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惠科
明清时代，山西商人全方位的创造了晋商文化，使山西成为全国的首富之省，他们的市场遍及全国，远涉海外。周边十多个国家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迹。
山西商人称雄天下，饮誉世界，执中国商业、金融业之牛耳达五百年之久，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创造了我国商业史上最光辉的一页，同时也留下了经商的宝贵经验和历史文化遗产。
晋商足迹遍全国，尤以西北各省为最。甘肃、青海、宁夏等省在清代到民国间，商务为晋商所把持，晋商一度曾握西北商业之大权。他们主要经营以皮毛、药材为主的出口商务，运送皮毛等至天津，转售欧美洋行。百姓所需的百货、日杂等类商品，基本上也由晋商经营。
晋商在西北经济上取得举足轻重的地位，实非易事。在开拓出口商务中，作出了重大的拼搏与牺牲。他们少小弃乡，远离父母，跋涉千万里，面对险恶环境，受尽人间之苦，用血和汗的代价，做商战之先锋，奋力经营出口商务，对改善西北人民的生活，繁荣西北经济起了积极的作用，昔日三晋之富庶，也与之有切肤关系。晋商经营偌大的西北出口商务，其实也只不过是为出口提供货源而已，他们自己不面对国外客户，更不经手办理一切有关出口手续，而是将出口物资运到天津，售予外国洋行。外蒙独立（1926年）前，西北每年出口金额在6000万元以上。外蒙独立后，加之各种因素的影响，出口渐呈衰退之势，到1937年“七七事变”时，作为一个商帮，晋商结束了其在西北的历史使命。
本篇着重介绍在甘肃的出口商务活动。
中国出口羊毛，质量最优者皆出自甘肃，其羊毛特别适合欧美市场的需要。甘肃皮毛出口始自1914年。山西商人（多是祁县、太谷人）当时操纵着陇上的皮毛出口市场。主要商号有瑞凝霞、步云祥、大德源、德顺成、同盛德、义成昌、德兴旺、义源祥、乾源商行和兰州的山西钱庄等，其中有些商号兼营杂货业，各号资本在16万至60万元之间。晋商中的瑞凝霞、步云祥两家经营皮毛历史最为悠久，经营额也最大。
1920年京绥铁路通集宁时，英国新泰兴、仁记、平和、聚利等洋行在兰州设庄收购羊毛。这时晋商与英商互为利用。晋商不仅在兰州代为收购，还在外地设庄收购，如德生合、同顺合在临夏设庄；德兴旺、世诚和、义成昌、瑞凝霞、天德玉、协成裕在青海的西宁、贵德等地设庄。他们收购皮毛后，利用洋行享有的特权税票，或当地转售洋行，或运天津售给洋行，遂使兰州皮毛市场盛极一时。
晋商除拥有兰州羊毛贸易中心外，在我省河西尚有永登、永昌、张掖、酒泉四个集中市场，出口量也是相当大的。各洋行相率在各集中市场设庄，派员赴各产地收购。同时，外省毛商也于各集中市场设庄收购。外省毛商有山西帮、陕西帮、河北帮和宁夏帮。除山西帮外，其它各帮商号多属小资本经营，不能左右市场，也无组织出口能力。1931年以后，洋商已无法与晋商较量，又因时局未靖，外商纷纷撤庄而去，兰州和四个集中市场几乎全都由晋商控制。
在永登县有晋商五家：天成福、永昌明、德义昌、德运协、天成和，共资本64万元；永昌县有晋商六家：西发源、德协成、乾元，庆兴源、西北货栈、裕中，共资本128万元；张掖县有晋商五家：锦丰泰、三义成、万泰永、德协成、乾元共资本150万元；酒泉县有晋商六家：万成永、聚泰祥、义和成、三盛源、长记兴、德记，共资本110万元。这些商号除在本地收购外，还前往青海北部大通一带及嘉峪关以外各地收购，故永昌、张掖、酒泉三地为青海羊毛的交易中心。
在俄国革命和外蒙独立前，俄国、蒙古也有一部分皮毛运输到甘肃。俄蒙边境居民认为在甘肃市场上可得到优惠的价格。
永登、永昌、张掖、酒泉四个集中市场的羊毛出口量以1936年为例，分别为675吨、1552吨、2090吨、1580吨，总计5897吨。
至于全省出口量，据“七七事变”前统计，每年一般是：羊毛1.3万吨、驼毛500吨、马尾毛30吨、绵羊皮和山羊皮30万张，羔羊皮10万张、牛皮12万张。此外尚有大量狐、狼、山猫、貂、灰鼠、鼬鼠、豹、家猫、青海狗皮等皮货，连同药材、猪鬃等物资，出口总值多在2000万元以上。但因受国际市场和国内形势诸关系的影响，出口量时有波动。如1932、1933年因受国际市场萧条的影响，出口有所减少，出口总值分别为1463万元和1537万元。
至于输往天津的皮毛、药材，在兰州集中后首先要运到包头。
当时有水、陆、空运之分，其中以水运为主，系利用黄河运输。黄河由青海迤逦东流，至甘肃折而北，复向东行，因河流湍急多泥沙，且河底多石，不能行舟，交通工具全赖牛皮筏子，每筏可载货数千斤至五万公斤，顺流而至包头。每年二月底黄河解冻，筏运开始，至十月底结冰止。由兰州至包头需时二十四日至三十日，但不能逆流返行。货运包头后，筏要拆卸用马驮回。陆运系驼运，每年八月骆驼开始运货，至次年四月止，每运一趟需时四十余日。空运即空邮，凡出口贵重细毛皮货，一般多用邮包形式，每包重八公斤，空运至包头，然后输往天津。
（《甘肃文史》2007年第1期）
