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下来正面论述项羽失败的原因时，作者并没有平铺直叙，而是采用欲抑先扬的手段。一上来先是赞扬“项籍有百战百胜之才”，而后才笔锋一转，定论说：“死于垓下，无惑也。”并以巨鹿之战为例证，这就表达了苏洵的观点：正是因为项羽缺乏思虑，谋划不足，失去了控制天下的最好时机，才会导致惨死的结局。
最后，苏洵没有局限于项羽身上，而是纵论“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图所守”的话题，探讨了怎样的地形才有利于控制天下。还解释了“富人”和“小丈夫”的区别，前者“居四通五达之都，使其财布出于天下，然后可以收天下之利”。而小丈夫“得一金椟而藏诸家，拒户而守之”，等到“大盗至，劫而取之”，非但没有守住财富，反而失去了财富。这些话题从表面上看似乎与项羽的事无关，其实是在总结全文，照应首段所揭示的论点。对富人与小丈夫的对比，同样也是用以说明项羽谋略的不足和见识之小，照应文首对项羽的定论“无取天下之虑”。
本文是典型的总分结构，开头先立论，然后层层论述。在论述时引用史实和典故作为佐证，使论据更充分。在文中插入的设问，不仅不突兀，而且发人深思，使文章的开掘更深，逻辑更严密。同时，“虎方捕鹿”“小丈夫藏金椟”的比喻，浅显生动，既有助于说理，又增添了文章的形象性。
后人评论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苏文公文钞》卷七：“苏氏父子往往按事后成败立说，而非其至，然其文特雄，近《战国策》。”
辨奸论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①润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势之相因，其疏阔而难知、变化而不可测者，孰与天地阴阳之事？而贤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恶乱其中，而利害夺其外也！
昔者，山巨源见王衍②，曰：“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阳见卢杞③，曰：“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见者。以吾观之，王衍之为人，容貌言语，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然不忮不求④，与物浮沉。使晋无惠帝⑤，仅得中主，虽衍百千，何从而乱天下乎？卢杞之奸，固足以败国，然而不学无文，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语不足以眩世，非德宗⑥之鄙暗，亦何从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⑦有未必然也。
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⑧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⑨。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以盖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患，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将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患，必然而无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孙子⑩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11}。”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言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孰知祸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将被其祸，而吾获知言之名。悲夫！
【注】
①础：柱子底下的石墩。②山巨源：山涛，西晋名士。王衍：西晋大臣，少年才华出众。任宰相时清谈误国。③郭汾阳：唐代名将郭子仪，封汾阳郡王。卢杞：唐奸相，陷害忠良，搜括民财，后死于贬所。④不忮（zhì至）不求：不忌妒，不贪求。⑤惠帝：晋惠帝，为人痴呆。闻百姓饿死，问何不食肉糜。⑥德宗：唐德宗，在位25年，局势日坏。曾问左右：“人皆言卢杞奸邪，朕独不觉，何也？”⑦容：或许。⑧囚首丧面：不梳头，不洗脸，像个囚犯。⑨慝（tè特）：邪恶。⑩孙子：孙武，春秋时战国人，著名的军事家，著有《孙子兵法》。{11}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在敌人还没有准备好阵势时候，要迅速初级击败敌人，没有激烈的战争，却能取得战争的胜利。
关于《辨奸论》这篇文章的作者和主题，一直争论颇多，学者考证是他人假借苏洵之名所作，也有人认为苏洵在文中诽谤王安石，是“不近人情”的作品。不管作者真人怎样，也无论作者对王安石的看法多么偏激，这篇看起来是“错误”的东西，却借助作者的文采和论述，千余年来传颂不绝，可见《辨奸论》还是有许多值得鉴赏之处的。
本文通过分析一些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从而得出“见微知著”的结论，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识别人的标准。文章一开头就将天象和人事进行比较，指出了人事比天象更难以掌握，并证明这是“好恶”和“利害”的原因造成的：“好恶乱其中，而利害夺其外也”。
文中，作者先列出了历史上山涛和郭子仪对王衍和卢杞的评论，然后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两个人的评论虽有道理，但是有所偏颇，因为有所疏漏，无法令人信服。这也为最后一段的“今有人”打下了铺垫，使得对后文的刻画水到渠成，顺理成章。可以说，论证之严密，笔锋之犀利，令读者备感酣畅淋漓。
特别要指出的是，作者在《辨奸论》的结尾表示，希望自己的话不要应验。其言不中，人们仅仅认为他的话说过头了；其言不幸而中，他虽然会获得“知言之名”，而天下则将“被其祸”。全文都是围绕着“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展开论述的，中心是强调“辨奸”，认为王安石是“大奸”，希望朝廷“见微而知著”，不要“举而用之”。不管作者和“今有人”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紧张，从《辨奸论》总的精神看，并不是在发泄个人私愤，而是在为“天下虑”。
后人评论
茅坤《唐宋八大家·苏文公文钞》卷八：“养奇杰之才而特契出古者议能一节，以感悟当世，直是刺骨。”
上欧阳内翰第一书
内翰①执事②：洵布衣穷居，尝窃有叹。以为天下之人，不能皆贤，不能皆不肖。故贤人君子之处于世，合必离，离必合。往者天子③方有意于治，而范公④在相府，富公⑤为枢密副使，执事与余公、蔡公⑥为谏官，尹公⑦驰骋上下，用力于兵革之地。方是之时，天下之人，毛发丝粟⑧之才，纷纷然而起，合而为一。而洵也，自度⑨其愚鲁无用之身，不足以自奋于其间，退而养其心，幸其道之将成，而可以复见于当世之贤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执事与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势，奔走于小官。洵时在京师，亲见其事，忽忽⑩仰天叹息，以为斯人之去，而道虽成，不复足以为荣也。既复自思，念往者众君子之进于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间之。今之世无复有善人也，则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忧焉。姑养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伤？
退而处十年，虽未敢自谓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与曩者{11}异。而余公适亦有成功于南方，执事与蔡公复相继登于朝，富公复自外入为宰相，其势将复合为一。喜且自贺，以为道既已粗成，而果将有以发之也。既又反而思其向之所慕望爱悦之而不得见之者，盖有六人。今将往见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则又为之潸然{12}出涕以悲。呜呼，二人者不可复见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犹有四人也，则又以自解。思其止于四人也，则又汲汲{13}欲一识其面，以发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为天子之宰相，远方寒士{14}未可遽以言通于其前，余公、蔡公远者又在万里外，独执事在朝廷间，而其位差不甚贵，可以叫呼扳援{15}而闻之以言。而饥寒衰老之病，又痼{16}而留之，使不克自至于执事之庭。夫以慕望爱悦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见，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则四人之中，非其势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
执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窃自以为洵之知之特深，愈于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语约而意尽，不为巉刻斩绝{17}之言，而其锋不可犯。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自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18}。执事之文，纡馀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此三者，皆断然自为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长，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让{19}，有执事之态。陆贽之文，遗言措意，切近的当，有执事之实。而执事之才，又自有过人者。盖执事之文，非孟子、韩子之文，而欧阳子之文也。夫乐道人之善而不为谄者，以其人诚足以当之也。彼不知者，则以为誉人以求其悦己也。夫誉人以求其悦己，洵亦不为也，而其所以道执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执事之知其知我{20}也。
虽然，执事之名满于天下，虽不见其文，而固已知有欧阳子矣。而洵也，不幸堕在草野泥涂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而欲徒手奉咫尺之书，自托于执事，将使执事何从而知之，何从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学，生二十五年，始知读书，从士君子游。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厉行，以古人自期。而视与己同列者{21}，皆不胜己，则遂以为可矣。其后困益甚，然每取古人之文而读之，始觉其出言用意，与己大别。时复内顾，自思其才则又似夫不遂止于是而已者。由是尽烧曩时所为文数百篇，取《论语》《孟子》《韩子》及其他圣人、贤人之文，而兀然端坐{22}，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观于其外，而骇然以惊。及其久也，读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当然者，然犹未敢自出其言也。时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试出而书之，已而再三读之，浑浑乎觉其来之易矣。然犹未敢以为是也。近所为《洪范论》《史论》凡七篇，执事观其如何？嘻，区区而自言，不知者又将以为自誉以求人之知己也。惟执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注】
①内翰：唐宋时称翰林为“内翰”，这里指欧阳修，他当时任翰林学士。②执事：侍从左右的办事人员，旧时书信用为表敬套语，意谓不敢直接致函对方，而由其执事转达。③天子：指宋仁宗赵祯。④范公：范仲淹，字希文。⑤富公：富弼，字彦国。庆历三年（1043）任枢密副使（全国军事副长官），分掌北方、西方边防军事。⑥余公：余靖，字安道。庆历三年（1043）为右正言（谏官）。蔡公：蔡襄，字君谟。庆历三年（1043）为秘书丞、知谏院。⑦尹公：指尹洙，字师鲁。庆历初年以太常丞知泾州（今甘肃泾川），又以右司谏知渭州（今甘肃陇西），并兼任泾原路经略部署。⑧毛发丝粟：喻细小平凡。⑨度（duó夺）：忖度，估量。⑩忽忽：心绪愁乱的样子。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忽忽若有所亡。”{11}曩（nǎng囊上声）者：从前。{12}潸（shān删）然：流泪的样子。{13}汲汲：心情急切的样子。{14}远方寒士：作者自指。{15}扳（pān攀）援：攀附援引。{16}痼（gù固）：久病难治。{17}巉（chán蝉）刻斩绝：形容文辞锐利尖刻。{18}迫视：就近看。{19}仰揖让：形容文章的结构既有变化又严谨有序。揖让，宾主相见的礼仪。{20}知其知我：意谓知道我是您的知己。其，指代作者苏洵自己。我，指代欧阳修。{21}同列者：地位相同的人。这里指一起读书的人。{22}兀（wù务）然端坐：形容读书时用心认真的神态。兀然，稳坐不动的样子。
苏洵的《嘉祐集》中收有写给欧阳修的书信共五封，本文是其中的第一封，故称“第一书”。苏洵上欧阳修书共有五篇，以第一篇最为知名。此书作于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当时作者由四川地方官张方平等人推举，携带了苏轼、苏辙二子一同上京赴试。他上书刚任翰林学士不久的欧阳修陈述渴慕之情，希望能够得到他的赏识和荐引。此时苏洵乃一介布衣，而欧阳修早已名扬天下，位居显要，可见行文措辞颇为不易。然而这封信却毫无摇尾乞怜之状，苏洵写得洋洋洒洒，举重若轻，不卑不亢地推荐自己，既周详精细，又委婉得体。
文首从“贤人君子之处于世，合必离，离必合”说起，列举叙述欧阳修等人的情况。既处处与自己道的成与未成、用世的进退出处有关，又时时映带出自己的慕望爱悦之情、汲汲求识之意。这样落笔一来可以避免在信一开始便作自我介绍或提出请求的唐突，使文意委婉而不露；二来在堂皇正大的议题中带出自己十年思贤养心的经历、感受，不仅气势阔大纵放，而且亲切自然；三来为以下对欧阳修的称许和希望得到他的赏识，作了很好的铺垫。
在铺垫充分以后，苏洵欲扬先抑，先排除已故的范仲淹、尹洙二公，又排除为天子宰相的富弼，以及远在千里之外、不便通言的余靖、蔡襄三公，最终点出只有欧阳公才是唯一“可以叫呼扳援而闻之以言”的人，这既是上文纵论六人离合的归结，同时又是作者之所以要给欧阳修写这封信的一个重要原因——希望能得到欧阳修的荐引。
文章后一部分继承上文，因为有求于欧阳修，自然要说些恭维的好话。不过苏洵极有分寸，他先从欧阳修的文章入手，自称是“洵之知之特深”，博取好感，而后采取反复对比、映照、烘托，称赞孟子和韩愈的文章，与欧文并列比较，突出了欧文的委婉曲折，从容不迫。可以说是用迂回方式对欧阳修文章作了极高评价。
在推崇后，作者又提出誉人求“悦己”和“知我”的区别，自己以后者自居，虽然有自我表白的意思，但也很能反映出苏洵耿直无阿附之意的个性和行文运思的周密详备，无懈可击。信直到最后，才转入自我介绍的正题，将自己道之初成所经历的三个阶段写得十分精练概括，不仅真实可信，而且生动形象。末句，作者一方面用“嘻！区区而自言，不知者又将以为自誉以求人之知己”的自嘲来总结。以“惟执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一语结束全文，再次点明写给目的，真是天衣无缝，手法何等高明！
后人评论
茅坤《唐宋八大家·苏文公文钞》卷三：“此书凡三段，一段历叙诸君子之离合，见己慕望之切；二段称欧公之文，见己知公之深；三段自叙平生经历，欲欧阳公之知之也。而情事婉曲周折，何等意气，何等风神！”
张益州画像记
至和元年秋，蜀人传言，有寇至边。边军夜呼，野无居人。妖言流闻，京师震惊。方命择帅，天子曰：“毋养乱，毋助变！众言朋兴，朕志自定。外乱不足，变且中起。既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竞。惟朕一二大吏，孰为能处兹文武之间，其命往抚朕师？”乃推曰：“张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亲辞，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归屯军，撤守备，使谓郡县：“寇来在吾，无尔劳苦。”明年正月朔旦①，蜀人相庆如他日，遂以无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于净众寺。公不能禁。
眉阳苏洵言于众曰：“未乱易治也，既乱易治也。有乱之萌，无乱之形，是谓将乱。将乱难治：不可以有乱急，亦不可以无乱弛。惟是元年之秋，如器之欹②，未坠于地。惟尔张公，安坐于其旁，颜色不变，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无矜容。为天子牧小民不倦，惟尔张公。尔繄③以生，惟尔父母。且公尝为我言：‘民无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变，于是待之以待盗贼之意，而绳之以绳盗贼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砧斧令④，于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赖之身，而弃之于盗贼，故每每大乱。夫约之以礼，驱之以法，惟蜀人为易。至于急之而生变，虽齐鲁亦然。吾以齐鲁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齐鲁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于法律之外，以威劫齐民，吾不忍为也！’呜呼！爱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见也。”皆再拜稽首曰：“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