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8日西路军与马家军数万人在倪家营子苦战。击毙青海循化民团旅长韩志良、团长马中良，100师骑兵旅长马朴等。
2月21日西路军离开倪家营子东返。
2月25日西路军行至西洞堡，全歼尾追之敌宪兵团，击溃敌骑兵旅。缴枪1200余支和大批物资。陈昌浩又提出重返倪家营子，建立甘北根据地。徐向前提出了反对意见，但无济于事，西路军又返回倪家营子。
2月27日西路军再次被马家军包围在倪家营子，在此奋战9昼夜。
3月5日西路军总部及剩余部队3000多人突出重围向祁连山方向转移。
3月12日西路军在黎园口又遇敌人堵截。激战中我军再次受到重大损失。原红9军政委陈海松英勇牺牲。陈昌浩承认西路军遭到失败，向中央发出西路军危急的电报。中央随即以红4军、红28军、红31军、红32军及骑兵1个团组成援西军，任命刘伯承为司令员，声援西路军。任务是“调动二马，接出西路军，共返东岸，不可向西，因为现在已经明白西面是不能生存的。”
3月13日红30军88师师长熊厚发身负重伤，部队来到康隆寺。敌骑兵紧追不舍，战斗中264团、263团大部分战士壮烈牺牲。
3月14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石窝山召开紧急会议，决定：
陈昌浩、徐向前回陕北向中央汇报。剩余部队由李卓然、王树声、李先念等人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领导打游击。李先念负责军事领导，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部队组编三个支队。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率左支队西行。王树声、朱良才等率右支队连夜向康隆寺进发。毕占云、曾日三等率第三支队在祁连山中打游击。
3月15日第三支队与搜山之敌遭遇。曾日三和大部分同志在战斗中牺牲。张琴秋、王泉媛等女战士被俘，关进张掖的一间土房子。毕占云等少数人冲出包围向西前进。
3月16日红军女战士李文英、曾广兰等组织女红军在狱中开展反凌辱、反迫害斗争。
3月17日左支队收到中央、中央军委电报指示：主动游击战战争，独立争取自己的生存及发展。李先念、程世才、李天焕等首长看望身负重伤的88师师长熊厚发。他伤势极重，李先念等同意他的要求，留下党员介绍信，洗伤口用的盐和一点钱，和一个排的战士，掩护他打游击，设法回陕北。
3月23日熊师长指挥收拢在身边的100多名红军战士与敌人作战。他旧伤加新伤，与残暴的敌人战斗到最后一刻，壮烈牺牲，时年仅23岁。
3月31日原红9军军长孙玉清在酒泉观山口因伤得走不动而被捕，敌人抢走了所有物品，押解到团部关押（注：搜捕孙玉清军长的国民党军队团长茹大本于1959年被酒泉市人民法院判处死刑）。
4月周恩来派我党地下工作者张文彬等人到西宁了解并营救西路军被俘人员，见到了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张琴秋，看望了女俘。他要求女俘保护好自己，注重战争策略，争取回到党的怀抱，为抗日战争贡献力量。
4月7日中央军委致电左支队：“可以去新疆，已电彼接援”。
4月13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叶剑英：西路军左支队现有人900多，枪五六百，18日可抵敦煌。又指示他向顾祝同、朱少良交涉，左支队到敦煌后，马军不得为难。
4月15日西路军左支队到达肃北县苏来考克塞。黄火青等人找到了蒙古族向导诺尔布藏木。在向导带领下左支队经过戈布戈斯、哈龙乌苏（温泉）、大公岔脑，到达肃北县石包城。
4月16日西路军左支队从石包城走出祁连山，到达甘西平川，经清点全军903人。
4月22日西路军左支队到达安西县的磨菇台子。程世才军长对诺尔布藏木说：“付给你3个元宝，三两五钱黄金，作为部队在考克塞食用，你和艾仁青、诺尔布特力、巴图熬斯尔、熬斯仁等5家牧民羊、马、骆驼的价款，另外，送给你七九步枪一支、马一匹，作为带路的报酬，再给你一些返回的口粮。”诺尔布藏木回去后对亲友说：“红军是非常好的人，对人很关心很和气。”
4月23日西路军左支队在安西县万佛峡得到道长郭元亨的帮助，送小麦二石四斗、黄米六斗、清油30斤、面粉200斤、硝盐40袋、羊20只、骡、马各1匹。部队离开时，程军长给他打了一个收条，并说：“我代表西路军左支队全体指战员向您表示衷心的感谢，不久的将来，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一定会胜利，这张便条请您妥善保存，所借粮、油等物，等革命胜利后后如数归还”。
4月24日西路军在安西县十二村召开会议，决定攻打安西县城。其不知马步芳早已通电河西各地驻军做好准备，左支队攻打安西没成功，反被敌人包围。
4月25日凌晨左支队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迅速突围，甩掉敌人西进。突围战斗中左支队政治部主任钟立彬壮烈牺牲。
4月26日左支队经过一夜急行军到达白墩子，正要做饭。水还没烧开，敌人骑兵又追了上来。程军长指挥部队作战。李先念带领部队向红柳园子转移。下午，敌人又追到红柳园子激战3个小时。
师长刘雄武身负重伤，下落不明。左支队兵分几路突出重围，向星星峡方向前进。
同日左支队先头部队268团团长杨秀坤、政委刘庆南、参谋长饶子健等50多名指战员首先到达星星峡山口。远远望见山头上有两个哨兵。经商议，饶子健单枪匹马直奔星星峡山口，哨兵喝问：
“哪一部分的？”“中国工农红军”！饶子健大声回答。新疆边务处星星峡主任王效典接待饶子健，并通知268团和后续部队进驻星星峡。
团长杨秀坤与新疆督办盛世才通了长途电话，盛当时思想比较进步，指示：1、你们要讲红军大部队进疆，因哈密警备司令尧乐博士（星星峡驻军上司）反对红军进疆。因此，说人少不足以使之畏惧。2、要打仗，消灭尧乐博士。3、我方即用飞机送弹药和食品供应红军。
4月29日新疆边务处派出两辆汽车，车上插着红旗，装上饼干、水果、罐头到马莲井迎接左支队到来。
同日尧乐博士派副官乘皮卡蒲（小汽车）来星星峡，令红军缴械。经杨秀坤等领导研究决定：着营长曾玉良、周纯麟立即将这个副官处决，放士兵回去转告尧乐博士：“红军后续部队尚有几万人在进疆途中，谁要敢阻拦谁将被消灭。”尧乐博士不听警告，还带人马前来堵截，结果被红军打散，逃往青海去了。
4月30日西路军左支队400多人全部到达星星峡，完全脱离险境。
5月1日党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等带来40辆汽车，满载食品、药品、衣物到星星峡迎接西路军左支队。当天召开庆“五一”暨迎接西路军大会。陈云同志在大会上讲话，勉励大家“吸取教训，争取革命的更大胜利”。
5月4日西路军左支队从星星峡乘车出发，7日到达迪化（今乌鲁木齐）。全体人员编成四个大队和一个干部队，对外称“新兵营”。左支队官兵在这里学文化、学军事、政治，还学习了炮兵、无线电通讯、坦克、航空等一些专业技术。抗日战争时，他们陆续返回了陕北等根据地。
5月17日敌团长马忠义将在酒泉被捕的红九军军长孙玉清从酒泉押解到西宁，被马步芳杀害了。孙玉清就义时年仅27岁。
7月1日张琴秋、关仲廉、陶万荣借机逃出西宁，但不能完全自由。
7月24日徐向前总指挥历尽千辛回到延安。
7月28日张琴秋等人乘车路过平凉，见到援西军采购员，急忙写纸条通知援西军营救。但错过了时机未实现。
7月29日谢觉哉飞往兰州任八路军驻兰办事处党代表。
8月1日谢觉哉在五泉山宴请高金城，委以重任，让高在河西走廊创办福音堂（医院）为掩护，营救西路军失散人员。
8月14日张琴秋等人被押送到南京感化院。周恩来派矛盾夫人孔德让等人前去看望。
8月18日周恩来、叶剑英、童小鹏在南京见到张琴秋等“政治犯”，周恩来说：“可找到你们了，从西宁到西安、从西安到南京才找到你们”。叶剑英给张琴秋一个纸条，告诉她，几天后会有人接她们出去。
8月25日张文彬等人接张琴秋等人到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
几天后在杨之华等人陪同下回到了延安。
8月底陈昌浩回到延安。
9月陈昌浩向党中央写出了《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
9月23日彭加伦向中央写了《关于兰州工作报告》，报告中说：由青海押到兰州的西路军被俘人员共两批，2000多人。但经协商，要不回来。贺耀祖推说他力所不及。
11月中央在延安召开会议检讨陈昌浩的错误，会议由总书记张闻天主持。参加会议的还有党校、抗大等学员和机关干部500多人。因陈昌浩从鄂、豫、皖到川、陕及长征路上一直是张国焘副手，所以批评重点很快转到了张国焘身上。
注：西路军失败后，年仅30岁的最高领导者陈昌浩，在石窝山会上看到干部们都流泪，自己也哭了。西路军的失败，意味着陈的军事生涯和政治前途的结束。1939年8月27日陈随周恩来乘飞机去苏联看病。1952年经中央同意归国。在长达10多年的异国他乡，陈和两个助手编写了《俄华大词典》。归国后任中央马列主义学院副教育长。1953年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1967年“文革”中陈昌浩戴着“张国焘走狗”的帽子去世。1977年，他的追悼会在北京召开，主持筹办的是谢觉哉夫人王定国。曾任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有个批示：“陈昌浩同志犯过严重错误，但人死了，说什么‘忠实走狗不妥’”。从这以后，正式出版的书籍如《军事大百科全书》、《中国共产党历史》等都不再把西路军和张国焘路线挂在一起。
12月24日李先念等西路军军师级干部从乌鲁木齐乘飞机到达兰州。
12月26日李先念一行从兰州乘汽车回延安。毛泽东接见他们时指出：“西路军是失败了，但是并不等于说西路军的广大干部战士没有努力，他们是英勇顽强的”。
参阅资料：
①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央党史出版社1991年。
②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
③程世才：《悲壮的历程》，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
④李天焕：《气壮山河》同上。
⑤郭文韬、王令强：《地狱归来》，见《中华英烈》1990年1期。
⑥李敏杰：《从“胜利者”手中查获的罪证——红军西路军烈士首级照片考》，见《中华英烈》1990年2期。
⑦董汉河：《李先念与邓小平、陈云、胡耀邦关心西路军问题》，见《党的建设》1999年4期。
⑧幽燕：《中国女兵档案》，长城出版社1999年《西路悲歌：
魂绕千古》，见《青年文学家》1996年9—10期。
⑨张松连：《西北1936：重建根据地的艰辛——红军向张学良借款西征的来由及其它》，见《军事史林》1999年11期；《王泉媛——血雨腥风一女杰》，《瞭望》杂志出版社1986年。
（《甘肃文史》2004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