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国贼”的儿子
1939年冬，格雷厄姆·格林虽然通过了体检，但未被批准入伍。后来经过种种努力，他终于被录用为情报部战时参谋人员。格林发现他所在的部门存放着一些像休·沃尔波尔、迈克尔·阿伦和杰弗里·温这样一些著名作家的信件档案。马尔科姆·莫格里奇当时也在情报部工作。他们俩饶有兴趣地阅读了这些表示愿为国王和国家效劳的信函。
格林的父亲，查尔斯·亨利·格林是赫特福德郡伯克哈姆斯德学校的校长。读初中时格林快活得很，但进入高中后不久，他就觉得不自在了。他在1971年出版的自传《一种生活》中写道：“我离开了文明，进入了一个有着奇异风俗但充满着困惑的野蛮国度，我成了异乡人，嫌疑犯，一个不折不扣的猎物。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人与人之间充满着猜疑的国度。因为我父亲是个校长，所以，我就像个·卖国贼·的儿子。”
格林的哥哥雷蒙德不仅是个级长而且还是学生会主席，毫无疑问，自然而然地充当了“卖国贼”的帮凶。格林觉得自己处于各种反抗力量的包围之中，要么背叛父亲和兄长，否则永远被周围的人排斥在外。他的堂弟本是格林家族中的“有趣人物”之一，当时是初中年级长，他却没有这种压力，格林认为他暗中反对雷蒙德。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本被不公正地投入监狱时，格林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同情。
为了减轻学校生活给他造成的痛苦，格林一头埋进书堆，并渐渐迷上了约翰·巴肯的主人公理查德·汉内。他会藏身子伯克哈姆斯特公地，把自己想像成巴肯笔下的主人公。随着校园岁月的流逝，他的孤独感愈益加剧，他觉得这是由于他不知倾向哪一方为好所造成的。背叛的主题由此根植于少年格林的脑海里，并构成了1939年出版的小说《特务》的写作基础。这部突出被追捕者的小说大受基姆·菲尔比的推崇。虽然格林对自己的作品一贯很挑剔，但这部作品他一直非常喜欢，因为它用道德原则揭示外国间谍进退两难的精神世界。
寻求刺激
格林最初的间谍经历有些不同寻常。1924年当他还是牛津大学学生时，他读到一本杰弗里·莫斯写的书名为《战败》的短篇集。莫斯在书中描写了德国被占领区的情况，有一次法国当局试图在廖泽尔河与莱茵河之间组建独立的帕垃坦共和国，并已经把德国罪犯从法国监狱和马赛等地转移到那儿，目的是让他们为法国当局效劳但英国和美国政府反对这一计划并阻止了这一行动。
格林之所以会写信给德国大使馆，自荐当他们的通讯员，是因为他既喜欢冒险又十分关心那儿的局势，他寄去了他当通讯员和目前担任《牛津展望》刊物编辑的证书。也许编辑这一职务打动了德国人，他竟很快得到了答复。一天傍晚当他回到巴利奥尔的寓所时，发现有个陌生人在他屋里喝着白兰地酒。这个自称康特·冯·伯恩斯托夫的男人是德国大使馆一等秘书，不过，这身份是格林以后证实的。格林还发现这个白白胖胖的冯·伯恩斯托夫是个穷奢极欲的同性恋者，常去”阿比西尼亚“——一个相当隐蔽的黄色夜总会。但冯·伯恩斯托夫不完全是个享乐主义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开通一条帮助犹太人从德国逃往瑞士的秘密路线。他最后在莫阿比特监狱被处死。
不久，经常去格林宿舍的不仅仅是冯·伯恩斯托夫，还有其他德国侨民，他们中许多人酷似音乐喜剧里的人物角色。来访者中有冯·伯恩斯托夫的表兄，他十分引人注目，他的一只洒了香水的手套遗忘在格林那儿：还有一位头衔繁复的年轻人和一个脸有疤痕、人称P上尉的诡谲老头。格林以后在军情六处的经历，使他得出与莫格里奇相似的结论：谍报活动是一种游戏，玩者通常是一些古怪的人。
打着救济会幌子的绑架组织
几星期后格林被召到德国大使馆，在那儿，冯·伯恩斯托夫亲手递给他一只内装25英镑旧币的信封一去德国“度假”的费用。为了预防万一，冯·伯恩斯托夫叫格林烧毁信封。
格林的父亲看见儿子与一些陌生人来往，很是担忧，主动提出承担这笔旅游费用，但格林拒绝了。他仍沉醉于冒险的遐想之中。于是他与作家克劳德·科伯恩一起去了德国，格林的堂兄图特(爱德华·格林)因为会讲德语也随同前往。此行是以一个略带戏剧色彩的场景为开端的：当他们安然登上去哈维希的火车，在包厢内坐定时，门突然被打开了，P上尉溜了进来，在他们身旁坐下，他脸上因决斗而留下的伤疤瞧上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狰狞可怕。后来格林在《一种生活》里描写道：“车厢里的笑声戛然而止，我们竭力想使自己看上去像今符合身份的观察员。”
令他们扫兴的是，此行并未和风云诡谲的间谍世界发生任何联系。尽管P上尉的出现带有神秘色彩，但总的来说这是一次平淡无奇的旅游。在科隆他们会见了一位政治领袖和一位实业家；在埃森他们目睹了一家工厂因工人罢工而变得一片死寂。他们开始集体构思一部巴肯风格的惊险小说，可毫无结果。在爱德华·格林的记忆中，那次旅行是一次充满困惑的体验：“我们坐在克虏伯斯的会议室里听人演讲，格雷厄姆在作记录。旅游期间，他是个热情的同伴，但喜怒无常——情绪波动很大。我们受到热情款待，住的旅馆都是非常豪华的。旅行过程中我注意到格雷厄姆是一位目光非常敏锐的观察家。”
直到进入被占领区附近的海德尔堡时，他们想体验间谍生涯的愿望才得以实现，但非常有限。在访问帕垃坦流亡者救济基金会的过程中，他们发现这实际上是一个打着救济会幌子的绑架组织，头子是一名身穿灯笼裤，人称“埃伯莱因医生”的男子。埃伯莱因雇佣年轻打手以最快速度驾车驶入法国占领区，绑架与法国当局合作的德国官员，然后在没有正常法律程序的边地法庭上以重大叛国罪加以判决。格林回到英国后给冯·伯恩斯托夫写了封信，暗示资金难以从秘密的民族主义组织那儿运送进被占领区，他还指出，让一名牛津大学的在读生当信使，极不容易引起怀疑。冯·伯恩斯托夫回信说，柏林的”朋友”问他，是否有兴趣返回法国占领区，与分裂主义者的领导接触一下，弄清他们未来的计划。这个建议使格林欣喜万分，心想他终于在19岁的时候走上了间谍之路——这是一种将脱俗与“冒险”相结合的生活。在以后的岁月里格林热衷于“冒险”，他在《一种生活》中写道：“我猜想……所有的小说家都有与间谍相似的地方：密切观察，偷听，探索动机，分析人物性格，为了文学甚至不讲道德”。
两面人
1924年的整个秋季学期，格林在自己的寓所里继续接待陌生的外国客人，过着一种双重生活。一方面他要听指导教师的课和参加各种社交活动另一方面他又要同伯恩斯托夫接触，他还完成了第一部未发表的长篇小说。不久，他惊讶地发现自己成了一名双重间谍。《爱国者》是一份右翼杂志,老板是诺森伯兰公爵，此刊物支持过主张独立的分裂主义者。格林非常殷勤地表示愿意充当他们在特里尔的通讯员。他们对这一提议甚感兴趣，因为格林不计报酬,而且还是一名巴利奥尔的学生。假如格林能反映他们的观点——不夹杂任何其他观点——《爱国者》将乐意雇佣他。格林随后给伦敦的法国大使馆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们他将在特里尔为《爱国者》撰稿，如果他们有什么指示的话，他乐意接受。
遗憾的是他想当双重间谍的梦没有圆成。着手解决德国战争赔款问题的道威斯计划已经制定，欧洲各有关国之间已达成一致的协议。随着形势的变化，他们不再需要格林了。马里耶·弗朗索瓦斯·阿兰在他的《另一个人：与格雷厄姆·格林的谈话》一书中引述了格林的话：“与其当特务，还不如当个双重间谍。可我得到通知，他们不再需要我所提供的服务了。作为我学生生活中一个重要内容的那些神秘的德国人全都不可思议地销声匿迹了”。他在《一种生活》中评述道：“谍报工作是一门奇特的职业——对有些人来说，这是一种根本不讲道德，不考虑经济利益，甚至不考虑国家利益的职业——为当间谍而当间谍”。
菲尔比其人
格雷厄姆·格林是由他姐姐伊丽莎白介绍进军情六处工作的，他姐姐在特务机关当私人高级助理。当命令下达后，格林相信谍报机关大门是很容易进的。这就是为什么格林始终觉得菲尔比所说的他畅通无阻地打进了英国情报机构的话是非常确切的。菲尔比案件发生后，他们按照名字查阅了他的档案，答复如下：“历史清白”。他比格林更幸运，因为格林早已在警察局备过案。电影明星秀兰·邓波尔指控他有诽谤行为，这起因于他发表在新文学杂志《日日夜夜》上的一篇评论文章。格林的材料不仅被呈送到C(孟席斯)，而且还转送到检察总长那儿。格林相信菲尔比有一阵子甚至吃不准自己是否真的打进了秘密情报局，因为他最初的报告使得与他联络的苏联情报官得出结论：也许他应该离开这个并不是他们要打入的组织。
格林喜欢菲尔比写的《我的无声战争》一书。在他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评述道“我们听说(书中)有大量说教内容，但实际上一点也没有，除非他庄严阐述自己的信念和动机的话可以称作宣传。”不过，格林用犀利的批判眼光评论了菲尔比对第五部主任费利克斯·考吉尔的控制，并视之为自我放纵的权力游戏之一。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格林最后没有接受菲尔比提供的晋升机会。但是《我的无声战争》中菲尔比承认他排挤走考吉尔是为了便于“接触枯燥乏味的材料”。格林现在意识到他当时把菲尔比看做一个喜欢操纵别人的利己主义者是错误的，他现在认识到菲尔比只是在为一种完全不同的事业服务，在军情六处根本没有任何个人野心。
格林愉快地回忆起他们星期天经常在圣奥尔本斯餐馆共进午餐的情景，边喝边聊无拘无束，因为他们只有在中年才有数小时的消遣时间。当在执行火灾警戒的时候，他们也会在伦敦圣詹姆斯街后面的一个酒吧里碰头，并喝上一盅。格林回忆，如果有人判断错误的话，那肯定是因为菲尔比用非常风趣的话遮遮盖盖地淡化或掩饰这一切，“他对自己的同事很讲义气。当然；对于他对另一种事业的·忠诚·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潜伏非洲
格林和莫格里奇一样，也是作为军情六处的官员被菲尔比派往国外的。1941年冬，他搭乘一条小货轮“埃尔登一登普斯特”号，沿着一条曲折迂回的航线，在军舰的缓缓护送下穿越北大西洋，前往西非的塞拉利昂。他将途经弗里敦去拉各斯接受训练。(这已不是他首次前往法属西非，1934年他访问过那儿)。格林通过写一部篇幅不长的书《英国剧作家》，或在船上图书室内苦读来消磨时间。他还随身带了一箱书籍，但他在塞拉利昂的逗留期间要靠这些书来消遣，所以，在船上他不愿去翻动它们。航程大半过后，格林替《忧虑重重的内阁》设想好了情节，也读完了侦探小说家迈克尔·英尼斯写的一部书。躺在睡铺上，格林犯起了乡思病。蓦然，他决定写一部逃避现实的惊险小说。
1941年12月30日，漫长而又单调的航行因突然瞧见葡萄牙班船上闪耀的灯光而显得有了些生气。这种中立国家的班船将支配格林在弗里敦的生活，因为它们涉嫌走私不纯的金刚石，而他后来将这些素材写进《事情的实质》的情节里。
1942年1月3日，格林终于抵达弗里敦。他在日记中写道：“天气酷热，大约上午10点。弗里敦背后的山冈笼罩在薄雾和高温之中。中午之前我们进了港。港湾很大，但十分拥塞，许多船在忙着装运。奇异的水泡状山脉，黄色的海滩，具有诺曼底建筑风格的英国圣公会大教堂历历在目。”随即格林被派往拉各斯接受三个月的训练，在那儿他刻苦学习编码和译码的技术。他和一名同事住在一栋以前归警方用的平房里，这房子坐落在一条小河边，蚊子成灾。夜里他们不得不打着火把捉蟑螂。
训练结束后，格林回到弗里敦。他住在欧洲人住宅区，那儿全是平房，地处山脚，上面有避暑山庄。他住的那栋房子是一名叙利亚人建造的，两层楼结构，有楼梯间。起初，格林还弄不明白，为什么地方军医认为这房子不符合医生要求，后来雨季来临，房子地基很快变成一块沼泽地，其原因也就不言而喻了。而且对面的运输营地还招引来了许多令人惊恐不已的苍蝇和秃鹫。不过，他很快就稳定下来了，将平常仅有的一些空余时间用来写。《忧虑重重的内阁》一书。
早晨6点用早餐，7点格林通常驾驶他那辆莫利斯牌轿车前往市区采购东西，并从警察局长那儿领取密码电报。他以假身份为掩护，通过这些密码电报与特别行动部保持联系。回家后立即破译电文，然后起草回电，写报告：吃过年饭，午睡片刻，醒来后喝点茶，4点30分他通常沿着一段废弃的铁路轨道散步。这段铁轨位于避暑山庄下面半山坡上，欧洲官员曾经使用过它。从那儿他可以俯视弗里敦海湾。“玛丽皇后”号常常停泊在港内，搁浅的“爱丁堡城堡”号在废酒瓶堆上腐烂。黄昏时分，他便回家。这里耗子很多，且喜欢傍晚出来透透空气，他想赶在成群耗子出现之前洗完澡。有一次他回家迟了，发现一只耗子竟蹲伏在浴缸边沿上，令他气不打一处来。更糟的是没法对付耗子夜间出来活动的怪癖，醒来常常发现一些耗子咬住卧室里的窗帘快活地荡来荡去。要不是蚊帐起了隔离作用，他的床连同他的身体早就成了它们嬉戏的场所了。格林觉得正是这种插曲使得《忧虑重重的内阁》失去了一些原本应该有的幽默。
葡萄牙班船上的嫌疑犯
尽管有这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已38岁的格林还是爱上了非洲。他日子过得很快乐，惟一的问题是他没时间写作。不过，他还是想方设法完成了《忧虑重重的内阁》，用打字机把书稿打出后寄给了出版商。有时他也放下手头的工作，去内地旅行，这是他最愉快的经历之一。第一次是1934年，他搭乘窄轨火车去靠近利比里亚和法属几内亚边境的彭登布，这在《没有地图的旅行》中有描写。他发现这些年来那儿没发生什么变化，他坐在火车上的“服务员”专座上,睡在“服务员”的铺位上，以“服务员”的身份领用油灯和食物。火车在车站停下过夜——乘客们下来住进政府管理的休息大楼,第二天一早火车喷着气，缓缓爬坡朝彭登市驶去。由于格林对彭登市宾馆内的厨师存有疑心，所以，他在铁路边吃起了罐头晚餐，野餐桌轻巧地支在铁轨上，十分有派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