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世英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副司令员张宗逊、赵寿山统率解放军第一、第二、第十八、第十九兵团。
四个兵团下辖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第七、第六十、第六十一、第六十二、第六十三、第六十四、第六十五，共十二个军，三十六个师的雄壮强大兵力，于1949年5月20日解放陕西省会西安市后，从7月12日起全面向西安以西国民党统治区发动歼灭性总进攻。扶（风）眉（眉县）战役胜利结束，歼灭胡宗南、王治岐4个军、4.3万余人，迫使胡宗南残兵败将窜逃秦岭以南，王治岐129军、周嘉彬120军、黄祖勋91军遭受重创后，各率残部狼狈逃入甘肃。这一战扫清了解放大军西进的道路。7月28日，在陕甘交界的固关镇，一举歼灭马步芳骑兵等14旅3700余人后，解放大军即长驱直入甘肃省境。7月30日及8月3日，相继解放了甘肃陇东、陇南重镇平凉、天水。解放军即以雷霆万钧之势直指甘肃省会——兰州市。
兰州是西北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交通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当时由于解放军大军压境，受战局影响极大。西北军政长官马步芳的兰州警备司令部的士兵荷枪实弹，充斥大街小巷、家庭院落、商号餐馆、戏院旅店，如入无人之境，他们以搜查中共地下党员、进步民主人士为名，大肆抢掠财物；军统、中统特务分子，更是嚣张跋扈，配合马步芳军警残害革命志士。
他们将西北重镇兰州城，弄得满城风云，硝烟笼罩，抓兵拉夫，催粮逼款，金城上下，鸡犬不宁。国民党政权在甘肃的统治中心兰州市，其残局已岌岌不可终日。国民党中央驻兰州的党、政、军、甘肃省参议会等机关，银行、报社、钱庄、富商以及官僚、军阀、大资本家、地主豪绅，均已纷纷席卷金银细软，扶老携幼，都向陇南武都、河西及青海西宁一带出逃。兰州顿时呈现慌乱，仿佛一座空城。
一、应变会议
1949年4月28日，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军政长官张治中将军，奉国民党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调令，离开兰州赴南京转北平，作为以国民党政府首席代表参加和平谈判。6月18日，国民政府行政院派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为代理西北军政长官（原系副长官，7月28日真除为长官）。6月，在全省人民的反对谴责声中，甘肃省政府主席（系副长官）郭寄峤悄然离兰，飞赴重庆。省政府主席由秘书长丁宜中代拆代行。
7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率领下，以摧枯拉朽、翻江倒海之势，向甘肃腹地大举全面逼进，迫使胡宗南残部潜逃秦岭、汉中，马继援部败退兰州，马鸿逵部龟缩宁夏。马步芳尚作垂死挣扎，集中全力企图在兰州负隅顽抗，他提出“保卫大西北，保卫家乡，保卫宗教，破产保产，拼命保命”五保口号，并以其嫡系部队第82军、第129军、新编骑兵军、新编步兵军共4军、下辖12个师及甘肃、青海地方保安团队，在兰州东岗镇、马家山、窦家山、沈家岭、狗娃（牙）山一线拉伕运料，加紧修筑防御工事，全力以赴地布署所谓“保卫兰州”战役。
甘肃省政府代主席丁宜中深感泰山压顶，黔驴技穷，妄图支持“山欲雨而风满楼”的穷途末日残破局面，于7月下旬在省政府后花园“船亭”召开了由各阶层人士参加的“应变”扩大会议，就省政府迁往何处的问题作了专题讨论。与会者就省政府迁往陇南、洮岷、武都一带还是迁往河西走廊问题，争论十分激烈，各持己见，互不相让，演至脸红耳赤，拍桌子甩茶杯僵持局面。席间，国民党中央军派系军长周嘉彬、黄祖勋及甘肃党、政领导人代主席丁宜中、民政厅长马继、地政局长何让、社会处长于衡达、省党部书记长陆锡光等人力主迁往河西。理由是西北有二马（马步芳、马鸿逵）的兵力在前面拼命保卫他们的老巢；河西又有中央军集结，必要时可退入新疆转印度赴广东，最后退入台湾。以地方军人和三青团派系军长王治歧、副军长蒋云台、东路游击司令鲁大昌、财政厅长寇永吉、建设厅长骆力学、教育厅长宋恪、兰州市警察局长郭庄、保安副司令王孔安及南方籍官员吕宗祐、刘望苏、王籍田等人坚持迁往武都，理由是洮岷、武都一带，储备丰富，地方兵力集中，地势险要，可以据守。必要时可退四川转向西南，最后赴广东去台湾。唯地方士绅、文人如杨思、张维、范振绪、水梓、慕寿祺、魏鸿发、裴建凖等人，则沉默寡言，持观望态度，心事重重，一言不发。马步芳派长官公署政工处处长上官业佑以“借名联系”为由参加了这次“应变会议”，实则来是监视言行，刺探动向，好在必要时采取反控制。
最后决议，甘肃省政府迁往河西。
这时的甘肃省政府，实际成了专为马步芳在兰州备战供应人、财、物的一个御用工具而已，一切行动听从马步芳命令，丝毫没一点主动权。会后，省政府代主席即命省属厅、处、局：①速呈报疏散人员名册；
②造送携带物资清册；
③清理档案，除其重要必须运出者外，其余留存，并将次要者部分焚毁。
省政府对不愿随逃职员，不论官职高低，一律发银元20元，小麦1.6斗（仓斗），予以遣散。当时省级公教人员，因货币贬值，物价飞涨，除原发薪俸外，每月按年龄补发仓斗小麦维持生活。补发标准分为三等，即年龄26岁以下补贴9.6升，26-30岁补贴1.28斗，31岁以上补贴1.6斗，这次遣散人员均最高发给，以示体恤。
二、二马争雄
1949年2月28日，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赴北平参加和平谈判后，长官由甘肃省政府主席（副长官）郭寄峤代理。对此一职，便成西北二马（青海省主席马步芳、宁夏省主席马鸿逵，当时二人均系副长官）角逐较量明争暗夺的焦点。5月5日，马鸿逵特地亲赴青海享堂小清真寺，与马步芳举行回教的“抱经”仪式，二人山盟海誓，互订盟约：“宁青不分，互相联盟，团结一致，保卫西北，保卫家乡，保卫宗教，誓死反共。”并商定由马鸿逵出面向南逃广州的国民党政府保荐马步芳出任西北军政长官；由马步芳保荐马鸿逵为副长官兼甘肃省政府主席。二马相互勾结，并以军事力量施加压力，逼走了代长官兼甘肃省主席郭寄峤。但马步芳被任命西北军政长官后，便产生了得陇望蜀、独霸西北的狼子野心，竟背信弃义，预谋由其子82军军长马继援出任甘肃省政府主席。马鸿逵多次走访马步芳试探实情，马步芳初则虚与应付，或王顾左右而言他，继则故意避不照面。为此，马鸿逵对马步芳恨之入骨，除将已出师陇东的宁夏兵团撤回外，并于7月2日飞往广州、台北向行政院长阎锡山和蒋介石告马步芳的御状。蒋介石为了利用西北二马为他卖命，于1949年5月27日任命马鸿逵为甘肃省政府主席。但终因二马矛盾日深，且兰州危在旦夕，马鸿逵未敢到职。
马步芳出任长官后，为了排除异己，拉拢地方势力，除大批更换异己，由其亲信爪牙担任专员、县长外，并派任鲁大昌等为各路游击司令，聘任地方进士、豪绅杨思、范振绪、水梓等为顾问。在更调专员、县长时，甘肃省政府只是奉马步芳手令办个例行公文的手续而已，绝不敢稍有延误。所有军、政、财一切大权，均由其嫡系冶成荣、马禄、马骥、赵珑控制。兰州市成了马步芳统治下的白色恐怖社会，甘肃省政府是由其任意驱使摆布的一具僵死的“应声虫”而已。
三、逃往河西
从1949年5月上旬开始，甘肃省政府即令所属单位派专人负责（并派有武装护送）将重要物资、档案、大烟土、卫生器械、进口药品及黄金、白银、银元等陆续运往武威县。8月10日，人民解放军以泰山压顶的绝对优势从东、南、西三面包围了兰州城。20日拂晓，全线发起攻击，22日，马步芳见大势已去，夹着残败覆灭的尾巴，灰溜溜地离兰逃至西宁，长官职务交由副长官刘任及其子马继援共同负责，马步芳于1949年8月27日，由西宁携带大批黄金及眷属飞逃重庆，转赴台湾。25日，守防兰州的马步芳军全线溃退，负责兰州战役的指挥官马继援于是日午夜从兰州狼狈逃命，经永登、互助逃至西宁。8月30日，又携带大批黄金及眷属飞逃重庆转赴台湾。8月26日，西北重镇兰州解放。
8月24日深夜，长官公署代长官刘任迫令甘肃省政府立即撤离兰州，前往武威。25日凌晨，省政府疏散人员齐集中山堂前，按单位分别乘吉普车、大卡车，由代主席丁宜中率领省府职员300余人逃往河西。途经十里店、河口时，黄河以南山区炮声隆隆，硝烟弥漫，有些炮弹落在黄河北公路地段爆炸，省政府是从枪口子底下逃走的。当晚住永登县政府及学校宿舍，26日到达武威。主要人员住第六区专员公署，中、下级职员分住武威县政府和武威师范学校。
当时从兰州逃出的人员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随代主席丁宜中西逃的有：民政厅长马继周、财政厅长寇永吉、建设厅长骆力学、教育厅长宋恪，省保安副司令王孔安、蔡呈祥，保安司令部参谋长崔世昌、田粮处处长吕宗祐、社会处长于衡达、地政局长何让、主计长朱煌及中、下级职员300余人。
随逃的省属其他单位的负责人有：甘肃省银行总经理刘望苏、副总经理张令琦、党家驹、省参议会副议长郭维屏、秘书长张开选、国民党甘肃省党部书记长陆锡光、《甘肃民国日报》社社长关洁民、中央社兰州分社主任唐雄、兰州市市长孙汝楠、兰州警察局局长郭庄、调统室主任（中统特务头子）王富国、前任武威专员张作谋、临洮（九区）专员何世英等及其随行人员，还有从已解放区逃出的县长等。
国民党中央驻兰机关的负责人有：甘、宁、青考铨处处长邓春膏、审计处处长王籍田、立法委员王董正、监察委员权少文等。
（二）逃往洮岷、武都一带并在以后宣布起义的有：甘肃省保安司令兼师管区司令周祥初、师管区副司令曹鼎、败退武都后宣布起义的的119军军长王治歧、副军长蒋云台等。
（三）逃往青海西宁的有：甘肃省参议会议长张维，原甘、宁、青考铨处处长水梓，立法委员段焯、朱贯三、凌子惟，监察委员曹启文等及在兰的高级知识分子和地方士绅等。其中曹启文、朱贯三、段焯出扁都口到酒泉乘飞机逃至重庆转赴台湾；张维、水梓、凌子惟及其他人员在兰州解放后返回兰州。
甘肃省政府迁驻武威后不久，解放军第二兵团及第一兵团第二军，在8月26日解放兰州后进军河西走廊。周嘉彬、黄祖勋的中央军早溃逃至山丹、张掖一带。地方团队潜逃入民勤。武威县城混乱无章，惊慌一片。丁宜中眼见形势恶化至极，便在专员公署召集逃至武威的中、下级职员300余人讲话，丁说：“省政府奉长官公署代长官刘任命令还要西迁至酒泉，不愿走的发资遣散。自找出路，与政府无关，愿走者不拒，………”并再次每人发给白洋20元，小麦1.6斗，作第二次遣散。这次遣散约200余人。在离武威经张掖至酒泉时，随行的职员约100人左右，武威专员傅子赍亦同行西逃。
在离武威时，省参议会副议长郭维屏、地政局长何让，自认为自己是大学教授，地政专家，人民政府会重用他们的，因此，留在武威，等待解放；兰州市市长孙汝楠因兰州有丰富财产，不愿再逃，调统室主任王富国率领一批特务分子，携带电台、武器和兰州市警察局侦缉大队长文殿杰等人迳赴民勤，扬言出沙漠转包头去找他们的总部。文殿杰在民勤被地方自卫队打死，王富国去向不明。郭、何、孙等于武威解放后返兰。
省政府在张掖住了两天，又奉命西上至酒泉，住在酒泉（第七区）专员公署。这时酒泉专员王维墉仍是花天酒地、醉生梦死；若无其事的冷眼观世事。一次在饭后间谈中，王对笔者说：“国民党腐烂到这个地步，谁也没有挽天之力救治这具僵尸，再说天塌下来有大个子撑着，关我们何事？咱们是摇笔杆子的货，供人驱使的听差，共产党来了，我回家当个顺民老百姓总是许可的。”此时，代长官刘任在仓皇逃至酒泉的途中，遭遇车祸，头部受伤。借故谢绝会客。9月22日晚，刘与120军军长周嘉彬、骑兵学校校长胡兢先及省党部书记长陆锡光、省社会处长于衡达，悄然偷乘专机飞逃重庆。
129军军长黄祖勋因未赶上飞机，在机场大哭一场，遂率少数随从向南方潜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