各省不肖官员，总以修理行宫为名，准备用品，并建碑亭书楼等项目，擅自动用国库开支，借词捐还，但终于不能补偿。等到亏空数多，再进行加倍地私派，科敛肥己，以至加重小民负担。种种弊端，不可胜数。应严行禁止。并且下令各州县衙门执行。
五十二年春正月，福建省巡抚罗满保又有上奏，说：皇上六旬大庆要到了，闽省所有文武官员、兵民要求在九仙山建立碑亭，祝贺万寿。康熙批示道：建立碑亭，永行禁止。奏不合宜，退回并严加整顿，通告四方。
全国各地纷纷要求建碑立亭，记载皇恩，而每次康熙总是下令禁止，其原故，一是不愿张扬，二是不肯扰民，三是防止下面官员劳民伤财，害国害民，他认为这也是造成民不富的重要原因。康熙的最最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一旦发现有不正之风抬头，就毫不留情地立即将其扼杀在萌芽状态。
7．不近女色，正人先正己
康熙在私生活上不是一个欲纵无度的昏君，而是一个具有很强自控力的圣明天子。康熙身边的法国传教士百晋曾为此写道：
康熙皇帝不仅能够抑制住愤怒的情绪，而且对其他感情，尤其是强烈地想统治亚洲各国朝廷的欲念，也能加以控制。在中国，从古至今始终把纵欲视为堕落行为，可是按照习惯又是允许的事情。在后宫里，处处散发着堕落气息，供养着从全国各地挑选而来的漂亮美女，供君主任意挑选。这些宫女先身献皇上，君主感到满意，即可留在身边。则其父母以此为莫大的荣耀。这种堕落的习俗，不知损害了多少中国皇帝的身心健康，同时也是发生各种动乱的重要原因。因这些皇帝只听凭宦官或大臣们管理朝政，而自己深居后宫，沉溺于美女与酒色之中而不过问政事，致使祸患滋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