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板桥这个人很奇怪，在民间他博得了很好的名声，比如说傲骨铮铮，淡泊名利，赈贫济孤等等，而在现代文人的笔下，郑板桥则是另一个样子，口是心非，贪婪好色，人品低下。
比如当代学者柯平先生就认为郑板桥是“一个复杂、矫饰、颇有城府，并且因爱说大话、言行相悖，因而总让人有些不大放心的家伙”，是“一个重叠着知名画师、色鬼、食客、道德楷模、时尚批评家等各种身份的复合体”。
孰是孰非，真是一言难尽。
不妨先从郑板桥的名言“难得糊涂”说起，近年来，有多人撰文认为郑板桥的“难得糊涂”只是虚伪的自我标榜，或者用来沽名钓誉诓骗世人的口号。理由是，郑板桥在许多事上不糊涂。
比如，在金钱上他就斤斤计较，很会算账和要价。
郑板桥卸任山东后，杭州太守吴作哲邀他作客，他在给堂弟郑墨写的信里说：“太守请酒一次，请游湖一次，送下程一次，送绸缎礼物一次，送银四十两。郑分司认族谊，请酒七八次，游湖两次，送银十六两。”人情来往，记得清清楚楚；
自古文人羞言利 ，郑板桥却把润格高高挂起。《板桥润格》的收费项目透露出商人的精明和现实：
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条幅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中心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帐。年老体倦，亦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
再比如说，郑板桥跑起官来。一点不糊涂。
他曾刻意拍过马屁的人，一个是卢见曾，即纪晓岚的亲家。当时，卢见曾是两淮盐运使。对扬州的这位实权派人物，郑板桥写了几首吹捧的诗，将卢见曾比作李白、杜甫，并诉说了自己多年不仕的牢骚。当时卢见曾正被“江南盐政案”弄得焦头烂额，也就无法顾及他。
另一个郑板桥“巴结”的对象是乾隆的叔父、慎郡王允禧，结识允禧那年，郑板桥33岁，允禧15岁。在17年之后，郑板桥终于在允禧的斡旋下，得到山东范县县令一职，在任上，他为允禧编了两部诗集，并撰写了跋文，在跋文中，他极尽溢美之辞，说允禧写诗如岳飞用兵，诗文和杜甫、韩愈、王维、杜牧有得一拼。
追根溯源，郑板桥的“难得糊涂”，本是他的即兴发挥。他在山东任职时，借宿于一位自称“糊涂老人”的老人家中，老人请郑板桥题字，他借老人名号写下这四字，并不无炫耀地在后面盖了“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的方印，老人也提了一句话，盖了一个“院试第一、乡试第二、殿试第三”的印，郑板桥大惭，又提笔补写：
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放一著，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
其实，在郑板桥的一生中，他并未标榜过自己是如何糊涂，宣传过什么“糊涂哲学”，相反，他为自己的过于清醒，看不透尘世名利而烦恼，“难得糊涂”只是他向往的境界而已。
他的清醒痛苦之一，是离不开钱，生活逼他爱钱，他却不爱有钱人。
未仕时的郑板桥过怕了穷日子，他父亲是一位穷困的私塾教师，他自己四岁丧母，二十三岁娶妻生子，二十六岁时无奈地走了父亲的老路，然而只持续了三年时间，他就辞馆回家了，这时他已有两女一子，可以想见其捉襟见肘的艰难生活。后来流落扬州时，在生活的重压下，他甚至拉下脸皮向诗友兼富商马秋玉求助。马秋玉也很慷慨，给他老家寄了二百两银票。第一个妻子病逝后，他续娶饶氏，还是江西名士程羽宸赞助的一千两银子。
想必落魄时，郑板桥常常被富人白眼相加，所以在他在潍县当县令的时候，县堂上常常会发生这样具有戏剧性的一幕，当那些靠钱买来秀才功名的监生，有事上报时，他眼睛一闭竟破口大骂：“驼钱骡，有何陈乞？”有时甚至令衙役脱下那些人的帽子用脚乱踩，或揪住头发往脸上涂墨，再将他们赶出去，极尽人格污辱之能事。一时富人忌惮，穷人欢呼(《清稗类钞》) 。“驼钱骡”这个骂人话，不知是不是郑板桥发明的，“驼着钱的畜生”，形象、恶毒、简洁，只有文人想得出。而更偏激的是，他平日判决官司，也是以贫富作为重要标准，穷人和富人打官司，富人肯定败诉。
客观的说，郑板桥这种带有明显“仇富情结”的办公，毫无公正可言。正是早年穷困与与怀才不遇的记忆，使他走上另一个极端。
虽然有几个富人给过他捐助，但对于整个富人群体，他是憎恶的，从这个角度上说，郑板桥确实一点都不糊涂，他是个报复心强的人，“宰”起富人来毫不含糊。
当时江西有位张真人，受皇帝召见进京，扬州的富商争相讨好他，请郑板桥下写对联送给张真人，由于张真人所要的对联尺幅甚大，郑板桥索价1000两，富商讨价还价为500两，哪知他写了“龙虎山中真宰相”的上联后就不肯写下联了，刻薄道：“原索一千金，君应五百金，所以只书上联一页。”富商只好凑齐银子，他才写了 “麒麟阁上活神仙”的下联。
对于贫苦百姓，郑板桥却乐意慷慨解囊，还是在徐珂《清稗类钞》中记载的，说郑板桥在山东潍县做官时，“尝作一大布囊，凡钱帛食物皆置其中，随取随用。或遇故人子弟及同里贫善之家，则倾与之。”据说他在离任时，把历年来的工资都捐给了当地百姓，回到家时，“囊橐萧然，图书数卷而已”。 (《重修扬州府志》第48卷)
郑板桥罢官回到老家之后，又回到原先未仕时的贫困状态，“两袖空空、逢人卖竹”是他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六十六岁时，他嫁二女儿，由于无钱作嫁妆，只画了一幅墨兰作陪嫁，还题了一首诗：
官罢囊空两袖寒，聊凭卖画佐朝餐。
最惭吴隐奁钱薄，赠尔春风几笔兰。
对于女儿出嫁，他没钱办嫁妆，心内极其惭愧。所以把润格高高挂起，明码标价卖画这事，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郑板桥的清醒痛苦之二是，想当官，却不适合当官。
郑板桥这一生，二十四岁中秀才，四十岁才中举人，四十四岁中进士，五十岁时才为范县县令。仅凭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天资聪颖、读书刻苦的郑板桥，在钻营求职上，是很笨拙的。从世俗角度来看，他根本不是当官的料，换一个家境稍好、擅长阿谀的家伙，恐怕早就平步青云了。考中进士后，郑板桥很兴奋，曾经写诗说“我亦终葵称进士，相逢丹桂状元郎”，喜悦之情溢于言表，然而，取得了“高学历”，没有后台和关系，只能在家“待业”，当官仍是遥不可及之事。
郑板桥与卢见曾、允禧的交往，动机确实不是那么单纯，但在当时的社会现实条件下，他这种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书生，改变穷窘生活的惟一途径只有当官，而对于一穷二白的郑板桥来说，发挥文人的长处，以诗文来博得权贵的青眼和推荐，是不二法门。
比如他有一首《呈长者》的诗：“桃花嫩汁捣来鲜，染得幽闺小样笺。欲寄情人羞自嫁，把诗烧入博山烟。”他把自己比作怀春欲嫁的少女，扭扭捏捏地向所谓的“长者”(其实是“掌权者”)投怀送抱，确也是无奈之举。
再说，郑板桥的和诗并非肉麻的一厢情愿。拿卢见曾来说，此人并非草包贪官，他一生不仅勤于吏治，“有吏才”，“爱才好士，擅长诗文”，“主东南文坛，一时称为海内宗匠”。当时郑板桥写诗来捧这样一个实权在握的“文坛小领袖”，也属正常。毕竟，我们不能忽视严酷的现实生活，来苛求郑板桥，连“安能摧眉折腰侍权贵”的李白，也拍过韩荆州的马屁呢。而且这卢见曾也看得起郑板桥，也曾写诗给他。
允禧虽然才气和名气没有卢见曾大，但他是郑板桥不折不扣的恩人。33岁穷困潦倒的郑板桥漂到京城，梦想着结交权贵，可权贵们哪里看得上他，是这位比他小18岁的小王爷识才爱才惜才，与他结为忘年莫逆之交，并在关键时候拉了他一把，圆了他的乌纱梦，否则，郑板桥怕要终身布衣，死不瞑目了。对于生命中的贵人，他如何感激都不过份，为对方编两本诗集，写个跋，也算不得什么。
然而郑板桥的性格中，有一种书生意气的成份，他是一个被情绪思维左右一生的人。从交友上就可看出他这一点，他曾在《自序》中说：板桥平生无不知已，无一知己。其诗文字画每为人爱，求索无休时，略不遂意，则怫然而去。故今日好，为弟兄，明日便成陌路。
对于朋友，他是一言不合，便成陌路，翻起脸来全凭心情，对于为官之道，也是如此，全凭心情和兴趣，前面讲到的凭成见办公、审案即是如此，所以，郑板桥没当官之前，他想当官，当上官之后，才觉得自己不适合当官。
郑板桥的官到底当得怎样？上司对他肯定是不满意的，“板桥性疏放不羁，以进士选范县令，日事诗酒；及调潍县，又如故，为上官所斥。”这是蒋宝龄《墨林今话》的一段文字，在上司眼里，郑板桥沉湎诗酒，完全是一幅不务正业的形象。
而在百姓心中，郑板桥体恤爱民堪称楷模。例如为了不惊扰百姓，他出巡时不打“回避”与“肃静” 的牌子，微服访贫，遇到穷困学子，他还自掏腰包搞点“希望工程”。
有一年黄河发大水，郑板桥所在的潍县也发生大饥荒，到了人吃人的地步。他冒着被上司处罚的风险擅自将官仓打开，连邻县的灾民也一起救济，而且还强令富人轮流煮粥，供灾民食用。秋季，百姓们无法归还粮食，郑板桥干脆让人把债券烧了。这段时间，他写了《孤儿行》、《逃荒行》、《还家行》记其事，并刻了一方名为“恨不得真满普天饥债”的图章，很有点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的味道。
所以，郑板桥离任之时，百姓恋恋不舍，“遮道挽留”，家家为他画像，并自发在潍城海岛寺为他建立了生祠。
郑板桥的不虚伪，还表现在他的向世俗礼教近乎挑战的坦诚。
郑板桥《兰竹》的题字，常被后人认为是郑板桥的狂妄的证明。
题字为：
掀天揭地之文，震电惊雷之字，呵神骂鬼之谈，无古无今之画，固不在寻常蹊径中也，未画以前，不立一格，既画以后，不留一格。
说他狂妄其实是误读了他。作为民间在野派画家，郑板桥藐视那种循规蹈矩的宫廷画师。他也不奢求常人理解和接受那种铿锵宏大的文字、斥神咒鬼的言论、古今皆无的绘画，因为这必须付出代价，这是一个没有知音的天才的愤激之语和真诚表白。
至于郑板桥《板桥自序》里说他的字画如何受到追捧，自述“凡王公大人，卿士大夫，骚人词伯，得其一片纸，只字书，皆珍惜藏庋”的描述，想必当时也是事实，如果不是，岂不徒留笑柄？纵观整篇《自序》，他还是比较谦虚、有自知之明的。比如他说，他小时候和普通人没啥两样，等长大了，相貌丑陋，人们都轻视他；别人都说他郑板桥读书善记，其实他是“笨鸟先飞”，记忆力只是一般，为了记书，把吃饭和会客的时间都用上了。
对于他人高捧他的文字接近唐宋诗文之类，他一律呵斥，说他的文字能留传后世就是清诗清文，如果不能流传，则清诗清文也算不上，何必附丽前人？
《板桥自序》里还有一段谈到他的性取向的话，也极坦诚：“酷嗜山水。又好色，尤多余桃口齿，及椒风弄儿之戏。”意思是他好女色，更好男色。郑板桥并不讳言他的“同志”倾向，他曾写了一首《赠裙郎》的诗，后来嫌这名字太出格，又换成了《柳梢青》，里面有“意暖情亲，眉梢有话，舌底生春。把酒偎人，斟又重斟，温又重温”的句子，就是写给他任县令时钟爱的男下属的，这位男下属会被不少诗词，不幸早夭。而同时代另一位大才子袁枚，也有这方面的嗜好。有一次，年过七十的郑板桥，对男色兴趣不减，曾乘着酒兴对袁枚说他如果有机会参与朝廷立法，就要做一件事。 袁枚问是什么事。郑板桥感叹：现在的衙门，动不动就对犯过失者打板子，那板子打在美少年臀部，美色岂不可惜？如果把板子打在背上就好了，所以要将“笞臀”改为“笞背”。此话一出，袁枚视之为知己，说：“其所以爱护金臀者，则真实获我心矣!”
清朝蒋宝龄《墨林今话》记载，郑板桥“不废声色，所得润笔钱随手辄尽”，他的钱很多都赏给他小帅哥，但是他对小帅哥们始终保持着异常清醒的态度，说自己又老又丑，他们都是为钱而来，一旦干涉正常政务，就将他们驱走。
据现代科学研究，同性恋者荷尔蒙分解出来一种叫费洛蒙的化学物质，使之产生性欲望，正是这种物质决定了性取向。
郑板桥是个同性恋，也没有什么，美国前总统林肯也是，照样不损他的伟大形象。好在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宽容并认可同性恋了。
总的来说，郑板桥这个人，很复杂，常常让人“犯糊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