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淑敏 2002年3月7日
毕淑敏，国家一级作家，从事医学工作20年后，开始专业写作。作品很多都与医生这个职业有关，198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代表作品《红处方》。
我想先用半个小时的时间做一个主题演讲，后一个半小时我很想和同学们进行不拘一格的交谈。我这个讲演的题目是：“你是否要预知今生的苦难”，这题目有点吓人。
“你是否需要预知今生的苦难，”是我在美国访问期间一次谈话的题目。当时是在餐桌上，讨论得特别激烈。大约有一半人说他们非常想知道他们今生将要遭遇什么样的苦难。还有一半人说他们不想知道。我属于不想知道的那一派。为什么？因为首先这在技术上是不可能达到的。我们没有办法来预知今生会有哪些苦难。比如说刘海洋（近日“硫酸泼黑熊”事件的主角——编者注）。那天我问几个同学，你们说刘海洋苦不苦，有人说苦，有人说不苦。刘海洋56天的时候父母分居。刘海洋今年21岁，20年前中国的产假只有56天。我猜想，刘海洋的母亲在怀孕的时候，他父母之间就开始了争论。这种状态下孕育的胎儿，能说是幸福的吗？他出生不久，父母就分居，3岁的时候正式离婚。在他的童年，他连窗户都不能靠近，相与为伴的只是一篮积木和拼图。五六岁开始上学，人家欺侮他，骂他，他都不知道那些骂人的话是什么意思。后来直到他报考清华大学，他填写的是生物专业，他妈给他改成计算机，他改了回去，他妈又给他改回来，当他再想改的时候，他妈说你要再改我就把志愿表撕掉。我也是做母亲的，我认为刘海洋母亲这一招挺凶的，够厉害的，给刘海洋造成的压力也是巨大的。这样的苦难他能否预知？技术上做不到。
但是人生一定是会有苦难的，我们无法预知。越是你有一个抱负，有一个理想，承担很多很多的责任，要去建立常人所未曾建立的功勋，我觉得，你就越要做好准备，遭遇到比常人更多的苦难，而且是很孤独的。但我觉得，如果我们从年轻时开始准备，建设那样一个“防护林带”，就可以决定我们如何对待苦难的态度。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像遇到癌症这样的生死威胁的时候，其实这苦难的核心是一个哲学的问题，就是我们人是有一个大限在等着我们，无论你多么年轻，无论科技怎样发达，无论你怎样气壮山河，无论你有多少爱与被爱，那个大限就在那里等着我们。正是因为死亡的存在，才使我们的生命变得那样宝贵，才使我们要决定，用这有限的生命，一步步地走过去，当我们不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会留下什么。
有一天晚上，夜里两点钟，突然电话铃响了，吓得我一跳，一定有像死了人一样重要的事情，否则不应该在两点钟给人打电话。吓得我……（同学中有手机铃声骤然响起，演讲者和同学都大笑）我糊里糊涂把电话拿起来，一听是我儿子。他正在外地出差，他告诉我说，妈，我特感谢你。我心里说，就是感谢也不能半夜两点钟就急着打电话。我问，你感谢我什么呀？他说我感谢你有一天和我谈了人生。我想，他在几千里远的地方，他可能面对着满天星斗，想到了人生这个问题。其实人生，我觉得，还是你年轻的时候就要去想一想。尽管我们每天都很忙碌，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做，但是只要你花时间想一想，它可以给你节约出很多时间。只要把你人生的目的想明确了，一些重大的问题，非常重大的问题，5分钟内就可以决定。
毕淑敏回答清华大学学生的提问
问：对于人生有不同的态度，有的很开心很随意，不做思考；有的对宇宙，对生命的意义进行很深奥的探讨，比如尼采，但是不见得有很好的结果，有的精神分裂了。我想知道，你是否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对自己的生活进行过这样的思考，然后使自己的生活充实而有意义？
答：我先把这本书签了字送给这位同学。（同学笑）这个同学的问题是我怎么看人生，是吧？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给自己规定有个人生的意义，不是书本上教给我们的，不是父母给我们的，而是你自己思考得出来的。对我个人来说，我会用我的生命去做我所热爱的事情，而这件事不但对我是快乐的，而且对人类是有所帮助的。我想就是这样。它说起来比较大，比较空洞，但落实起来……比如说有人让我写电视剧，但不是我喜欢的，就把它拒绝了。所以我认为，因为有了大的目标，一些小的事情，就会变得比较简单了。
问：我想知道你对苦难的态度。我还想知道，你为什么把你的新书的首发式放在清华。
答：我觉得苦难不会自动地转化为动力。并非苦难越多，动力越强。苦难究竟会转化为什么东西，取决于我们怎样看待它。在苦难面前，是把它化作动力，还是把它当做一种借口，甚至因此得出人性恶的结论，去报复这个社会——我在遭受苦难，为什么有人却是如此的幸福。怎样看这样的问题，可能需要一个积累，不是一个简单的等式。
这个同学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为什么选择清华。我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我欠着清华的讲演。去年、前年，清华的学生会就邀请过我，去年我在北师大读书，没时间。前年，实际上我已经答应，但是迫近“三八节”的时候，我却来不了了。因为有另外一家邀请了我去演讲。虽然清华的邀请在前，但我还是答应了另外的那家邀请，我对清华做了一件背信弃义的事情。在那个特定的情形之下，我觉得那个地方比清华还重要。那个地方是北京市的女子监狱。监狱中的几百名女囚犯，在3月8日和我有一个谈话。我当时心里思想斗争也挺激烈的。我想，我一辈子见过的“坏女人”是否能有几百个。我将集中看这么多人，我想和她们谈谈我对生活的看法。她们能接受我这些看法吗？心里一点把握都没有。面对这份邀请，我觉得自己作为女性，有一份责任。我在家里想，如果我去讲演，我叫她们什么，“女士们”？好像不行。“同志们”肯定不行。最后我终于特意打电话问，称呼什么好，他们告诉我，你就称呼“姐妹们”。后来谈得还挺好。监狱里当时几百名女犯穿着淡蓝色衣服坐成一个个方块，四周边上坐的是警卫，从台上看下去，我觉得很像一块块的手绢。我跟她们说，我们来做一个游戏。一下子旁边劳改局的领导吓坏了，以为我和她们玩丢手绢的游戏呢。他事后对我说，你要知道，把几百个犯人集中到一起，我们担负着多大的责任哪。万一暴狱可怎么办呢。我说，这个游戏不必大家都活动起来，你们只需要坐在座位上，闭上你们的眼睛，听我讲。我说，我讲到哪儿，你们就随着我想到哪儿。我说你们先想，你们每个人最宝贵的5样东西是什么？我看见她们都闭着眼睛，我想她们肯定都在想。后来我问，如果你要在5样东西里舍弃一样，你舍弃什么？这样一次一次地舍弃下去，最后只留下一样，是什么？女犯人们鸦雀无声。后来我说，游戏做完了，你们最后留下的那样东西是什么，我不知道，愿意告诉别人你们就回去彼此告诉，不愿意的话你们就在心里永远保守这个秘密。但是我想，即便在这高墙之内，即便你们都触犯了刑律在这里服刑，你们最后留在心中的那一样东西，终归不应该是罪行，而应该是人世间美好的东西。
第二个理由呢，我特别想跟理工科学校的学生有一个交流。有一次我和日本笔会的朋友谈话，当时正是奥姆真理教事件沸沸扬扬的时候。他们告诉我，奥姆真理教里的那些高级的干部，全都是理工科的大学生。然后那个日本人得出结论：爱好文学的人比较地不容易犯罪。他说那些奥姆真理教的人全不爱文学，不看文学书。后来我写了篇文章，题目就是《爱好文学的人比较地不容易犯罪》，投给《北京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