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援助外交。进入20世纪60－70年代，日本经济飞速发展，对原材料进口的依赖越来越大，同时，开始图谋政治大国地位。出于以上动因，日本逐步将东南亚国家视为援助外交的重点，以期重返东南亚，增强它在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影响。为此，日本开始调整其对外援助政策。
1977年3月，福田纠夫首相访问东盟国家途中在马尼拉发表的“福田主义”，就是其对外援助政策调整的集中表现。福田代表日本政府宣布，日本决不做军事大国；日本将从“对等的合作者”的立场出发，为东南亚地区的和平和繁荣做贡献；为此，日本将向东盟国家提供10亿美元的援助；同东南亚国家开展“心与心相接触”的文化交流。1978年7月，福田首相在波恩举行的西方首脑会议上宣布，日本将在1978年到1980年的3年间实现ODA倍增。据统计，60年代初，日本每年的ODA总额约为1亿美元，到1970年则猛增至18.24亿美元，1991年以来，日本政府开发援助每年居世界援助国之首，几乎占世界ODA总额的20%。310
可以说，日本对东南亚国家的援助外交较为成功地改善了它在当地的不良形象，改变了有关国家对于日本的态度，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那样：“日本的首脑到东南亚诸国正式访问的时候，所受到的异常热烈的欢迎的背后，是对经济协力的期待”311以日本对柬埔寨的援助为例，柬埔寨由于长期战乱，经济落后，百废待兴，人民生活贫困。在短期内要想恢复经济和重建国家，没有大量的资金支持是不可能实现的。日本的经济援助有力地推动了柬埔寨的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对柬埔寨消除贫困和地区差距、保护环境、支援农业开发和市场经济发展等诸多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为柬埔寨带来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同时，日本的经济援助树立了它在柬埔寨的良好形象。由于对柬经济援助以经济技术合作和无偿援助为主，大大减轻了柬埔寨的外债负担，日本取得了柬埔寨政府和人民的好感和信赖。为表示对日本援助的重视，柬埔寨政府于2003年4月4日发行使用的500元柬币面额的新钞上，印着由日本无偿援助建设的基若那大桥的雄伟景象。首相云升表示，这是为了庆祝柬日建交50周年。312
二、积极参与国际组织事务。二战以来，日本因为其战败国身份一直无法在国际社会获得足够的政治影响力。即使是在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之后，日本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的角色依然乏味可陈，被国内的政治家讥笑为“经济一流”、“政治三流”的“小脑袋恐龙”313。20世纪80年代，为了改变“政治侏儒”的形象，日本加速了迈向政治大国的步伐，开始“第三次远航”，以扩大自己的国际影响，提高日本在世界政治中的发言权。在这一过程中，日本积极参与了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的各项活动，并试图提高在此类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增强驾驭国际制度的软实力。
虽然政治上天然的缺陷限制了日本在国际和平安全问题上的发言权，但是世界第二的经济实力给了日本另一条权力管道——通过雄厚的财力发挥国际作用，例如日本认捐了将近20％的联合国会费。另一方面，在环境保护、难民救援、军控与裁军、女权保障等领域积极发挥其资金和技术上优势的同时，日本政府积极支持日本官员担任国际组织的重要职务，如负责柬埔寨事务的前联合国特别代表明石康、前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绪方贞子等。这些官员在履行自身职责的同时，也为日本参与国际事务、增强国际影响力提供了便利条件。1992年6月15日，日本国会强行通过了《关于联合国维持国际和平合作法》（简称“PKO合作法”）和《关于派遣国际紧急救援助队法修正案》，突破了战后日本向海外派兵的政治禁忌，使日本迈出了军事力量重新走上海外的第一步。同年，日本正式向柬埔寨派遣了600名士兵和75名民事警察执行联合国维和任务，而当时主管柬埔寨事务的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正是日本籍官员明石康。从此，日本开始在亚洲、美洲、非洲和大洋洲参加联合国的维和、停战监督、难民救援等行动，并经常参与对灾区的重建工作。
近年来，日本积极支持和推动联合国的改革，争取赢得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为了方便联系联合国的协调工作并研究和制定出相应的政策，日本外务省增设了“联合国局”，全面负责日本的联合国外交。目前日本外务省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和日内瓦的工作人员以及在外务省负责这一项工作的职员总数接近400人，几乎占外务省1/10的编制，可见日本政府争取“入常”的决心。
在这些机构的推动和配合下，日本政府借助联合国改革的机会，表示支持联合国改革，特别是安理会的改革，并考虑日本加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要求。1992年12月11日，宫泽内阁向加利秘书长递交日本对安理会改革的意见书，表示日本“有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安理会恪尽职责”。之后，日本领导人多次在国际场合表达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意愿。2004年9月21日，小泉在联合国大会上作了题为《联合国的新时代》的发言，声称：“我国正在竞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我国当选之后将加倍努力，在全球贡献的基础上，在安理会发挥建设性、创造性作用。”
三、文化交流与传播。20世纪70年代，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后，日本政府意识到，要确立国家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仅仅依靠本国的经济力量远远不够，必须是日本的文化在世界上具有影响力和吸引力，否则“仅仅是一个徒具躯壳的大国而已。”314为提升软实力，日本首次提出“文化国家”的发展理念，力图把日本文化推广到全世界，对外要树立日本文化国家的形象。自此，作为一项对外文化战略，建立“文化国家”成为日本历届政府一大政治目标。
日本政府为此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大力开展文化交流。1972年，日本设立了国际文化交流基金会。它是由外务省管辖的、开展各项文化交流项目的特殊法人，后来成为了担负日本最早的国际文化交流枢纽作用的专门机构。该基金会的宗旨首要是，“生产、搜集、交换和分送资料，以向海外介绍日本文化，促进国际交流、其中包括书籍和其他印刷品、电影、幻灯、照片、录音机和磁带等其他视听材料”。例如，1973年，它资助了向外发行的34部电影和派遣海外的21名日语专家；1991年则资助了129部电影和204名日语专家。3151986年，日本文部省拨巨资设立了“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搭建对外文化交流、输出日本文化的国际舞台。在与各国开展艺术、体育等文化交流活动中，日本着力宣播本国的文化。它向世界表明，日本不仅可以向世界各国提供属于硬件的先进设备和巨额资金，还可以提供软件方面的东西。
其次，积极推广日语教育。基于语言伸展到哪里就会把它所负载的文化价值带到哪里的原理，日本政府把加强日语教育看作是向全世界传播日本文化、让世界了解日本的一个重要手段。日语的国际推广事业由外务省下属的国际交流基金会、文部省和邮政省三方共同承担。1989年日本政府成立了国际交流基金会日本语国际中心。该中心由基金会资助、同时接受文部省的业务指导。为推广和普及日语，日本政府还派遣本国国民赴世界各地建立日语学校，并在当地国家培训和招募日语教员，作为日本语国际中心的讲师。结果，日语学校在全世界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全球约有200万人在该中心的资助学校学习日语。
最后，重视留学生工作。1996年日本《教育白皮书》明确提出：“留学生交流……对促进国际理解、国际合作精神，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合作为其培养人才是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接受外国留学生赴日学习日本文化，加深对日本的理解、同情，并把日本文化（包括大和民族精神、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广播到全世界，为培养国际公众对日友好态度、赢得良好的国际舆论提供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日本政府把留学生看作是向世界传播日本文化的使者和实现日本文化走向世界较为便捷而有效的中介，深知留学生学成归国后，作为各国的精英，其态度不仅会影响到其本国的广大民众，也会直接或间接地到影响到其政府的对日政策。因此，留学生工作始终成为对外文化政策中重要的一环。
铁臂阿童木影响了一代人
日本的文化软实力的对外发散比较成功，它同时也促进了其相关产业的发展。日本的文化随着日本商品、尤其是文化产品，飞速向世界各地、尤其是东南亚国家和地区蔓延、渗透，如日式宗教、卡拉OK、茶道、柔道等。日本的电脑动画等新媒体艺术，已成为日本21世纪艺术文化的原动力之一。日本的动画片、漫画、电子游戏软件在亚洲地区颇受欢迎，一些动画人物，如铁臂阿童木、聪明的一休、樱桃小丸子等在周边国家可谓家喻户晓，不仅吸引了影响了整整一代人，而且引领了世界动漫设计趋势，使流行文化成为日本软实力提升的新动力。
客观而言，日本软实力从二战后至今获得了显著的提升，这可以从美国《时代周刊》在2007年3月公布的一份民意调查结果中得到验证：在接受调查的27个国家28,389名民众被问及心目中全球最受敬重国家时，日本得到高达54%的支持率，排名位居世界第一。316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二战后日本苦心经营和精心塑造的国家软实力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提升和认可。但是在亚太地区，特别是与日本相邻的东亚各国，日本的软实力却踯躅不前，甚至有所倒退。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
靖国神社：军国主义阴魂不散的象征
第一，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持暧昧态度。由于近现代日本的侵略而形成的历史问题，成为战后日本增进与东亚国家的关系和提升软实力的巨大障碍。战后初期，由于各国忙于处理国内问题，加上日本与许多国家尚未建立双边外交关系，因此历史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被搁置起来。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经济的起伏以及国内政治保守主义倾向的加强，日本很多政府要员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模糊甚至否认的态度，遭到世界各国特别是东亚邻国的强烈反对，成为严重的外交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文部省在审定中学教科书时，多次违背自己制定的“邻国条款”，允许否认或美化日本侵略史的书籍在日本发行。日本的首相、政要和大批国会议员每年都去参拜靖国神社。特别是小泉首相就任以来多次参拜靖国神社。日本舆论也为此进行辩护，将此说成是日本的“文化传统”。2007年3月，上台不久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发表谈话，企图否定慰安妇事实，最终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不得不为此道歉。所有这些都引发日本亚洲邻国的激愤。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矛盾作法，背离了日本总体外交战略的理念，已经导致日本的软实力在周边乃至世界范围大打折扣，使日本文化外交目标无法完全实现。
第二，日本文化本身具有狭隘性，缺乏文化的“普世性”。由于岛国特殊的地理环境，日本文化存在其不可避免的狭隘和偏执，许多文化特性让世人无法理解和接受。例如，“耻感文化”是日本文化最具特色的一种，它以耻辱感为主基调，人们往往以是否会遭到他人耻笑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人们考虑更多的是，如果做坏事不被他人发现，未受到舆论的评判，就没有必要自寻烦恼。耻感文化一方面发挥着从外部制约与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养成了日本人不知认罪的劣根性。317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日本人认为承认侵略，承认屠杀，无疑是摧毁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同时，日本文化中没有一个严格的善恶标准，它的价值观完全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在众多的日本神话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日本传统文化缺乏罪的观念，罪恶只不过是善良偶然出现的偏差。通过善意的对待和净化，罪恶可以转化为善良。善恶不分导致日本人把东条英机等二战甲级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里，导致日本人对于罪行并无诚心悔改。318在生死观上，日本人认为，无论人生前表现如何，也无论他是为何而死，怎么死，死去后就与生前的一切功过是非完全了断。死者即使劣迹斑斑，其罪行都可以饶恕，一笔勾销，不可再追究，以告慰在天之灵。正是这种生死观导致日本对侵略罪行的“健忘”，对战犯的“宽容”，以及对参拜靖国神社的认可。319
此外，日本在国际商业中推行的某些政策也损害了其软实力。例如，长期以来，日本一直以“科学研究”为名实施商业捕鲸。这一行为遭到了国际环保人士的强烈反对，即使是与日本友好的美国和欧洲国家政府都明确希望停止此类行动。但是，日本依然不顾国际舆论继续这项具有争议的商业政策。日本的上述行为，使它在国际社会，特别是推崇环保和动物保护的人们当中的形象蒙上阴影，软实力因此而受损。
（第六章 中国软实力剖析
中国既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又是一个处于现代化进程之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既拥有丰富的软实力资源，又还在软实力建设上存在诸多需要改善和提高的领域。本章将在和平崛起的大框架下，回顾中国软实力的历史变迁，研究其构成与不足，分析其特点和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