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当同学们坐在教室里考理论力学的时候，我和杨阳捂着肚子去看肠胃门诊。
大夫问怎么了，我们说昨晚吃了羊肉串后就开始拉肚子。大夫从抽屉里拿出两个小药盒和两根小木棍，让我们去厕所将自己的大便装进少许，准备化验。
我和杨阳走出门诊室，商量着怎么办。如果化验自己的大便，其结果无疑是健康状况良好、内火旺盛，但我们必须让大夫在化验过小药盒内的大便后，深信我们的肠胃在饱受疾病之苦，看来只有借花献佛了。
我走进厕所，打开第一个蹲坑的挡门，便池内空空如也，又打开第二个蹲坑的挡门，除了光滑如玉的便池外，仍无它物，于是我打开最后一个挡门，这个便池内留有一堆不知何人何时留下的身体秽物。我屏住呼吸，扭过脸，用小木棍在那堆不堪入目的东西中挑出一块儿，装进药盒。我眯着眼睛看了看，觉得数量略少了些，便又捏着小木棍挑出一块儿，装于药盒内，盖好盖儿。
我深信这样做能够让大夫化验出毛病，因为在肠胃科门前厕所大便的人一定是肚子有毛病，否则谁会在这种地方解决生理需要。
我见杨阳没有动手，便问：“你怎么不下手，是不是嫌恶心，要不然我帮你弄？”我伸手要他的药盒。
杨阳说：“我倒不是嫌恶心，我是怕咱俩挑一个人的屎会被大夫查出来。”
“那你不会兑点儿水，弄稀点儿吗？”
“不在于稀稠，关键问题是成分一样。”
“那你怎么办？”
“我再等等，看看还有没有人来拉屎，你先化验去吧，一会儿屎就干了—你看它已经开始变黑了。”杨阳指着便池内的那堆东西说。
“好吧，我先去了。”
“嗯。”
我把小药盒交给大夫，坐在椅子上等候。大夫拿着那个寄托了我的希望的小药盒走进化验室，我听到化验室中传来大夫的抱怨声：“怎么盛这么多呀！”
我心想，不多盛点儿能化验出病来吗！
片刻后，大夫带着化验结果走出来，将化验单摆在我面前说：“再不抓紧吃药就转成肠炎了！”
我看到化验单上面写满病症，心想：这泡屎的主人真够倒霉的，一下子得了这么多病。
大夫给我开出一大堆药物，并鉴于病情的严重，给我开了三天的病假条，三天后正好是材料力学考试。
大功告成后，我揣起假条走出诊室，见杨阳还在苦苦等待，便走上前说：“要不然想别的辙吧！”
杨阳语气坚决地说：“没事儿，我再等会儿。我就不信在咱们学校食堂吃饭没有不拉肚子的！
“都快十一点了。”我看了一眼表说，“先吃午饭吧！”
“好吧，吃完饭再来！”杨阳的信念没有丝毫动摇。
吃过午饭，杨阳违背了睡午觉的习惯，擦了擦嘴，买了一瓶矿泉水去校医院等别人拉屎了，目的仅是盛一小块儿而已。
晚饭前，杨阳心情沮丧地空手而归，这是一个一无所获的下午。
杨阳一头倒在我的床上说：“明天我一早就去！”
第二天，杨阳早早地起了床，睡眼惺忪地拿着小药盒前往校医院继续昨日没有完成的事业。我想，若杨阳将这种精神用在材料力学的复习上，及格一定不成问题。
中午，杨阳再次空手而归，他决定不再去盛别人的屎，而是要自己真的吃坏肚子，于是向我借了五十块钱，去找一家脏乱差的饭馆吃饭。
下午，杨阳神情憔悴却流露出成功的喜悦，他拿着假条从校医院蹒跚而回，连鞋都不脱，就一头倒在我的床上，气息微弱地说：“好汉禁不住三泡稀，我都五次了。”
正当我准备说一些祝贺杨阳成功的话时，他突然从床上跃起，抄起我床头的手纸直奔厕所，边跑边说：“我去做第二次英雄！”
周舟得知我办了缓考后气愤异常，指责我为什么不求上进，放任自流。我把具体情况向她做出说明，如果参加“理力”和“材力”的考试，那么我的不及格科目便会徒然增加两门，很可能我会因此而试读。
周舟说：“你为什么不能好好复习，把这两门考过呢？”
我说：“复习也没有用。”
“怎么没用？”周舟不解地问道。
“复习了也一点儿不会。”
“这怎么可能呢？”周舟问。
“我复习时虽然把眼睛盯在书上，但心里却充满对书中内容的排斥。”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学这些东西对我没有意义。”
“那你也应该去考一下，万一及格了呢？”
“没有万一，只有考一万次，一万次不及格。”
“你连去参加考试的勇气都没有！”周舟很是生气。
“不是没有勇气，是没有匹夫之勇。我走的是勇气同智慧相结合的道路，用句成语说，这叫做‘有勇有谋’。”
“可是你不可能永远不去考试。”
“学校不可能永远使学生对考试敬而远之，老师会想办法把学生引进考场的。”
“什么意思？”周舟一脸的疑惑。
“开学初有一次补考，在此之前有补习班，卷子上考什么老师就讲什么。”
“你为什么不早点儿说，白让我替你着急了。”
“我怕你知道了也不好好复习。”
“我才不会跟你同流合污，我得去教室复习了，明天还要考‘统计学’，你呢？”周舟认识我后虽然平时学习不再刻苦，却没有丢掉临阵磨枪的传统，而且颇有成效。
“当然是跟你学习了。”尽管办了两门缓考，但还有四门考试在等待着我。
虽然每位任课老师都要把一本极厚的教科书在五个月内讲完，但这些内容最终落实到期末试卷上不过是一百分的试题，薄薄的几张卷子而已，所以我没有把一本书全部搞懂的必要，只需掌握试卷上一百分中的六十分即可，也就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究竟何为精华呢，这个答案可以在往年的试卷中轻易找到。书中的重点内容对于每届学生来讲都是一样的，怎样才能突出这些重点内容，当然是在期末考试中予以考察，把重点内容转化成试题。老师除了对分房、评职称等切身事件表现出积极态度外，在出考试题上采用的是拿来主义，也就是把往届试卷在今年再用一遍，只是把已知变成求解内容，把求解变成已知条件，或是改改数据而已，有时甚至连数也不改，干脆照搬原题。所以，我只要将往年的试题一一搞懂，便可顺利通过考试。
老师为了限制及格率（总要有一些学生不及格才合情合理），不会将往年的试卷作为复习资料发放给学生，但每次考试期间，总会有各科目的往年试卷在同学中间流传，颇令老师们头痛。他们之中一些不懒惰的人会把试题稍作改动，但大多数老师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我之所以缓考“理力”和“材力”就是因为这两门课的老师出奇勤快，我分析了以往三年的试卷，发现内容均不一样，这就是他们的勤快所致。
没有被我放弃的四门考试是高等数学、普通物理、计算机绘图和毛泽东思想概论。
高数是基础课，全校学生都要学习，所以考高数前我时刻与周舟待在一起，遇到不懂的问题，总会有周舟给我讲解。如果周舟讲后我依然不明白，我就决定去教室外抽根烟。周舟会在这个时候拽住我的衣服死死不放，说：“坐下，我再给你讲一遍。”我只好身不由己地坐下，直到周舟颇费口舌地将问题给我讲明白。问题搞懂后，我也就不再有抽烟的想法，这正是周舟不厌其烦地给我讲题的目的所在。
周舟在我面前总是很谦虚地表现出我们的学习水平并驾齐驱，其实则不然。如果以成绩将学生划分为好中差三等的话，周舟毫无疑问地属于学习好的那类，而我会很有自知之明地走进差生行列。周舟之所以甘为底层，是出于体谅我的原因，怕我心有成见。其实周舟大可不必这样去做，我不像有些男生因为自己的学习成绩不如女朋友而无地自容。尽管我不去上课，经常抄作业，学习成绩一败涂地，但依然能够昂首挺胸地去女生楼找周舟并把她搂入怀中。我并不以学习成绩好为光荣，不好为可耻。学习成绩能证明什么呢，什么也证明不了，它仅仅是一个与你被现行教育制度压迫、同化的程度成正比的参数而已。
通过周舟煞费苦心的督促和微薄进取心的驱使，我居然鬼使神差般地在三天内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复习高数，并信心十足地走进考场，又胸有成竹地走出考场，没有随近一半人成绩不及格的波逐流。
另外三门考试也被我的努力和考前在各方面做出充分准备的共同作用下，一一通过。
期末考试过后，大家商量在宿舍内置办一台电脑，价钱平摊，每人一千块钱。
马杰对此事始终持热衷态度，他打着学习的旗号向他妈要了一千块钱，实则是为了玩游戏、看VCD（多数是毛片儿）、上网泡姑娘。
经过无数次的讨价还价、软磨硬泡、摆事实讲道理后，我们最终以五千七百元的价格攒了一台配置在当时还算领导潮流的机器，剩下的三百块钱雇了一辆黑车将电脑拉到学校，又在一外地男子手中购得WIN盗版盘一张，此外，还去撮了一顿。
尽管我们在吃得胃已至饱和、喝得神志已不甚清醒的情况下仍在不断地加菜，让服务员一瓶瓶地上啤酒，但还是剩下二十七块钱无论如何也花不出去。
张超凡建议用这些钱买软件盘，马杰说买游戏盘，赵迪说买两盆花净化空气，我和杨阳一致同意买CD，齐思新说去买毛片儿……不一而足，各抒己见。
当时居然谁也没有想到将这二十七块钱分了，每人四块五。
几天后，为了花掉这二十七块钱，我们又一同去吃羊肉串，吃得甚为尽兴。结账时，我们给了老板二十七块钱，他死死地揪住我们不放，说：“差他妈远了！”我们只得又凑出两个二十七块钱，才算了事。
暑假来临，大家并没有因为放假而离开学校。
张超凡为了学习留在学校，当我问到他还有什么可学的时候，他说要学的东西简直太多了，学习是没有止境的。马杰没有回家是为了可以不分昼夜地守在电脑前玩游戏、看毛片儿，在家里他妈每天都要让他用电脑帮着算账。赵迪留在学校是为了过小资生活，用电火锅煮面还卧鸡蛋，看得我一个劲儿地流口水，第二天我就去早市儿买了两斤鸡蛋，让赵迪下次煮面的时候捎带手给我卧两个。
宿舍用电有限制，每当赵迪煮面与马杰看毛片儿同步进行时，必会跳闸，导致电火锅和电脑同时停止了工作，其结果是赵迪皱着眉头吞下半生不熟的面条，马杰看到兴起时画面突然变成黑屏。为此，他俩争执不休，经过多方调节，两人最终达成这样一项议：马杰在每日早、中、晚的吃饭时间里停止使用电脑，以便保证赵迪能够用电火锅将面煮熟，但赵迪必须为此付出每次煮完面让马杰先吃一口的惨重代价。
齐思新留在学校，一是为了能有更多时间与佟小娅厮混在一起，佟小娅在学校报了一个英语口语班；二是因为我们的乐队成立了，齐思新作为鼓手加入乐队。据齐思新自己讲，他小学时曾在学校鼓号队敲过小军鼓，算是有些基础，至少比我们强。
杨阳在乐队中担任主唱和贝司，我负责节奏吉他，钟风也放假了，作为主音吉他加入乐队，我们就这样一拍即合。
为了找到一个可供排练的场地，我们几经询问，四方打探，最终在一栋十八层高的商品楼里租得地下室一间，房租二百五十元，四个人均摊。我们本想在学校附近租一间民房，但那些房主在得知房子将被我们用于乐队排练时，无不摇头摆手，连声说“NO”（久居大学周边，耳闻目染，当然会说些英语），因为以前曾有学生乐队租过这里的民房排练，搞得四周鸡飞狗跳，老人又哭又叫，妇女月经不调，小孩大便干燥，所以房主们对我们表现出坚决不可以的态度。
我们又从一支本校乐队手中购得二手乐器，价格低廉又适宜我们使用。这支乐队曾经在学校里声名显赫，如今成员们已经毕业，即将各奔东西，走上各自的道路。他们的主唱接过我们买乐器的钱，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趁现在能怎么玩就怎么玩吧！”
于是我们四人每天凑在一起反复排练，拾遗补阙，不断磨合。几周下来，颇见成效，周舟已经能够做到不堵耳朵走进我们的排练室了。
这期间，我完成了生命中的重要体验—我和周舟将爱情彻底进行到了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